国难·内迁·共同体：抗战时...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比较研究_赵飞飞.pdf

2022.4民国档案国难 内迁 共同体：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与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比较研究赵飞飞殷昭鲁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化教育界备受日军摧残。为保存民族文化血脉，进行文化抗战，中国大学开启了世所罕见的辗转迁移办学的历程，并为适应战时环境实行联合办学。地处西南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两个大学共同体，是抗战时期中国两处著名的学术中心。这两个大学共同体各具特色，在内迁动力、办学体制、国际交流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但差异中又彰显共性。从差异与共性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大学办学多样性、中外文化交流途径、大学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加深认识。关键词 西南联大华西坝五大学联合办学比较研究西南联合大学是全面抗战初期由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等院校在云南昆明组建而成。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是指抗战时期依托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共谋联合办学的五所教会大学，它们是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整个全面抗战时期，云南昆明和成都华西坝为备受日军铁蹄摧残的中国教育界提供了一方学术“净土”。两处大学共同体同样都是大师云集、学子繁茂、学术增进，铸就了中国学界文化抗战的不朽丰碑。近年来关于大学群体比较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多聚焦于西南联合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的比较。至于对同处西南大后方的西南联大和华西坝教会大学群的比较研究却付诸阙如。本文拟依据相关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期深化对大学与国家关系、中国大学办学多样性、中西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认识。一、内迁动力上的“奉命迁组”与“自主迁移”之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由此开始。但当时很多人对此事件的严重性后果估判并不够，胡适认为此事件“只是一次孤立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全局性的影响。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认为这是一起地方性事件，“日本的计划似乎还是蚕食中国，一时恐怕尚无鲸吞的准备”。但局势持续恶化，平津中国守军全面撤退，继之上海战事又起，国人这才意识到此非地方性事件，全面战争已经开始。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界而言，关于要不要迁校，什么时候迁校，往哪里迁，迁后以何种方式继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梁严冰：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比较研究，广东社会科学 2020年第3期；赵保全、罗承选：抗战时期大学共同体精神培育凝练之道基于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比较，重庆高教研究 2018年第4期；苗彦恺、陈锋正：从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比较看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的我国大学发展问题，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年第6期；陈海儒：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的不同境遇及原因分析，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巧宁、陈海儒：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甘肃社会科学 2011年第6期；等等。美 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蒋梦麟著：西潮，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史论94民国档案2022.4续办学，正如当时国人对局势的判断一样，也有一个逐渐认识而行动的过程。就整体而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是奉教育部命令联合组建西南联大，而华西坝的五所教会大学则出于自主选择联合办学。随着战区的不断扩大，教育部根据具体情况，制定 战时动员计划，规定战事发生时，战区以外各级学校，“应照常授课，不得自相惊扰，任意停课离散，或自行变更学则”；而战区内学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于战事发生时或战事逼近时期，准许其暂行停闭或迁移”，并令战区学校采取如下举措：“（1）将名册、账簿及重要仪器、图书等件，移藏于比较安全处所。（2）向所管教育行政机关，密商停闭时之善后办法。（3）暂行停闭之学校，应发给学生借读证书，以便学生自由择校借读”。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最先沦陷，而此两地的大专院校和师生人数极多，不是仅靠借读能够解决的。故教育部针对平津专科以上的学校专门制定办法，为了能够让学生完成学业，优秀教师能够继续教学，决定在湖南长沙和陕西西安等地各成立一所临时大学，并分别成立筹备委员会派员分赴长沙、西安积极筹备，以期早日开学。随之，教育部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开学时虽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但仍引来日机突然袭击，所幸轰炸并不严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截至同年11月20日，“到校旧生共一千一百二十人，内清华六三一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借读和新生共三三二人总数为一四五二人”。为节省开支，提高教育效率，长沙临时大学对三校共有学系实行归并，遂设四院十七系。南京陷落后，武汉告急，战事也紧逼长沙，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迁移。1938年1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按照教育部要求从长沙西迁至云南昆明。由于学校组织得当，师生齐心协力，于4月28日到达昆明，并奉命改校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恢复上课。从“临时大学”到“联合大学”，表明无论政府还是教育界对战争的持久性愈来愈明了，同时也有较长远的规划。为节省办学经费，教育部规定三所大学，经费自1938年1月起，“各支原校经常费或补助费之六成”，其中之四成作西南联合大学经费，二成作学生贷金及教职员救济金。因战争高校学生入学率减少，不能维持原有规模，政府根据实际需要，无论组织还是经费均予以紧缩，以节余经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学校师生之用，或办理其他必要高等教育事业。由此可见，西南联合大学从北京到长沙再到昆明，一路迁移都是遵照中央政府的命令，而且国民政府也积极为大学解决校舍、教室、图书馆等燃眉之急。华西坝教会大学群体的搬迁则与之不同。除了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以下简称华大）是抗战时期唯一没有迁校的教会大学外，其他四校均为外地迁入，齐鲁大学自济南迁往，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金女院）自南京迁往，燕京大学则迁自北平。若从成为战地沦陷区时间来看，地处北平的燕京大学最早，但却是迁蓉最晚的教会大学，直到1942年才落户华西坝。个中缘由除与日本对其政策有关外，亦与中国教会大学特殊的治理结构有很大关联。尽管中国的教会大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已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成为中国私立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第7页。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编：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一 总览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一 总览卷，第8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第11页。952022.4民国档案的一员，但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西方差会。中国的教会大学在国外都设有创建人会，这个机构是教会大学地产、建筑和设备的实际拥有者，名义上以一美元租金租赁给校董会。校董会是中国教会大学在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掌握和使用校产的权利，以及有批准新建系科、开设课程和选举任命校长和司库等权利，对大学的经济和人事负全责。校董会成员并不全是中国人，根据1928年2月大学院颁布的 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中国董事占全数的2/3左右，外籍校董人数虽较之前减少，但一定数量的外籍校董仍然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中外双重”治理体系使得教会大学在应变局势的策略和方法上与国立大学有所不同。前文提到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国立大学已遵政府命令南迁或西迁，同城的燕京大学要不要迁校，无论是大学校方还是远在美国的创建人会都未置可否。校务长司徒雷登在1937年7月31日的信中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下学年继续开学是否可能和明智，如果不能开学，如何善后教职员工，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无法回答。”司徒雷登对开学问题非常谨慎，在反复与在校成员讨论后，做出了燕大继续开办的决定。尽管燕大此前也曾多次参与过抗议日本侵略的示威活动，被日本视为重要障碍。但日本方面之所以没有占领或关闭燕大，主要还是忌惮其欧美背景。形势所迫，燕大不得不对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刺激或者误解”，与日军“尽可能地友好和合作”。为护校起见，燕大自立案后第一次挂起美国国旗。司徒雷登以校务长之职兼代校长，与日本占领军达成协议，允诺校内禁止学生参加反日活动。从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时间里，“燕大为留在华北地区的青年和不愿替日本占领者服务的大学教师提供了求学和工作的机会。30年代末，燕大的学生已近千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即封闭燕大，囚禁司徒雷登。重庆的燕大校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抗战大后方重新开办燕大。1942年2月8日，燕大校董会主席孔祥熙约集在重庆校董和前校董开会，正式决定在后方复学，并请文学院院长梅贻宝任筹备处主任。复校筹备工作最主要的问题是校址、校舍和经费来源，重庆、成都、桂林和兰州校友都希望燕大能落户各自城市。在多方权衡之下，燕大校董会最终选择成都华西坝，一方面驻成都四所教会大学（华大、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女院）给予热情邀请；另一方面四川省省长张群也表示愿意为燕大提供帮助。校舍租用美以美会的华美女子中学和启华小学，成都的文庙也允许燕大使用。经费方面，纽约的燕大创建人会、哈佛燕京学社、洛克菲勒基金会、英国庚款基金会等都继续提供经费，教育部拨专款7万元，还有众多校友的慷慨赞助，燕京大学就这样在“没有校园，没有校舍，甚至没有一本书或一个试管”的基础上，于1942年10月2日在成都正式开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处于首都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女院，情形与北平高校又不相同。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1937年8月13日进攻上海，战火继续向华东蔓延，8月15日日军开始对南京轰炸。教育部颁布的 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 规定，凡是受敌轻微袭击的学校应尽量维持开学，必要时可短暂停课。若战事已发生或逼近时，准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中央大学早在8月中旬就已着手西迁，各种设备、仪器皆装箱起运，同城的金陵大学不能不有所安排。尽管金大后来还是于10月4日开学了，但校长陈裕光还是未雨绸缪，积极为金大寻找新的落脚 司徒雷登致葛思德函（1937年7月31日），亚联董档第4系列中国教会大学档案，第359盒，第5528卷，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下文均出于此，不再注明）。美 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80页。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美 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第300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第3页。96民国档案2022.4点，早在8月20日他曾询问华大校长张凌高，问询在紧急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成都方面答复称：“欢迎金陵大学的师生前来。”虽获应允，但九十月间金大迟迟未动。其原因有二，一是南京局势暂时和缓，没有连续遭到日机的轰炸；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巨大的搬迁费用。陈裕光曾估算，“来回搬迁的费用将达六至七万美元”，这将使学校陷入财政危机当中。金陵大学本想在南京坚持到学期末，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上海市区11月12日沦陷，日军紧接着沿京沪铁路向南京逼近。教育部命令南京的学校于11月15日全部关闭，所有师生实行安全转移，金陵大学遂决心迁校。陈裕光11月16日再次致函张凌高，谈及南京的紧急形势，认为“继续留在南京是不明智的”。可见，迁校成都仍然是陈裕光的目标。金陵大学一路西迁备尝艰辛，先分批撤离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重庆、成都。由于局势紧迫，此时已经很难找到交通工具，金陵大学只好租用一家英国公司的轮船，分三批运送师生家属及部分设备至汉口。1938年3月1日，金陵大学在华西坝借华大校园开学。金女院本打算1937年9月4日开始秋季学期，但南京局势危急，金女院学生的父母很少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