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_朱寿桐.pdf

批评论坛 新南方写作一、南方书写与澳门文学风采的可能性澳门是现存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东方城邦意义的中西文化合璧且具有相当历史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关这座城市的“东方城邦”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确认过，更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这是否是造成澳门文学写作历史性贫乏甚至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必须将澳门的文学书写纳入大中华文化圈的汉语写作中进行总体性的考察，于是，我们除了从明清之际的吴历、屈大均等杰出诗文领略到汉语文学的时代风采和地域魅力而外，澳门的文学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可谓乏善可陈。进入汉语新文学时期，澳门文学的书写其成就和影响力无法与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相提并论。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新南方写作理念的提出告诉我们，考察一个南方城市或一个南方地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于激发此一地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具有如何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当然对象，汉语文学对澳门的书写应该集中在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开掘方面。这就需要澳门文学书写尽可能丰满地体现南方特性、南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特性，发掘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性所包含的全部历史意义和地域风采。而要写出这样相对丰满、相对深厚的澳门历史底蕴，就必须对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历史文化性质进行清晰地确认和足够地重视，否则，仅仅将妈阁当作一座赌城，是无法写出真正的澳门风采的。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你会发现围绕着澳门这个城市的文学写作在历史上曾经显得那么贫乏，澳门文学的文化资源显得极其单薄，好像除了赌博其他什么都没有。其实，澳门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城市，具有东方人相当陌生的城邦文化特性。理解这样的特性才能真正将澳门书写深入辖区，并且能体现出汉语文学南方书写的重要特性。从南方书写的特征性记忆中可以发现，澳门文学作为东方城邦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不仅相当丰富，而且极有价值。澳门文学的个案充分显示出这样的文化原理：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自身，它还必须充任社会的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比起其他文献或档案，文学记忆是最丰富、最生动甚至也是最可靠的内容，因为它既然可以贯通官方与民间，又能够以最为具体生动的事象与情态、情感状态的鲜活，为历史记忆保鲜，具有一般历史文献所无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内涵及现场感。对于澳门这样一个罕见的东方城邦社会文化的标本而言，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东方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消减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义，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态的活跃。因此，澳门这样的城邦文化需要历史记忆的整理，而历史记忆固然要依仗历史文献和档案数据以及各种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则是它的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澳门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的如此价值，在整个汉语文学的历史架构和板块框架中不容忽视。一般的文学理论都会片面强调文学写作的“微观视角”，细节描写意味着生动而富有特色。这样的理论比较符合具有习惯性宏观视野的大地块文学，比较能够救正过于宏观的叙事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生动性采取忽略态度的通常缺陷。但对于澳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相当微观的南方城市而言，太多地强调其微观细节，往往会让读书界对其采取普遍的忽略态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提起澳门就联想到赌博，一涉及澳门人就关注土生心态，这样的细节化、微观化的处理并不能体现澳门叙事作为南方叙事的特质和风采。这时候，澳门这个地理逼仄、历史特别、人口稀少的城市，要想能够在南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朱寿桐35DOI:10.14065/ki.nfwt.2023.02.017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方书写和汉语文学书写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宏观地”展现足以表现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心态的内容，这样才可能体现澳门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特性与时代魅力。明末清初伟大的文学家屈大均，写了数首影响深远的澳门诗。他的诗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感描写澳门及反思澳门的历史，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上把握澳门的文化脉息，因此，他笔下的澳门是中华命脉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隘，在汉语文学世界就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义。他的澳门之一这样表现澳门的“雄关”：“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所描写所思考的是守卫疆土，外据洋戎的重大国防问题，以凸显澳门作为雄伟舶口的重要性。他的另一首澳门这样描写澳门与大中华的历史忧患：“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氎，/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他看到的是“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从外国人侵占我国土经商的事实，忧郁地联想到这种事件的历史影响，很可能牵连到我国守疆将士千年难熄的战事。这是一种历史的巨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将澳门与大中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体现出丰富的中国经验，体现出深刻的民族关怀，具有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值得长期关注的价值和意义。二、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整体观在文学书写方面，必须习惯于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审视澳门，这样才可能在中国经验、南方书写和时代叙事的角度把握宏观的澳门。而这种对澳门进行宏观把握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就是对澳门进行东方城邦的整体考察。城邦从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个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区域，即使不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政治实体同时又是一个鲜明的文化区域。在这样的认识上，历史和社会文化学者一般将香港和澳门同德国的柏林、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以及英国的直布罗陀同视为主权国家内部的城邦政体。其实，澳门比起这些城邦区域来其城邦特性更加明显，特别是它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意义同时又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实体意义，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近代和现代城邦的价值体现。当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概念来完成澳门的全部内涵，但将其赋有的东方特色与西方历史上城邦社会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应能通向更为准确的学术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对于澳门而言，政治称谓一直模糊，直至澳门特区政府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确，而关于它的社会地理定位也同样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历史上曾有“澳门乡”之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称为“城市”，虽然如果径直称作“澳门市”似乎又显得不伦不类。“澳门街”的称呼倒是耳熟能详，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从来不能承担全澳门的总称职能。有人曾试图用“含有邦国性质的城市”指称香港和澳门，不仅内涵更加模糊，而且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政治定位有碍。如果需要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将政治称谓、社会称谓和文化称谓统一起来，则大可以将之称为“东方城邦”。东方城邦区别于古代西方城邦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政治属性的相对减弱与文化生态的相对活跃。“城邦”一词是汉语对于西语“polis”的绝佳翻译，这一词语至少在汉语中的巨大生命力超过了西语本身。在西语中，它常常指向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形态下的政体模态，这就使得它天然地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政治性。厚重的历史感使得它相应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强烈的政治性常常冲淡了它本应具有的浓厚的文化意味。而在汉语表述中，它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与古老的政体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少人认为，“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邦社会”，但是，在现代汉语的学术讨论中提及“城邦”一词，绝对无法直接唤起对于春秋诸雄争霸的历史的直接记忆，更不可能为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学术表述所独占。当然，“城邦”作为一种社会架构体现着不言而喻的政治体式，但在汉语的语感中更多地带有社会文化的特定性质，这样的性质不一定与历史直接相联系。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澳门连同香港这样的城市与政体合一、政治社会体制相对独立的“特别行政区”，以“东方城邦”作文化和学术的表述，应该是可行的。作为东方城邦的文化标本，澳门比它的近邻香港更具有丰富、复杂的现象和更其悠久的历史；作36批评论坛 新南方写作为拥有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长期独特性的东方城邦，它的典型意义超过了香港，甚至它的传统产业结构，它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分层特性，连同它的精致小巧，都更多地展示出东方式城邦的社会文化特征。现然，这样的城邦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在社会分层等内涵上有着很大差异，特别是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与古希腊城邦无法同日而语，但即便如此，它的政治相对独立性仍然长期超过香港，因而在较为传统的意义上更接近城邦的性质。香港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以后，政治制度甚至社会价值体系存在着“英化”趋势，其政治地位的附庸性超过相对独立性。但澳门不同，尽管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控制时间比英国人对香港的控制时间长得多，但由于葡萄牙人在政治上“实行双重效忠”，即一方面宣誓“向葡萄牙国王效忠”，另一方面“受到明清政府的严格约束”，甚至，“澳门市政议会在实际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领导下，更多地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在经济上“只求互利共荣，而不刻意强求建立起政治、军事或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在文明层面，“葡人放弃了西方列强向来所自居的文化上的中心主义、优越主义、自大主义”，这些层面保证了澳门政治长期以来既区别于明清政治，又相对独立于葡萄牙政治，当然与香港政治更相距甚远。因此，即便是在强调“城邦”的政治属性的相对独立性的原始意义上，澳门也比香港更加典型。当然，作为东方城邦的最典型的代表，澳门所体现的城邦特色或者城邦属性主要是在文化层面。西方思想家从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学术实际出发，往往都是将城邦社会的政治品性向文化品性方面作推演。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古希腊城邦的重要特点是“城邦空间”（Sphere of Polis）与“家庭空间”（Sphere of Oikos）具有了清晰的界限，这样的界限保证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可能具有的自由，实际上是使得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拥有足够充分的私人自由，因而体现出古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属性。作为民主政体的延伸，城邦社会的公共空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这种城邦空间往往由宗教性公共建筑（教堂、神庙、祭坛、圣殿、公共墓地）、市政公共建筑（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大会会场、法庭等）和文化运动场所（露天剧院、公共剧场、运动场、摔跤场、体育馆等）构成，它们的基本功能提供古代公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和一般社会文化生活的便利。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体制下，政治活动才可能与文化活动合而为一，而且最终取向于文化品质。例如，城邦露天剧场不仅仅举行戏剧演出，更举行带有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在戏剧演出的同时可以配随着政治仪式，包括向牺牲者致敬，对烈士遗属的抚恤等：“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它们之间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对于城邦社会公共空间的考察诞生了对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深有影响的哈贝马斯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中，延伸到近代的报刊、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被理解成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在这样的文学公共领域中，“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这种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在公共空间相融合、相趋同的现象，不仅是古代城邦的特色，也是澳门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不同的是，澳门作为东方城邦与西方古典城邦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