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摩擦与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于43个国家的行业数据检验_冼国明.pdf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0 期 No.10 2022 DOI:10.14116/j.nkes.2022.10.002 19 关税摩擦与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 基于 43 个国家的行业数据检验 冼国明 陈依楠 汪建新*摘 要：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本文使用 20002014 年 43 个国家 56 个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研究了关税水平对行业价值链双向参与的影响及其相匹配的影响机制。我们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模型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不同的价值链双向参与计算指标等方法确保本文结论稳健可靠，发现关税的降低有利于增加行业的价值链双向参与。在影响机制方面，立足两类价值链参与驱动特性视角进行研究，发现削减关税会促进研发投入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最终导致具有创新驱动特性的价值链前向参与的增加，而另一方面又会推进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投入增加，推动具有要素驱动特性的价值链后向参与。在政策建议方面，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比起设立贸易保护壁垒，优化外交布局是更好的帮扶企业手段。当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时，政府应注重保护效应和去全球化负面效应二者间的权衡，避免因保护过当抑制企业全球化发展。在制定政策手段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时，政府尤应注重企业的技术发展状况，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创新激励，从而达到促进企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的目的。关键词：关税摩擦；价值链双向参与；机制研究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通信技术的提高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布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追求外包化的生产模式，各国的生产贸易活动范围也逐步走出国门向全球范围拓展。然而，“走出国门”意味着机遇，更代表着挑战。对我国来说，对外贸易蓬勃发展，逐渐显现出了“价值链参与度逐步加深”和“贸易壁垒挑战日益严峻”两个鲜明的特点(Wang 等，2019)。一方面，在全球化趋势和信息技术水平飞快发展的宏观环境推动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现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要参与经济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的抬头，我国经济面临着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日益严峻的复杂局面。作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使用关税提高 *冼国明，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邮编：300110)，E-mail：；陈依楠，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邮编：300110)，E-mail：chenyinan_；汪建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邮编：201620)，E-mail：。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经济不确定下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机制及路径研究”(21BJL016)的资助。冼国明、陈依楠、汪建新：关税摩擦与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基于 43 个国家的行业数据检验 20 进口产品的销售价格，以此削弱进口产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力(兰宜生和徐小锋，2019)。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便采取对我国多数制造业部门产品加征关税等打击举措，试图边缘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黎峰，2014)。在文献中，垂直专业化生产、外包生产、价值链切块生产等名词虽然切入的视角不同，但几乎均表示“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多个连续的生产环节，每个国家或地区只在某个或某几个生产环节从事专业化生产，最终组成一条连接众多生产环节的全球价值链”这一新型国际分工现象(Hummels 等，2001)。需要明确的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止一种，经济体既可从产品生产过程前端(上游环节)融入全球价值链，如产品设计、研发创新等环节；又可从生产过程后端(下游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如加工、组装等环节。其中，从前端参与价值链又被称为价值链前向参与，反映本国中间品对其他国家供应链的贡献程度，即一国出口的产品作为中间品进入其他国出口产品中的部分，该国出口的中间品越多，意味着该国主要从事上游研发环节；从后端参与价值链被称为价值链后向参与，反映了一国出口对进口中间品的依赖程度，即一国出口的产品中所包含的由其他国家创造的部分，进口的中间品越多，意味着该国主要从事下游加工环节(郑玉和姜青克，2019)。已有针对关税对企业价值链参与方面的研究大多关注二者间的直接影响。多数学者赞同关税等贸易壁垒会抑制价值链参与这一结论(刘斌等，2019；王孝松等，2017；Koopman 等，2010；唐东波，2013；Estevadeordal等，201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对关税进行区分，分别研究投入品与最终品关税对不同行业价值链参与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兰宜生和徐小锋，2019；徐海波和张建民，2018)；中间品关税减让对各经济体(或企业)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刘斌等，2015；余心玎等，2016)等问题。目前，仅有少量文献对价值链参与进行了细化区分。Bali 等(2017)利用 19902013 年南撒哈拉地区非洲国家农业、食品和饮料部门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对关税与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双边贸易政策(关税)是抑制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的关键因素。丁一兵和张弘媛(2020)则给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关税壁垒带来的贸易成本瀑布效应会同时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参与产生相互矛盾的抑制和促进作用。由此可知，由于研究对象的异质性，以往学者并没有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对该方向进行实证研究，仍具有一定意义。由前文已知以往文献大多集中于关税对价值链参与之间直接影响的检验，而忽略了关税带来的间接影响。现阶段与本文研究主题较为相近的间接机制研究仅有兰宜生和徐小锋(2019)的文献，他们利用 20002014 年中国 18 个制造业数据对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间接影响进行了研究。该篇文献与本文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该文并没有针对价值链参与进行前后向区分，因此其更没有按照前后向参与特性进行机制分类研究，上述两点差异的存在也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在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下，研究贸易壁垒是否会对不同类别价值链参与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影响，考察究竟哪种类型的间接机制会对价值链前、后向参与产生明显的中介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把握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为我国应对贸易摩擦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以往文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2022 年 第 10 期 No.10 2022 21 献在该方向并没有做出足够的探索，已有将价值链参与进行前、后向细化区分的研究较为匮乏。然而，由于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环节及驱动特点等方面均存在根本差异，关税对两类价值链参与自然也会产生不同影响。综合考虑上述现实意义及研究空缺，本文采用 20002014 年 43 个国家 56 个行业的三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关税对价值链前、后向参与的不同影响。在影响机制方面，本文分别依照价值链前、后向参与的创新驱动和要素驱动特性，选取了研发投入和技能溢价(创新类机制)及劳动力投入(要素类机制)三条机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以此讨论不同类别作用机制对价值链前、后向参与的差异化影响。二、理论假说 针对尚未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来说，价值链的进入门槛直接决定其价值链参与程度。Gereffi(1999)认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进入门槛主要体现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两方面。关税的削减会使投入品价格降低，从而使企业有机会使用更多种类和数量的投入品，因而更有利于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企业更容易达到价值链参与的门槛，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度的增加(刘斌等，2015)。对于已经参与到价值链当中的企业，参与成本便成为影响其参与度的主要因素。价值链分工实质上就是生产活动的跨境分工，因此在商品跨境频繁的情况下，贸易壁垒一方面会直接增加参与成本(Wang 等，2019)，另一方面还会产生累积效应(Koopman 等，2012)，增加企业价值链参与的难度。除成本问题之外，Kowalski 等(2015)认为外资投入也会随着关税增长而下降，抑制企业的价值链参与。结合上述文献进行综合考虑，本文提出基础研究假说 1。假说 1：关税摩擦对价值链参与有着负向冲击效应，随着一国进口关税的增加，该国价值链参与度降低。由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可知，一国应集中生产出口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由此可知，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专业化分工优势，在研发创新等上游环节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通常具有较高的前向参与度，其主要通过向其他经济体提供中间品或原材料参与国际分工；而如果该国在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具有比较优势，其后向参与度就会较高，该经济体通过使用从其他经济体进口的中间品来生产最终品参与国际分工(郑玉和姜青克，2019；尹伟华，2016，刘斌等，2019)。因此，价值链前、后向参与在融入环节、比较优势等方面均具有很大差异，关税自然也会通过不同渠道作用于两类价值链参与，所以在进行机制研究时有必要针对二者的特性分开研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后向参与度高的国家利用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其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该类价值链参与具有“要素驱动”的特征。前向参与度高的国家将其主要资源集中在技术研发、品牌 冼国明、陈依楠、汪建新：关税摩擦与全球价值链双向参与基于 43 个国家的行业数据检验 22 营销等价值链分工的高端环节，相较于传统生产要素，反而与技术、知识等要素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价值链前向参与具有“创新驱动”的特征(林思宇和黄繁华，2016)。对此，本文根据价值链双向参与的上述特点，以技术和要素两方面作为机制研究的切入点，将关税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机制归结为技能溢价、研发投入和要素投入三条路径。各机制具体的影响方法解释如下。削减关税会促进技能溢价的差距拉大，最终促进一国企业融入价值链。大多数学者均认同削减关税会拉大技能溢价差距这一结论(曾国彪和姜凌，2014；戴觅等，2019；潘文卿和陈佳楹，2019)。关税对技能溢价的影响路径具体表现为，关税的削减会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不同程度地对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造成影响，导致技能溢价差距拉大(Amiti 和 Konings，2007；Ahsan，2013)。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会改变劳动力要素禀赋结构(陆雪琴和文雁兵，2013)，低技能劳动力更有意愿提高自身能力以换取较高的工资，从而使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该国企业从上游环节前向参与到价值链中，企业前向参与度因此提高。见图 1。图 1 技能溢价影响机制 关税削减还会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参与。进口关税的削减一方面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Bloom 等，2016)；另一方面又会促使企业利润增加、企业研发的固定成本降低，最终增加研发投入(Bustos，2011)。此外，关税减少还使企业更方便地购买到核心零部件、获得更多核心技术，使企业更有意愿增加吸收和模仿外国技术的研发投入(Hu 等，2005；Goldberg 等，2010；田巍和余淼杰，2014)。关于研发水平对价值链参与方向的文献则表示，研发水平提升有利于帮助企业打破“低端锁定”，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可以凭借较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中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上游环节攀升，刺激企业价值链前向参与(郝冬冬，2014；璘郝凤霞和张，2016；李宇轩，2019；兰宜生和徐小锋，2019)。图 2 直观地显示了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图 2 研发投入影响机制 关税摩擦还会作用于劳动力等要素层面，最后影响价值链参与。当进出口国发生贸易摩擦、不断加征关税时，成本的增长使得两国的出口贸易受损，导致二者产出减少，最终影响劳动力市场。Kirpichev 和 Moral-Benito(2018)利用西班牙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征收关税会抑制企业出口贸易，并对劳动力就业等方面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