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_许冲.pdf

书书书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5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 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中心许冲摘要:中共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非源自外发性的国际肇因，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对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的猜忌、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指责以及对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期冀，为起草工作既提供着由外而内的异域视角，亦提示着由此及彼的阐证路径。中共及时回应关切、郑重表达立场、反复阐证观点，饱含着对评价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相关原则、方法、观点的深刻思考，同时也有效推动了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功过等三大核心论题的“论证、阐述和概括”。中共此举，既有助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更有利于建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崭新形象，为助益于成功书写党的第二个重大历史决议，以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重要政治基础。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因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书写作者简介:许冲，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 mail:;广东 广州 51063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百年记忆建构研究”(22ADJ004)中图分类号:A811;J0 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1398(2023)01 0005 132021 年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 决议)正式通过 40 周年，对于中共而言，这是党的百年历史上第二次以中央名义就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在 决议起草过程中，中共“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并在历经起草、修改、讨论、完善以及中央会议审议通过的繁复过程后，成就了一份兼具“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经典文献”。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虽从文件起草过程、党的历史经验总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党史和国史研究的推进等维度进行收稿日期:2022 08 31龚育之:党史札记一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243、196 页。DOI:10.16067/ki.35-1049/c.2023.01.0026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 年第 1 期了有益探索，但多侧重于历史史实的线性爬梳和经验总结方法的抽象归纳，较少系统研辨来自“四面八方”的文件起草影响因素，特别是对其中着墨不多却考量再三的国际因素考察更是尚付阙如。众所周知，起草 决议涉及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与阐释，“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究其要义，“对待毛泽东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不单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缺少国际因素考量的 决议起草论题及其相关研究，恐将是难以想象，甚至是无法理解的。有鉴于此，本文就该论题作一简要探讨。一关切与考量:决议起草的多重外部语境作为一个将“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对于 决议是否写入国际问题，在起草之初就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一方面，国际问题直接涉及外交工作以及对某些国内问题的书写;另一方面，在写法上即便从正面写，最后也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在开始 决议起草之前，为说明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讲话的起草情况，胡乔木就曾转述邓小平对国际问题写作的类似担忧:国际上重视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讲法，不讲以为我们不关心，少讲容易使人不满，讲了还有可能被人利用。为此，胡乔木提醒 决议起草小组的成员:“不要涉及国际问题，我们答复不了。但国内问题包括我们的对外政策一定要讲清楚。”也就是说，在 决议中即便能够对国际问题秉笔直书，也恐将面临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但不容忽视的是，决议虽然可以回避对国际问题的直接评议，但就所涉历史、理论以及现实问题来看，它既不可能规避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漠视国际社会的关切，更不可能舍弃对外政策的考量。基于此，所谓 决议起草中必须考量的国际因素，并非针对具体的国际议题做出评价而论，却是源自国际社会对个中所涉重大论题的复杂认知和多重关切，以及中共根据内政外交需要所须因应的国际诉求和所应考量的政策方案。基于上述研判，并综合检视拨乱反正时期国际上的涉中舆论，首先被纳入 决议起草考量范围的域外关切，乃是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担忧。在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核心担忧，毫无疑问是能否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事实上，这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同情或者国际友谊，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多重考量。从 决议起草前后的中国政策背景看，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不仅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因此，能否确保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政治氛围，就成为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从内部来讲，“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从外部来看，相关成果主要包括陈东林: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国史研究的奠基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 年第 9 期;沙健孙:科学地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 纪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通过 30 周年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黄一兵:理论工作务虚会与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的起草 ，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4 期;宋月红: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李晓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7 年;李捷: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经典之作 重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夏春涛:从百年党史看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3 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684 页。胡耀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209 页。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09 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4 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 52 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 64 页。国际因素考量与中共历史决议书写7“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日本团体在讨论对华投资风险时，就曾发出两种声音:一是中国政局稳固，可放心投资;二是以段祺瑞政府时期对华贷款无法收回为鉴戒，现实地担心“四人帮”会卷土重来。因此，为切实贯彻对外开放政策，中共务须直面国际社会的两大关切:一是中国是否具有引进技术和资金的偿付能力，二是中国的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暨稳定性。与此同时，党内高层人事变动是否会造成权力斗争的外部印象，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收缩”或“后退”，以及动议起草中的 决议能否最终通过等种种担忧，也均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局势的研判。可见，安定团结因素确系中共起草 决议时务须倾听的“域外之音”，但它背后还潜藏着国际社会的“弦外之意”，也即是对评价中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猜疑。作为安定团结问题的重要肇因，它随即成为国际关切的第二个焦点。整体考量拨乱反正时期中共政治运行的逻辑，基本政治操作是先批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再起草、修改、审议和通过 决议，最后以此为基础召开党的十二大。其实，此举不仅是为了确认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犯了错误，而“四人帮”等是在犯罪，更在于划清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借以统一思想和集中全党力量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中共精心擘画的政治操作，实际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完全认可。只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无论是为天安门事件和刘少奇同志平反，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抑或推行旨在消除个人崇拜的政治举措(在全国范围内拆除毛主席塑像和挂像)等，无不在国际社会引发种种猜疑。单就邓小平在 决议起草阶段虑及之处，既有国际上“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的直接质问，也有对中国在搞“非毛化”的各种非议10，还有所谓“赫鲁晓夫时代又杀回”中国的胡乱猜测，甚至连港台报刊也大肆鼓噪“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对于国际社会的纵声喧哗，邓小平严正地指出:“国际上很关心”对毛泽东功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但存有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毛主席的两种声音，11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12。这就意味着，即便中共不打算起草 决议，也必须以“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因应国际社会的猜疑13。从本质上看，上述猜疑实属于历史向度的现实关切，更多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现实政策和政治走向的一种担忧，但这不代表他们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就毫无疑惑。其中，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多重误读而催生的所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论，也随即构成国际社会的第三重关切。胡乔木曾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是“千年不遇”的14。对此，国际上特别是一些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认知与中共多有分歧，并因政治理念冲突而屡加责问中方。101112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92 页。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 51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9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5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 123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754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72 页。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 ，党的文献2011 年第 3 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35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 474 页。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 ，党的文献2011 年第 3 期。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91 页。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 ，党的文献2011 年第 3 期。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修订本)，第 94 页。8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 2 3 年第 1 期在起草 决议期间，胡乔木反复告诫起草小组成员:国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既有“拥护”和“赞颂”的，也有“同情”和“惋惜”的，还有因其所谓以失败告终心生“失望”和“迷茫”的;具体来说，他们或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和劲头，是全世界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唯一在搞社会主义的(其他政党都在搞经济建设)，或是强调毛泽东借“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现实政治问题并力图加以解决，既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化”，又“铲除了官僚阶层”，所以是个具有“好的方面”和“好的理想”的“勇敢的尝试”。及至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时，原先因由国际反修和防修而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旗帜下的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们，不仅质疑“中国是否走到跟苏联一样的道路去”，甚至还指责“中国已经叛变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当中国彻底打倒“四人帮”，他们又再度指责世界工人运动的前途因此破灭了。客观而言，国际社会的诸种误解与责问，与中共过往的政治宣传和毛泽东的崇高威信也不无关系。所以，中共确有责任借起草 决议为契机，从历史、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正面的回应与解释，并藉此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现实的”和“理想的”力量。与此相对，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问题的核心关切，与欧洲左派小党及其知识分子的责问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