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改革雍郊礼考_李兆宇.pdf

汉文帝改革雍郊礼考李兆宇摘 要 汉文帝于前元十五年（前）对雍畤祭祀进行了改革。此次改革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将祭祀时间更改为“夏四月”，二是将祭祀中的瘗埋仪式改为燔燎仪式。“夏四月郊雍”的出现，其理论来源于礼记郊特牲等经典，经当时博士再次阐释后，最终被汉文帝采纳。而燔燎仪式的构建，所据或是礼记祭法中的理论，其中还掺杂了具有西戎元素的秦地旧仪。这两项改革内容，都与汉文帝个人对儒家的态度有密切关系。近年来，秦汉畤祀的考古发掘成果亦可佐证并丰富我们对此次改革的理解与认识。其后，“夏四月郊雍”理论渐被遗忘，而燔燎仪式却被后世各朝代的郊天祭祀所继承并发扬。此次改革是中国古代王朝依据儒家学说探索构建国家礼仪的初步尝试，对于思考王朝国家祭天礼仪的早期建构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关键词 汉文帝；雍畤；郊祀；礼记；燔燎仪式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李兆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学界对于西汉国家最高祭天礼已作了很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汉武帝甘泉太一祭祀、西汉后期南北郊制度的确立、王莽创作元始仪等主题的探讨。现有研究对以上几个重大事件的梳理已经非常清楚。然而，或因传世史料缺乏的缘故，或由于“汉承秦制”观念的影响，学界鲜有对汉初国家最高祭天礼 雍畤祭祀的专门考察。据史载，汉文帝于前元十五年（前）对雍畤祭祀进行了一次改革。前辈学者的研究在涉及此次改革时大多一笔带过。其实，汉文帝的这次雍郊礼改革有着丰富的内涵，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以挖掘和解读此次改革中的两项内容为中心，探讨此次改革的特点和影响，进而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推进我们对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祭天礼仪早期建构过程的理解和认识。一 释“夏四月郊雍”汉文帝从前元十三年（前）起开始着手对国家祭祀进行改革。当年，他下诏：“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圭币俎豆以差加之。”提升了包括雍畤在内的部分国家祭祀的规格。至前元十五参杨天宇：秦汉郊礼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第 章第 节西汉祭天神之礼，湖南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 页。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徐璐、张子如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 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年版，第 页。杨英：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徐迎花：汉魏至南北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等。史记卷 封禅书，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年，汉文帝又决定亲自前往雍地祭祀五畤，这是汉代开国以来皇帝第一次亲行郊雍。在亲祭之前，汉文帝下诏议定郊祀。史记封禅书记载：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秦汉之际将雍畤祭祀惯称为“郊”，仪式通常定在岁首十月举行，而汉文帝却选择在“夏四月”亲郊雍畤。值得追问的是，汉文帝为什么要改郊雍时间？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揣摩上引史料中礼官的回答，似乎旨在将当时行用的“郊”与儒家经典中的“郊祀”概念以及背后的礼仪制度建立联系。而在儒家学说中，一般认为一年有两郊：一在冬至，一在夏正的正月。夏四月亲郊，显然并不合于后世所认同的儒家礼制。宋代刘攽认为，秦至汉初以十月为岁首，若以十月为正月，则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的记载实为夏正的正月。但据学者研究，秦汉虽以十月为岁首，月序却并不改变，仍“行夏之时”，则此四月就是指夏正四月而非亥正四月。王葆玹推测“夏四月”应为“夏正月”之误写，但礼官所云“夏亲郊”中的“夏”，明显是指夏季而非夏正。且诏令最后云“衣皆上赤”，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夏之月正是尚赤，因此尚不能简单将“夏四月”释为夏正月。史记孝文本纪载云：“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其中“答礼”一词又见于汉书郊祀志：“天子（武帝）郊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颜师古曰：“答，对也。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一曰：阙地祇之祀，故不为神所答应也。”在武帝的话语中“答”或许还可理解为天地相配之义，但在孝文本纪中，并未显示郊雍改为夏四月是为了与地祇或其他祭祀相配，此“答礼”的释义或可从颜师古的第二个解释。如此，则“答礼”一词也可延伸理解为符合礼制。这表明在汉文帝君臣观念中，孟夏四月郊祀是完全符合礼制并为神明所认可的。钱穆先生指出“春秋载鲁郊，以四月为最多。文帝时诸儒，或竟据此而谓古天子夏郊上帝，则仅见其时稽古之疏而已”。甘怀真亦根据春秋经文中鲁国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郊”的记载，认为汉文帝夏四月亲郊依据的就是春秋。关于为何鲁国选择在四月郊祀，有两种解释：一是谷梁传中记载鲁以周正月而郊，“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从，则止”。二是春秋左传正义中孔颖达认为鲁国启蛰而郊，时间在建寅之月，即周正三月，而卜郊的原则为一旬一卜，则此四卜具体指三月的三卜和四月的一卜，四卜后仍然不吉，鲁国只好放弃郊祀。总的来说，鲁郊原本在周正的正月或三月，因为卜郊不吉，反复占卜才拖延到四月。况且鲁国行周正，此夏四月是指周正四月也就是夏正的二月，而非夏正四月，因此，汉文帝夏四月亲郊依据春秋的观点，恐不能成立。田天推测：“孝文本纪所云文帝郊雍之礼由礼官议定，其制度是否有可能采纳周礼或其他汉文帝改革雍郊礼考史记卷 封禅书，第 页。参宁镇疆：郑玄、王肃郊祀立说再审视，历史研究 年第 期。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参徐承泰：秦汉正朔之变与史家释年之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史记卷 孝文本纪，第 页。汉书卷 郊祀志上，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 页。春秋谷梁传注疏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中华书局 年影印本，第 页。春秋左传正义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宋儒崔子方等在讨论鲁郊时间问题时亦认为鲁四月郊祀，马清源认为这仅是宋儒“仅仅依据排比春秋经文构造新的解释方式”。参马清源：鲁国郊祀起源及施行时间的认知变迁，文史 年第 辑。礼书中的相类记载，似乎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虽然周礼中明确规定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与礼官所论不符，但回到礼书中去寻找依据的意见却值得深思。而牛敬飞认为文帝孟夏郊雍尚赤，而“孟夏之郊尚赤应来自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之五方帝思想，是知文帝亲郊所用仪制参考月令”。其实，月令中并不存在所谓“孟夏之郊”。该书记载了四立日天子要带领群臣至四郊迎气，孟夏指其中的立夏一祭，而非国家祭祀中最高的郊祀。况且，若认为汉文帝孟夏之郊来源于月令，反过来就无法解释为何汉文帝不选择其他三立日所在的月份郊祀。而且月令规定：“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然而，当时国家并未设立南郊。因此，不能将月令作为孝文帝孟夏之郊的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礼记郊特牲中有一段关于郊祀时间的记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王锷认为郊特牲中有关郊天的文字可能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汉初陆贾的新语和贾谊的新书中，也都征引了郊特牲中的内容，则郊特牲一篇在汉文帝时已经广为流传。如此，则不能轻易排除汉文帝和礼官们在制礼时曾参考过郊特牲的可能性。而在郊特牲中，郊祀的时间被明确规定为“迎长日之至”。那么，何谓“迎长日之至”？史记封禅书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将“冬日至”等同于“迎长日之至”。但是传世本周礼与此记载完全不同，春官神仕作：“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考虑到今本周礼中并无“南郊”的概念，封禅书所引周官似是将春官神仕与郊特牲“郊之祭也”两句相混同得出的。根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周官出现于景武之际，但汉书艺文志又载：“六国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则汉文帝时唯大司乐篇流行于世。今本周礼大司乐中有：“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虽明确规定冬至祭天、夏至祭地，但并未将冬至与“迎长日之至”对应。据马融周官传记载武帝以后周官“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直至王莽执政时期，周官才正式对国家祭祀产生影响。因此，虽然史记所引周官明确说明“冬日至”就是“迎长日之至”，但考虑到汉文帝时期周官一书的主体部分尚未面世，当时可见的大司乐一章中也并未将冬至与“迎长日之至”联系起来，这一说法也就不足为当时人所据了。迨至东汉末年，郑玄在注郊特牲此句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春分节气后白天渐长，因而春分所在的建卯月可被称为长日之至，而“长日之至”前冠以“迎”字以示未到之意，自然就是指春分前一月的建寅月。郑玄做出的这一番解释，究其真实目的是为自己的南郊、圜丘二分经学理论史林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第 页。牛敬飞：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 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礼记正义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王锷：礼记成书考，中华书局 年版，第 页。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中华书局 年版，第、页。史记卷 封禅书，第 页。周礼注疏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汉书卷 景十三王传，第 页。汉书卷 艺文志，第 页。周礼注疏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周礼注疏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礼记正义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刻本），第 页。作注脚，这一点前人已作辨析。而王肃针锋相对地认为，郊特牲“迎长日之至”就是指冬至。后世学者在面对这一经学问题时，大多以郑玄此段论证太过曲折牵强，因而遵从王肃之说。当然，对汉文帝来说，在其后几十年现世的周官都不会对郊雍时间的选择产生丝毫的影响，更遑论几百年后的郑、王之争。然而，这里引述郑、王二人的观点，是因为郊特牲中对郊祀时间的记载还另有一句，即“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这句话才是郑、王二人分歧的根源。王肃认为此句足以证明“日以至”就对应前文的“迎长日之至”。但郑玄认为此句有讹误，“鲁”讹为“周”，不当为周郊而应是鲁郊。其拥趸马昭在与王肃论战中，进一步提出“始”字的问题，反对王肃对于“始”指“阳气初动”的观点，认为“始”指“鲁以转卜三正，以建子之月为始”。郑、马寓于郊、丘二分理论，认为鲁唯一郊，因而对“始”字给予两种不同解释。如若跳出郑学，会发现“始”字的歧义并未消除。从字面理解，既然有“始郊”，那自然也应有再郊。清人孙希旦就认为：“曰始郊者，对祈谷又郊言之也。”另外，此句中前言郊用辛日，后言郊在“日以至”，但冬至日并不都是辛日。更为重要的是，王肃认为“迎长日之至”就是指“日以至”，但实际上，在传世典籍中对二者的记载是截然不同的。“日以至”的含义非常明确，就是指二至日，此处单指冬至日，不须赘述。而关于“长日之至”，吕氏春秋 仲夏纪记载：“是月也，长日至”；同书季夏纪亦载：“仲夏日长至。”礼记月令记载：“（仲夏）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这两部月令类典籍中的“长日至”和“日长至”，既非郑玄理解的春分，亦非王肃主张的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