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_王向远.pdf

DOI:10 13796/j cnki 1001 5019 2023 01 004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王向远摘要:西方的东方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理论形态，并对中国的东方学产生了影响:一是在政治学法学层面上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二是在经济学层面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三是在历史文化学层面上的“东方停滞论”或“西方中心论”，四是在历史学考古学层面上提出的“丝绸之路”论。将这四种理论作为一个理论系统予以整体、动态的把握，可以看出其间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补充，体现了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基本判断与评价，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的东方学形成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成为中国东方学形成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对这一背景进行清理分析，是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及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也可以为东西方关系的重建提供学术上的参考。关键词:东方学;欧美东方学;中国东方学;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西方中心论;丝绸之路论中图分类号:K107 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019(2023)01 0030 09作者简介:王向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学研究院学术院长(广东 广州510420)。“东方学”起源于欧洲，是研究亚洲各国历史文化及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国际性学科，也是基于“东方西方”二元世界观的一种学术思想形态。中国的“东方学”有着悠久的学术积淀与研究传统，既是国学范围的扩大与延伸，也受到国外东方学的直接影响。其中，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形态对中国东方学影响最大:一是 18 世纪政治学法学上的“东方专制主义”论;二是 19 世纪经济学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三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文化观上的“东方停滞论”与“西方中心论”;四是 20 世纪初历史学考古学上的“丝绸之路”论。前三种是对东方世界负面的、否定的评价，第四种作为实证研究，既是对东方文化的肯定，也是对前三论的矫正。这四种理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矛盾统一的西方的东方观或“东方主义”思想系统。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降一百多年间，这些理论或直接从欧美或间接从日本陆续传入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东方学的形成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刺激与影响，成为中国东方学发生的外部背景。一、“东方专制主义”论与中国的东方学“东方专制主义”论是欧洲东方观和东方学的一个理论起点。按照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被普遍接受的关于“人”的本质界定，欧洲人对东方与西方的辨异必然会从政治层面上进行，因而“专制自由”的不同也被古希腊人视为“东方西方”之间的本质区别。欧洲关于“东方”及“东方专制主义”的观念虽在古希腊时代已经萌芽，却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发展成为一门作为学问形态的“东方学”。此后一直到 18 世纪约两千年漫长的时间里，古希腊人03参见王向远 西方的东方学及其功能属性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3 期;中国的“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东疆学刊 2013 年第 2 期;国史范围的扩大延伸与中国东方学的成立 ，学术界 2020 年第 1 期;中国“东方学”的起源、嬗变、形态与功能，人文杂志 2021 年第 6 期。关于“东方西方”或“欧罗巴亚细亚”二元世界观，亦即东方“专制”的话题基本上销声匿迹。这也许是因为罗马帝国及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欧洲近代的所谓“绝对主义”的君权统治，实际上都具有很明显的“专制”性质，他们也就没有立场来鄙夷“东方专制”了。直到 18 世纪，当欧洲工业革命取得成功，绝对主义的君主极权政体难以为继的时候，西方的思想界、知识界开始思考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国家，于是关于“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的话题再被提起。孟德斯鸠在法学层面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民主与专制的关系，黑格尔则在历史哲学层面上论证了“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全是奴隶”的“东方专制主义”形成的根源与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又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使用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将东方社会概括为“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这些关于东方的理论观念与欧洲东方学的兴起相辅相成，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材料，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理论支撑。受欧洲的东方学及“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东方学也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话题。在中国，“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话题本身就具有“东方学”的性质，因为它不是传统的“国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中西”的问题，而是“东方西方”的问题，亦即东方学的问题。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的“专制”一词指的是大臣的僭越、擅权，而不是君主或皇帝个人的独裁统治。而近代意义上的“专制”一词特指一种政治制度，是日本人使用固有的汉字词“专制”对英文“monarchies”的翻译，在理解界定上颇受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最早的日译本名为万法精理)的影响，而与古汉语中“专制”一词的含义大相径庭。早在 1870 年代，“专制”一词就在日本人的有关政论文章与著作中大量使用，例如，福泽谕吉 文明论概略(1875 年)一书中多处使用了“专制”“专制独裁”“专制政治”等概念，指的不仅是日本的传统政治，更是中国、朝鲜等东方国家的传统政体;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在江户艺术论浮世绘的鉴赏(1913 年)中多次使用“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指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幕府独裁政治。在中国，受福泽谕吉等日本学者的影响，早期启蒙思想家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国统志(1895年)中，使用了“专制”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君主的“一人专制”。接着，“专制”一词通过梁启超蒙的斯鸠之学说(1899 年)等文章，以及严复从英文翻译的孟德斯鸠法意(1904 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更大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本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凡是关心中国命运、立志变革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人不闻孟德斯鸠之名，无人不晓孟德斯鸠之学说。”从那以后，在政治层面进行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专制”就成为第一关键词。“专制”及“东方专制主义”问题成为东西方政体比较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也成为中国“东方学”的一个起点。“东方专制主义”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探讨，是中国东方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也是传统国学向现代东方学转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传统国学的立场上，是不会划分各种政体类型的，因为从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间的传统社会，虽历经改朝换代，但政体的基本结构与性质却无根本改变。而只有在东方学的立场上，只有在东西方的比较中，才能够将此称为“专制”或“专制主义”，否则它就是一种不言而喻、天经地义、不容反省的“天道”或“王政”。而自晚清时代以降，学界普遍从正面接受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对以荀子为代表的主张君主专制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秦代至清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是专制独裁皇帝，并从自由、民权的立场否定了君主专制。“东方专制主义”还成为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有力的理论武器，并为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体提供了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被纳入了当时展开的关于“东西方文明问题”的论争，把专制主义视为东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性，从整体上予以负面评价。到了 1930 年代后，随着苏俄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传入中国，“封建”一词由原本的君主对臣下封土封臣建国的“封建”，而演变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即介乎古代“奴隶社会”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种“封建社会”形态，与此相应，还出现了“封建君主专制”或“封建专制”这样的概念，并把中国秦代以后直至清朝的各历史阶段都归为“封建专制”时代。“封建专制主义”也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对象。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东方专制”及“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也显示了“东方学”作为一种13王向远:国外东方学的四种理论与中国东方学的发生许明龙:孟德斯鸠学说的传入及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影响 ，法国研究 1989 年第 1 期。学术思想形态所固有的两重性。一方面，“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它包含着一种价值观，一种价值判断，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介入功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正面接受“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发挥了社会批判、文化启蒙的功能;而在另一历史时期，人们否定和批判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体现了维护民族文化自尊与自豪的情感动机。但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功能与判断，必须拥有学术研究的依据才有价值和说服力。“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东方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归根到底需要回到它的学术研究属性。一切关于东方政治、政体的“专制”“专制主义”的判断，都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才能成立，都必须通过东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东方各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才能成立。当现实介入的动机相对弱化的时候，这种学术研究的功能就会相对得到强化。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从“东方专制”“东方专制主义”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都体现了东方学的视域与方法。有学者继承近代启蒙主义传统，对东方专制主义继续进行学术、学理的分析批判，并且得出了系统的、有学术价值的判断。也有学者认为“专制主义”其实并不只是东方的东西，西方也有专制和专制主义，并且比较西方及东方专制主义的特点，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特点是历史悠久、不断强化，“在实质上是一种一人之暴政的全民专制，不是少数人之暴政或多数人之暴政的阶级专制”。也有学者提出，要将“东方专制主义”作为一个理论系统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应回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及“东方专制主义”论，并且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世界历史 的观点继承和发展 东方专制主义 理论的，不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的确，谈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必须将马克思的相关论断纳入进来。如果说，孟德斯鸠、黑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分别是在法学与哲学层面上进行的，那么马克思的“东方专制主义”论则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上进行的，而且与他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理论之后产生的欧洲东方学的第二种理论形态，是“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两者不可分割。二、“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与中国的东方学“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其主要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位重要人物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约翰穆勒对东方社会经济的研究。马克思在 1859 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后来又在不同文章著作中多次论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当时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还在初步探索中，表述也不免粗略与笼统。同时，由于这个问题本身所涉及的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而且也是东方与西方社会经济形态及发展的不同道路等问题，故而在西方、苏俄、日本、中国等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长期的讨论与研究。同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更是一个属于“东方学”范畴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如同“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一样，事实上成为推动中国东方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动力与国际背景。但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东方学特别是作为中国东方学的一个概念和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起初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末中国兴起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正如后来有人所指出的，在当时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那场讨论“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当时有学者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独特的生产方式，中国社会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显然十分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这样的观点却被视为异端言论而遭到打压。此外，当时的权威观点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指涉的“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地理属23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1 期王海明:论专制主义(上、中、下)，吉首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13 期。叶剑锋:中国专制主义比较特征论析 ，理论学刊 2007 年第 2 期。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 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