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综述_刘济芳.pdf

第45卷 第1期临 沂 大 学 学 报2023年2月Vol.45 No.1JOURNAL OF LINYI UNIVERSITYFeb.2023前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错综复杂。首先，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文化可以通过语言呈现出来。罗常培先生曾经说过：“语言文字是民族的文化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1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使文化超越时间和空间世代相传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语言的发展可以促进文化的发展。其次，文化是语言的基础，世界上没有脱离文化存在的语言。文化对语言有规范和制约的作用，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和运用都要符合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发展也会促进语言的发展。因此，要学习和运用一种语言，必须学习该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成功的语言教学一定伴随着成功的文化教学，文化教学不到位，语言教学的效果也必定会受到影响。吕必松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经指出：“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不熟悉或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这类文化现象就成为理解和使用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要消除这些文化障碍，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就必须进行相关文化因素的教学。”2刘珣在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中说：“语言和文化都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都是人们出生以后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的。文化所具备的民族性、社会性、系统性以及不断发展的特点，语言也同样具备。一种文化不可能没有与之相应的语言；抽去文化内容，语言也不能独立存在。”3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开拓学生视野，加深对汉语文化的理解，提高其语言运用的能力”4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不被认知到被认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综述刘济芳（临沂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山东临沂276005）摘要：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对传播中国文化、提高学习者的汉语水平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汉语国际教育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起步期、发展期、高峰期和稳定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精品文化教材比例小，针对性不强，传统文化没有注重其传承性，立体化教材流于形式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快文化大纲建设，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继续开发立体化教材，强化地域性文化教材的开发等。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综述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23）01-0156-09DOI:10.13950/ki.jlu.2023.01.018收稿日期：2022-10-10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项目资助（21YH33B）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济芳（1975-），女，山东平邑人，临沂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中国传统文化。156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综述知、从不被关注到备受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开始初期，人们在给留学生“教什么”的问题上受当时苏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提出了“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的观点。5这个观点对我国的语言学界以及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以外，这时期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国当时的对外汉语教学。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又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流行于20世纪30-50年代。它重视语言本身的知识以及结构形式，不重视语言背后与语言密切相关的人们的心理、社会等其他因素研究。在这种国际语言理论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汉语教学是“结构型”教学，即主要讲授语言本体知识理论，只围绕语言本体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教学，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教学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汉语“结构型”教学模式逐渐显现出了其本身的局限性：学生进一步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学的词语没用，用的词语没学；上课时专业语言不会，影响学习和生活等。面对这些问题，对外汉语教学的教育工作者经过大量实践和思考，在以语言本体知识为主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强调对外汉语是实践汉语，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性”原则，这与50年代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打下了基础。实践性原则是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人们才能逐渐掌握一个个词语、一条条语法的使用语境，从而真正掌握一门语言。70年代，“实践性”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实践以及学生的社会实践对语言学习的作用，不过语言本体知识结构仍然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同一时期，世界语言学教学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70年代，功能教学法在西欧崛起70年代末功能法波及到对外汉语教学”6。功能教学法突破了以语言本身结构形式为主的结构主义，认为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功能教学法”契合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性”原则，并互相促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汉语教学80年代形成了“结构功能”相结合的模式，开始重视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形成规模的文化教学和研究开始了，有关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研究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汉语文化热”也逐渐兴起，对外汉语教学提出“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模式，汉语国际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这一时期开始，围绕着文化因素各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层出不穷，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一）最终确立了文化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并得到广泛认可；（二）对文化教材的编写、文化大纲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意见和建议；从9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对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的研究进入理性思考时期，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正如李晓琪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中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大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为起步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活跃期，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为稳定期。”7“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8，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是在对一157定跨文化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跨文化学习方法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编和组织一定范围的中国文化材料并对其进行规范化、系统化，作为用于跨文化教学的文化教学材料。文化教材是教师组织文化教学活动、学生学习文化的主要依据。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随着汉语国际教育所运用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法的变化而变化，其种类和数量与人们对文化教学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近年来，文化教材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刘士红将汉语国际教育中语言与文化教学分为四种类型：“纯汉语教学、纯中国文化教学、汉语教学（主）+中国文化教学（配）、中国文化教学（主）+汉语教学（配）”9，汉语国际教育教材也会相应地分为这几种，因而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张英认为，“所谓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指的是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精读教材、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教材等”，都不是文化教材。10笔者基本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文学、文化阅读读物经常被用于文化选修课或者实践课等，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很强的实用性，笔者认为也应该算作文化类教材。本文所有的统计和分析都基于这一标准。一、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分期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过程中，文化教材随着文化教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在出版发行的数量上也有体现。特别是2000年以后，种类繁多的文化教材先后出版发行，截至2022年，全球共出版发行文化教材718种。结合各方面因素，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的萌芽期。1958年国内出版了第一部正式的对外汉语教材邓懿等编著的汉语教科书。这部教材基于当时对外汉语界教师多年的教学实践，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代对外汉语教师教学实践与智慧的结晶。该教材采用了结构主义教育学的观点，把词汇教学和语法知识的讲授作为教学的重点；将对外汉语教学与对本民族的汉语教学进行了辨别区分，是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编写的基础和基石，基本确立了汉语国际教育语言类教材的语法体系（此体系基本沿用至今没有太大变化），对汉语国际教育教材语法的编写起到了开创性作用。此后直到80年代末，汉语国际教育的教材基本都是语言类教材，鲜少文化教材。这除了当时国际环境及教学法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多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对外汉语教材多由他们以及一线教师编写。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留学生的数量增长迅速，汉语国际教育对教材数量和种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文化教材也在需求范围之内。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1965年由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的，许德楠、张维编著的汉语读本。该教材介绍了中国一些著名的景点以及一些民族英雄、古代神话和寓言故事等，是专门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材。1979年的燕京风光，是当时北京语言学院为本校留学生编写并内部使用的，主要介绍了北京的著名景点，这是第一本为文化课程编写的文化教材读物，不能算是专门的文化教材。80年代以后，对外汉语教学形成了“结构功能”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也开始遵循结构和功能结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发展综述158合的原则，很多汉语课本中开始注重文化因素的融入。特别是北京语言学院为提高留学生的汉语水平，编写了一些简易汉语文学读物。这些简易汉语文学读物很多是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当代文选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也有一些介绍神话故事、民间故事的古代文化读物。这时期主要是院校内部使用编写了25种文化文学读物。（二）起步期1991-2000年是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材的起步期。汉语国际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进入学科大发展时期，留学生数量进一步增加，学术活动更加频繁，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汉语国际教育者逐渐采用“结构功能文化”相结合的原则，在教学、科研以及教材编写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1994年12月召开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座谈会，明确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定位以及承担的教学任务，为文化教学以及研究理清了思路。文化教学与研究在留学生教育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化教材编写也真正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文化教材有相当一部分是比较简易的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文化文学读物，如孟子的故事中国文化释疑中国文化读本等。这是因为90年代初期，人们对文化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化多样化，很多学者延续了80年代对文化的认知，仍然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是“交际文化”，是为语言教学服务的。“交际文化”的概念是张占一在1984年谈谈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中提出的。11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成为关于文化问题讨论最多影响也最大的观点之一。尽管1991年后学界针对文化教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例如王学松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层次说：“进一步看，如果提高了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层次，将会有助于提升留学生更高层面的交际，反过来对语言教学的课堂内外都会产生积极影响。”12但在一段时间内，对汉语国际教育中文化的定位主要还是交际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目的是提高留学生的语言水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文化教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如1992年周思源对“交际文化”提出了质疑13，1994年葛中华提出了“语言文化”和“超语言文化”的概念，并指出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会“进一步明确语言教师和专业文化教师在语言和文化教学中的责任范围”14。除此之外，国家教育政策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定位也有了明确的倾向，因此这一阶段开始出现系统规范地为文化课程编写的教材。其中代表性的有韩鉴堂的中国文化、梅立崇的中国文化面面观、杨存田的中国风俗概观、冯天瑜的中国文化史纲等，除此之外，王顺洪的中国概况、陈仁凤的中国概况、夏自强的中国概况、李振杰的当代中国话题以及黄政澄的中国新事等都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时期的文化教材相比萌芽期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教材数量增加，笔者共统计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教材38种，比上一时期增加了13种；其次是系统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