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与应对_葛道凯.pdf

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摘要：新冠疫情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产生着广泛而又长期的影响。后疫情时代，强政府的治理模式、全球发展格局的全面博弈、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社会矛盾的表象化、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与学龄人口剧增以及社会的数字化转型等都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的挑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扩大规模和精英教育、更加重视调整结构与方向引领、更加重视任务驱动的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更加重视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变革、更加重视基于普及化和数字化的教育过程再造、更加重视多样化的国际合作交流。后疫情时代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的统筹、全面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国家需求能力、全面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深化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而创新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词：新冠疫情；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贯彻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要求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当今世界尤其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大局大势，科学把握高等教育的走向趋势。2020年开始流行的新冠病毒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着广泛影响，且影响将长期存在。面对蔓延全球、影响遍及社会毛细血管的新冠疫情，各界人士基于对此突发事件的体悟，开始告别过去熟悉的世界，构想未来不确定的世界。欧洲公共知识分子齐泽克在 温情脉脉的野蛮行径乃是我们的宿命？（Is Barbarism With A Human FaceOur Fate？）一文中指出，新冠疫情使我们熟悉的世界停止运行，“彻底的变革已经发生”1。新冠疫情于混乱中触发新旧更迭，并将我们带入后疫情时代。所谓“后疫情时代”是包括疫情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及其对人类影响的一个表征。受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将发生深刻变革，这其中既有量变的积累，也有局部的质变，这些变革将贯穿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发展样态、教育过程和治理格局等诸多方面。进入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可能要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一、后疫情时代的基本特征新冠疫情开启了疫情时代。随着疫情趋缓趋稳，我们将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许多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其所受的冲击和触发的变化也最直接。（一）强政府的时代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职能演变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张力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经济管理、社会治理是否政府的职能？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如何？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人们一直有争论，由此产生了大、小政府与大、小社会的区分。事实上，不论是大政府、小社会还是小政府、大社会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旨归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促进公共管理的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让全球措手不及，其存在的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对各国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严峻挑战。“强政府”的时代伴随着新冠疫情及其防控形势的发展而到来。2020年以来，各国采取多举措抗击疫情，如暂时关闭边境、停工、停课，且呼吁民众居家减少外出。为尽可能降低疫情带给公民和企业的财产损失，各国政府也颁布了许多福利举措予以补助。在我国，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与应对葛道凯DOI:10.16298/ki.1004-3667.2023.02.05312023年第2期中国高教研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面对疫情的严峻挑战，各地积极采取了应急响应，加大对病例的监测排查力度，救治防控并举，形成了疫情防控工作强大合力。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举措促进了政府权力的扩张与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行政发展理念与趋势不得不应时、应势而变化，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确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将市场与社会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范畴，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新的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内部权限分工合理、职责范围有限、高效运转、与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政府体系。在强政府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需要政府更有效的介入，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宏观统筹和顶层设计。（二）全面博弈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随着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世界各国的全球意识不断上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越发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互相依存于整体的“地球村”中。近年来，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逆全球化的风险和挑战不断加大。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发展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调整，各国内顾倾向显著上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将进入一个全面博弈的时代。狭隘民族主义导致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将长期存在，并对国际交流合作带来不利影响2。各国围绕人才、科技、文化、制度等的竞争将愈来愈激烈。就中美关系而言，战略博弈将进一步加剧。随着中国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遏制打压中国，通过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等多种方式试图削弱中国的发展。未来中美竞争可能更加激烈，进入全面博弈时代。在二元对抗思维影响下，美国连续两届政府秉持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均将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主基调，认定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并施行全面竞争和战略遏制。中美博弈的焦点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其广度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深度可能导致两国在产业链、高科技、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受到削弱，且强度前所未有。全球博弈对高等教育领域最为显著的影响就是国际交流合作受阻。这将直接影响全球学术人才的选择与流动，并将最终导致世界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传统格局的转型与重构。（三）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时代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入加速调整时期。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受到重大影响，全球制造业供应链收缩，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加快转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经济区域化等趋势明显3；另一方面，经济多极化发展将成为新模式，有望进一步打破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经济体系，全球经济结构进入深度调整时代。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既带来风险和挑战，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短期靠调整政策，长期靠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升级供给，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增长、质量、效率从哪里来？只能从经济结构调整中来。”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的发展重点向更加关注结构优化转变，如何推动教育区域结构、类型结构、学科结构等各项结构要素的调整和优化，逐步成为教育改革决策的主要着眼点4。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供给需求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和组织再造提出新要求、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应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契合度，持续增强其适应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四）社会矛盾表象化的时代近年来，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各种复杂因素相互叠加，导致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大量集聚。因疫情而导致的就业问题、收入问题以及医疗、教育等问题，以极度外显的新型方式暴露在公众面前，社会风险概率显著增加。一方面，社会利益趋向分散化。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利益诉求的离散度趋大。另一方面，大众32中国高教研究2023年第2期情绪放大化。自媒体时代，网络成为社会矛盾的放大器与增强机，使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不公感与落差感显著增加。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大规模暂停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冲击，社会情绪较为低落，民众心理韧性减弱，普遍陷入应激状态。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校的防疫管理政策、线上与线下课程、毕业生实习就业等成为师生关注的焦点。由于大学生群体尚未形成成熟的心理应对机制，部分学生难免会产生焦虑、恐慌情绪，甚至感到抑郁，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面对风险，目前的高等教育治理较多情况下处于一种应急模式，主要依赖政府权威部门行政权力的驱动，侧重于事中事后的防控与恢复，各种行动大多依赖成文的规则和程序。为适应后疫情时代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与外显性，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进行深刻变革，亟待提升全系统治理能力。（五）高等教育高质量普及与学龄人口剧增时代全国上下攻坚克难、同心抗疫时期，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并朝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过去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大幅提高，毛入学率由 2012 年的 30%增至 2021 年的57.8%，进入普及化阶段。普及化意味着高等教育的受众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学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多。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育了一大批高素质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民族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回顾历程、总结成就的同时，高等教育还需着眼当下、谋划长远，统筹应对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剧增的情况。高等教育学龄人口直接影响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资源需求。今后一个时期是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据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有关学者预测，20222033年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总体处于持续增长状态，2033年达到峰值 5 085.6 万人，比 2021 年增长约 30%5。同时，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也将持续增长，2033年达5 902.9万，比 2021年增长 33%6。考虑到研究生教育发展等影响因素，预计205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将达到6 003.6万人。高等教育学龄人口长期持续增长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和治理水平都将提出新要求和新挑战。（六）数字化转型时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将迎来数字化时代。当前我国已将数字化转型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进行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作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将“数字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始，数字技术逐渐全面应用于各领域建设，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近年来，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命题，而新冠疫情加快了教育数字化发展进程。2020年初面对突发疫情，江苏95.6%的教师参与线上教学活动，96.5%的学生经历在线学习活动，这场史无前例、事无前例的线上教育，推动传统教育教学形态发生质的变化7。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 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联通，学生赋能，欧盟发布 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我国教育领域的数字化改革也逐渐加速。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教学实践，线上线下教学融合已成为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新常态。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深入推进智慧教育，强调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同年，教育部将教育数字化作为“一号工程”重点推进。“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还提出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新冠疫情背景下，我国教育信息化从1.0时代走到2.0时代、从“简单应用”走向“深度融合”，教育数字化转型开启新征程。后疫情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智慧教育既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二、后疫情时代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