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兴祖《九歌》补注的阐释成就_董方伯.pdf

年第 期（总第 期）.，.洪兴祖 九歌 补注的阐释成就董方伯摘 要 对 楚辞补注九歌 的阐释成就具体考察，可以更为切实地理解洪兴祖的楚辞阐释。洪兴祖利用了“补注”的形式，注意对文本背景知识的考察，尤其是在地理、名物等方面的考证，以考据为名发挥己见。洪兴祖之“集大成”，不仅表现在对各家说法的汇总，更在于对已有的阐释思路的接受与发展。洪兴祖较前人注家拥有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并对字音研究有所贡献。关键词 洪兴祖楚辞补注 九歌作者简介 董方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上海）编号.洪兴祖的 楚辞补注 是 楚辞 阐释的一大高峰。目前所见学术成果论及 楚辞补注 的阐释，多与其他楚辞注本进行比较，揭示其阐释特点，比较完备。刘洪波 阐释学视野下的 楚辞补注 研究 就主要揭示了此书的“补注”体例和“疏可破注”的思想，等等。但针对洪兴祖的阐释特点和成就大多统而论之，缺乏对单独篇章的具体分析。九歌 是 楚辞 中想象瑰奇而又较为难解的一章，通过对 楚辞补注九歌 的具体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洪兴祖的阐释成就。一、补注：“疏不破注”与“疏可破注”关于洪兴祖的注释方法，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于书题已明，便是其“补注”的阐释方法。将“补注”这一体例，应用于 楚辞九歌 的解读之上，是洪兴祖巨大的创举。在洪兴祖以前，注疏多秉持“疏不破注”，认为前人所言是不刊之论，而后注者能做的则只有解释旧论或补充说明，按照先前注文的路向阐释，不改变旧注的观点，所谓“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不取异义，专宗一家”。洪兴祖所标举的“补”，有辨析旧论、补前贤之未发或未详的用意，在这一点上与唐人做注疏的精神是有重合的部分。然而，在对待经典注本的态度上，洪兴祖有着更具开创性的想法。相对应的，学界将洪注这种特点总结为“疏可破注”。洪兴祖提出的“补注”，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突破，其“补”的思路可以细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较为平和的，在补注部分完善王逸注本“未尽”之处；另一方面是较为锋锐的，直接指出前人的失误。后者被学者阐发较多，而前者亦实有精彩之处。补足前人“未尽”之处方面，相比于王逸和五臣注 九歌，洪兴祖特别注意文本背景知识的考察，尤其是在地理、名物等方面的考证，极为用力。如谈到屈原作 九歌 的动因之一，楚地的祭祀风俗时，王逸只给出了楚信鬼而好祠的结论，洪兴祖对王逸的 九歌序 注曰：“祠，一作祀。汉书 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 曰：荆州尤重祠祀。屈原制 九歌，盖由此也。”征引正史，以此证明楚地“信鬼淫祀”的风俗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考察屈原创作 九歌 的背景情况更加确凿。九歌 所反映的具体祭祀场景，同样开始受到重视：“补曰：古者巫以降神。灵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托于巫也。下文亦曰：灵连蜷兮既留。”（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这是对祭祀的场面做出的描述，虽然此处不知洪兴祖是引用何人说法，抑或是个人的合理猜测，总之比王逸的注本更加容易令人理解了。王逸 云中君 篇的注释中既说“灵连蜷兮既留”的“灵”乃是巫女，又说“灵皇皇兮既降”是云神，二者的联系似乎很紧密。洪兴祖认为，这可能是讲楚地在祭祀大神时，使巫女扮演被神附身的角色，在仪式中承担祀主的任务。据此，我们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九歌中诸多描写天神下凡的场景具体所指，以及生动而充满神秘感的祭祀仪式和场面，巫女的形象似乎也丰满了起来。地理考证是洪兴祖 九歌 阐释的重要方面。与屈原、楚辞、九歌 相关的关键地名，因为牵扯甚广，洪兴祖在这些地名上慎之又慎。他在注 九歌 时详论“洞庭”：补曰：邅，池战切。文选 音陟连切，原欲归而转道于洞庭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经 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出入多飘风暴雨。注云：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动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东，入洞庭下。注云：洞庭地穴，在长沙巴陵也。水经 云：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战国策“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湖水广员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湖中有君山，潜通吴之苞山。郭景纯 江赋 云“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陆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吴中太湖，一名洞庭。而巴陵之洞庭，亦谓之太湖。逸云太湖，盖指巴陵洞庭耳。（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这些地理考证过程，实际的意义远超地理学科的范围。对“洞庭”的解读，有效地促进了九歌 的文学阐释。王逸、五臣阐释“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是从屈原思念楚国、冀望乘飞龙而归的角度来谈的。从时间上来看，九歌 的写成应是屈原被怀王流放之后，他对祖国产生回归的思念，符合时间的逻辑。然而，大量地理信息的引入却补足了一种应有的阐释视角，即以空间为坐标系考察文学现象的思维，从而使得阐释背景更为完整，有助于恢复文学发生现场的时空定位。洪兴祖将洞庭以及周边地带的情况写明之后，很多以往被忽略的阐释内容便可应运而生。“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出入多飘风暴雨”，交代了这一地区风雨无常的特点，如此可以深刻地理解屈原为何在上文祈求湘君，“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因为江水安流的情况是较少发生的，沅湘难渡的物情侧面烘托了屈原人生道路之艰难。至于屈原为何说要“邅吾道”，随从曲折之径，大概也与此地“苞山洞庭，巴陵地道，潜陆旁通，幽岫窈窕”的复杂地形有关。此外，之所以选择写驾龙从洞庭上空飞过，或有取其壮阔景象的目的。“驾飞龙兮北征”应当是极为豪壮的场景，表达屈原欲飞腾直上九万里的心境，而洞庭湖本身“鼓动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湖水广员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如此造化钟神的景色，再配以飞龙翱翔的想象，真千古壮语也。而这些文字间的况味，只有知晓当地的地理情况，才能有所体会。在刘勰的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地理环境和自然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将地理考证广泛应用于 楚辞 和 九歌 阐释，是洪兴祖的功绩。于地理之外，洪注还十分关心各类名物。例如，“香草美人”是由王逸提出的屈赋重要的表现手段。关于各色“香草”，洪兴祖间或做一些补充，以证其香洁：“补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乐府有 沐浴子。刘次庄云：楚词曰：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为介绍白芷天然芳香的特点。但通过洪兴祖的考证，九歌 中的草木之作用，也并非如此单一，所谓“皆喻己善”“皆喻香洁”过于绝对，其实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植物“辛夷”：补曰：本草 云：辛夷，树大连合抱，高数仞。此花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湘夫人：“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洪兴祖指出，此处的“辛夷”的意义不是常见的香草，不仅是比喻人格高尚的作用，也是取它开花最早的自然特点，因此它象征着春天的到来、生命和希望的萌发。结合 湘夫人 原文语境，屈原这一段是在说“闻佳人兮召予”，于是开始“筑室兮水中”佳人召唤，作者心中自然萌发蓬勃的春意，故以辛夷装饰门楣，可见他激动的心情。包括上句所言的“紫坛”“芳椒”等物，洪兴祖都做了细致的辨析，紫贝是贝类中最为名贵的一类，而以椒装饰房屋是“取其温也”，不全是因为它们芳香，更是因为它们是筑造精美舒适房屋的好材料，可比喻屈原苦心经营、用心挚诚。另一方面，在不能单纯靠“补”解决问题的地方，洪兴祖果断驳正了一些旧论的失误，遇到王逸、五臣、李善等人的错误并不讳言。纵观楚辞补注九歌，可以看到一些直指错误的情况：补曰：猋，卑遥切，群犬走貌。大人赋曰：猋风涌而云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从火，非也。（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补曰：缭，音了，缠也。谓以荷为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缭之也。五臣云：束缚杜衡，置于水中。非是。（湘夫人：“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补曰：鼋，音元。纪年 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起师，至九江，叱鼋鼍以为梁。陶隐居云：鲤鱼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 山海经：睢水东注江，其中多文鱼。注云：有斑采也。又 文选 云：腾文鱼以警乘。注云：文鱼，有翅，能飞。逸以文鱼为鲤，岂亦有所据乎。（河伯：“灵何惟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总的来看，洪兴祖“补注”的阐释方法，是以传统的引证注疏方法为外壳，实则包裹着自己的发挥，其中不乏锐意的观点。这些部分采取的乃是“以注代论”，通过引用材料、列举大量的相关证据，达到导向特定结论的效果，名义是“注”，很多时候其实是“论”。并且，他不仅考证严谨、引书丰富，他所引用的材料之间，还会有关联性和共同指向性，例如：补曰：援，音爰，引也。诗 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旧音主。射天狼、酌桂浆，以讽其君不能遏恶扬善也。（东君：“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在这个例子中，洪兴祖引用 诗经大雅行苇 和 诗经小雅大东 里的句子，这两个句子都是诗歌作品，都是以北斗喻酒器的，所以被洪兴祖拿来证明“斗是酒器”的观点，从而为进一步证明此为讽刺君主打下基础。王逸的注称：“斗，谓玉爵。言诛恶既毕，故引玉斗酌酒浆，以爵命贤能，进有德也。”洪兴祖并未明言不同意王逸，但他的引证过程已经等于提出了新见。还应该看到他引书之精准：补曰：隐，痛也。孟子 曰：恻隐之心。（湘君：“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补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方言 云：美状为窕，美心为窈。（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洪兴祖把“隐”解为痛的意思，不赞同王逸“隐伏山野”的说法，而他在众多的典籍中，仅取 孟子“恻隐之心”这著名的一例，而不论“隐”的其他义项，暗示了自己的阐释倾向。注山鬼 引 方言“美状为窕，美心为窈”的说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又十分地凝练、到位。二、贯通：总结汉学与开拓宋学洪兴祖勤于校勘、训诂、考证，总结前代学者的楚辞学成就和阐释成果。洪兴祖对王逸注本极为尊重，完全以王逸 楚辞章句 为底本，不论是表示赞同进行补足，还是提出异见进行矫正，都以 楚辞章句 的文本为依据。因此，楚辞章句 也得以更加完好地保存。这种以前人经典注说为基础的阐释模式，仍然是汉派学术的做法。况且，洪兴祖在多数情况下，不反对王逸的见解，解释、力证王逸的说法，使得经典注说更加确凿。文选 五臣注本对 九歌 六首的阐释，洪兴祖采取的是“以备一说”的态度。从整体上看，五臣注与王逸注冲突不大，很多地方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像这类的情况，洪兴祖便一概不取，唯取五臣与王逸相左的地方，择其精要钞录。在此之外，洪兴祖又广泛地吸纳王逸、五臣之外的楚辞研究，乃至时人的说法，包括沈括、臣瓒、李善、郭璞等学者在各类典籍中提到的相关问题，还包括不知具体来源的“一云”“一曰”，等等。进一步探究下去，洪兴祖对前人楚辞研究和九歌 阐释的总结，具有“集大成”的特色，不仅表现在对各家说法的汇总，更在于对已有的阐释思路的接受与发展。下面分为三个方面尝试讨论。其一，以忠君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王逸和唐代的五臣在 九歌 阐释中大力鼓吹君臣伦理、士人节操。在这一点上，洪兴祖的阐释可谓一脉相承，并在结合了理学思想之后，更加强调伦理道德。王逸在 楚辞章句 中所提出的“同姓无相去之义”，被洪兴祖接过并大加发挥。在开篇楚辞章句叙 下小字，洪兴祖就强调：“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士见危致命，况同姓，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据 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 载：“戎将侵曹，曹羁谏曰：戎众以无义，君请勿自敌也。曹伯曰：不可。三谏不从，遂去之，故君子以为得君臣之义也。”洪兴祖对“君臣之义”的看重，已经到了认为它是楚辞阐释提纲挈领的思想，而不得不申明大义的程度。在 九歌 部分的“补曰”中，就又有两处提到了“同姓”的话题。已有学者对此现象做出一定的思考：“笔者曾试图寻找洪兴祖与赵宋皇族关系的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同姓 与 异姓 相比，主要区别就在于对 国 更多了一些情感和责任。”如其所言，寻找洪兴祖与皇族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新意的尝试，但资料不足难以判断，强调“同姓”，所灌注的是家国情感。据 洪兴祖生平著述编年钩沉，洪兴祖初作 楚辞补注 一书，是在宣和五年（），岁。是年十一月，金军打败投降北宋朝廷的张觉，张觉逃亡燕山府藏匿，金朝向北宋索要张觉，成为金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