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视域下的《创业史》与《麦河》_孟和.pdf

柳青的 创业史 与关仁山的 麦河 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山乡巨变，原有的人地关系、伦理秩序与农村景观都已经发生巨大裂变，乡土中国正在转向城镇中国，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礼俗社会正在向法制社会转型。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乡土文学在“追踪式”描写山乡巨变的同时，必然会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特征，但是正如艾布拉姆斯指出的那样：“任何一部文学文本 应和 其他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引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累积的参与等。”(1)关仁山的 麦河 在很大程度上便“应和”了以柳青 创业史 为代表的“十七年”乡土文学，建构起深层次的文学互文性关系。在创作上坚持“下生活”的文学创作机制，追踪农村变化，捕捉土地制度的变迁，重塑农村新人形象，以中国乡土经验讲述中国农村新故事，探索中国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他们也在努力以文学的方式“建构一种基于中国农民本身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基础上的中国农民话语体系和中国农民价值判断体系”(2)，一方面中国农民话语体系和价值判断体系的文学建构必须以农民的生存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即乡土作家必须保持与土地间的血肉联系，坚决避免“书斋式”乡土文学创作；另一方面被建构的中国农民话语体系和价值判断体系必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这也是农民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创业史 和 麦河 都集中描写了集体土地制度下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关注新土地制度下的新人地关系、新生产方式、新农民和农村新景观。创业史讲述新中国农村与农民的“新生”，是事关“春天”的赞美诗，充满了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理想主义；麦河 是一部关于土地与农村新人的传奇故事，讲述农村建设者们不断“成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故事(3)。创业史 和 麦河 接续性探索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路径，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但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乡村振兴运动正在徐徐展开，乡土文学关于中国新村的形塑也处于历史的中间阶段，表现出尚未完成的中间性特征。一、扎根农村：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的坚守百年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一直处于实验与探索的过程中，“追踪式”描写农村变化的乡土文学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审美嬗变过程中，如果说百年中国农村与乡土文学的主基调是“变”，那么“常”则是根基。乡土文学的“变”，一方面来自于外生力量，即农村的现代性裂变和现代化建设理念的发展，以及乡土经验的更新；另一方面来自于内生动力，即乡土作家认知能力与参与农村建设意识的提升，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牵动力。乡土文学的“常”，一方面基于中国乡土文化，以及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源于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经验的代际传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鲁迅风式”的批判主义、“田园牧歌式”的理想主义、“追踪式”的现实主义等创作方式。在所有影响变量中，乡土作家的乡土经验与文学经验产生的作用最为直接。柳青的 创业史 与关仁山的 麦河 采用的都是“追踪式”描写方法，“乡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引起作家强烈的兴趣和表达的热情”，(4)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农村的现代化之变。当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出批判性与理想主义，只是他们批判的是阻碍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人与事，展望的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图景，而非前现代农村的怀旧式想象。“追踪式”乡土文学创作方法要求乡土作家离开书斋，走进农村、走近农民，不仅要了解农民生活和心理的细微变化，还要了解农业生产的现代变化。因此柳青能够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下进入农村甚至成为农民，实现了文学扎根乡土、扎根生活，也成为后世乡土文学创作一直推崇的“柳青精神”。乡土作家只有离开书斋、深入农村、扎根生活，才能真正了解农村、理解农民、感受土地，以避免单调空洞的文学讴歌，以及流于表象的、廉价的苦难叙事。对于土地、农村和农民文学不仅评论互文性理论视域下的创业史与麦河孟 和 宋学清160仅需要歌颂、批判、同情和记录，更需要理解、认知、发现和预见，认识农民的未来生活预期，发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预见新农村建设的未来图景。柳青 创业史 的创作是乡土作家扎根生活的一个典范。柳青为了深入农村、贴近生活，放弃了北京的工作和生活，落户陕西长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主抓互助组与合作社工作，用个人稿费先后组建和支持多个合作社。即便如此，柳青仍然感觉与普通农民有距离、与土地有距离，为了深入了解“当下”农村与农民，柳青决定“向下”再走一步。1953 年，柳青辞去县委副书记，定居皇甫村，成为皇甫村一名普通社员，恢复农民身份长达 14 年之久。柳青入驻皇甫村本着终身扎根农村的意图，全身心投入农村建设运动，先后编写完成了 关于王曲人民公社的田间生产点怎样沤青肥耕畜饲养三字经 等农业生产实践的经验性手册，农业生产、互助组与合作社一把抓，柳青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兼具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双重身份。由此也解决了乡土作家与农民间的身份关系问题，即知识分子既不大于也不小于农民，而是等于农民，在话语权上知识分子不能遮蔽和代表农民发声，而是作为农民发声。概而言之，乡土作家不是“写农民”“为农民”，而是“作为农民”去写作，坚持以农民的身份和立场去写作。困扰乡土作家的身份焦虑和立场焦虑问题，早在赵树理和柳青时期就已经得到解决，他们熟稔农民的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和文化心理，掌握了农民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能够自然地切换着身份，做到了文学创作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成为农民后的柳青在创作上并未显出急迫，一如他稳健而有序地参与农业生产与合作化运动。在完成中篇小说 狠透铁 的创作之后，柳青开始了“农村社会主义史诗”的宏大建构，在定居皇甫村 6 年之后完成了 创业史的第一部，1959 年开始在 延河 杂志以 稻地风波 为名连载，同年 延河 8 月号正式改题为 创业史，引发了文学的轰动效应。柳青“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使其能够“追踪式”地描写农村的细微变化，于是柳青计划以四部 创业史 来记录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而他不断更新的乡土经验也支持了这一宏大的写作计划。所谓扎根农村最为重要的是精神扎根，完成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身份融合，即以知识分子的认知能力和农民的身份、心理去观照农村、理解农民，规避知识分子对于农民的俯视，也超越对于农民的平视，而是与农民间的对视，实现彼此的对话和审视，进而实现文学与农村深入、深刻、平等的对话。柳青扎根农村、深入农村生活的肌理，践行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扎根精神”，实现了“农村本体”的文学书写。可以说，柳青 创业史 的创作方式为乡土文学确立了一种标杆，“扎根生活”也成为乡土文学创作的重要遗产。而关仁山就是这份遗产的一个继承人，在 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 在生活中创新 春天来了，我们在土地上播种 等创作谈中，关仁山多次强调柳青创作对自己的影响，并将柳青扎根农村的创作方式定义为“柳青精神”，号召作家学习、践行和坚持柳青的“扎根精神”。关仁山身体力行地践行着“柳青精神”，从 1990 年开始便有意识地扎根农村、扎根生活，用时两年在一个名为黑沿子的小渔村体验生活，开始写海、写渔村、写渔民，实现了文学创作由通俗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型。1995 年，关仁山又主动到唐山市唐海县挂职，协助主抓农业的副县长，深入基层农村，直观而又深刻地认识到当下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由此“对农民和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验，特别是民间的真情实感”(5)。随着对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发展的认识和体验，关仁山萌发了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立传的决心，于是有了 麦河 的创作计划。为了创作一部能够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百年巨变的鸿篇巨著，关仁山从 1997 年便开始着手准备，回到故乡河北省唐山市东田庄乡谷庄子村持续体验生活，并到邻近的还乡河女过庄参观现代农业的发展态势。直到 2009 年才完成 麦河 的第一稿，12 年间关仁山采取了“一边写作一边到农村里去”(6)的新写作方式，扎根农村不断发现新农村和新农民的新变化，在捕捉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之变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写作。如果说柳青实现了“农村本体”的文学书写，那么关仁山则实现了“土地本体”的文学书写，作为“写土地”的 麦河 也被学界称之为“新乡土史诗”(7)，成为 21 世纪的新创业史。这种扎根农村生活、追踪农村变化的写作姿态，成为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一种文学传统，乡土文学的“扎根精神”应该成为 21 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而坚持“扎根精神”的乡土文学在乡土经验、创作方法、人物形象、语言方式和精神内核上也经常会表现出互文性关系。但是在倡导扎根农村的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审美距离问题，过度融入农村往往会令乡土作家以情感代替理智，失去对农村问题认识的高度与理解的深度，使农村和农民变成情感的符号抑或土地政策的图解，这既不利于农村问题的解决，也会影响到乡土文学的良性发展。二、土地情怀：双重话语下的情感认知创业史 与 麦河 都是“写土地”的小说，是在农村现代化预设的背景下去思考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村生产与生活的核心资源，而在161漫长的人地关系中，农民与土地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深沉的情感关系，且随着情感的不断累积和发酵，最终升华为一种农民与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即土地伦理。此时在农民的眼中土地不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人类的母亲和信仰，甚至上升为图腾与神祗，充实着农民贫瘠的精神世界。因此，土地之于农民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存在，维系了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创业史 中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蛤蟆滩农民几乎都对土地充满了敬畏和执着，甚至于“一般的庄稼人屋里，供桌上过年过节时，供先人的灵位哩，平时供土地证哩”(8)，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麦河 中的曹玉堂、郭富九、刘凤桐、韩腰子等人贪恋土地，他们在分到土地时会激动地睡在地头，与土地说话。衣食无忧的韩腰子为了闻“地里的香味儿”，夜里给郭富九在路边看麦场，结果遭遇车祸身亡。在他们心里土地早已不是生产资料，更不是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依靠，是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在鹦鹉村人们供奉连安地神，连安地神是土地的保护者与拯救者，因此有研究者指出“麦河 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公，那就是土地”(9)。土地是我们了解中国农民基本情感和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那些远离土地的乡土文学无论从语言、情感还是价值体系等方面都很难真正进入农村的肌理。虽然同样是“写土地”，但是 创业史与 麦河发生的背景与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创业史 表现的是合作化运动，麦河 表现的是土地流转制度，两种土地制度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土地集中使用，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梁生宝在蛤蟆滩积极推进互助组与合作社工作，短期目标是解决农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长期目标则是“现时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再后用机器种地，用汽车拉粪、拉庄稼”(10)，早在合作化时期中国农业的发展目标就已经是机械化和工业化。而 麦河 实现了创业史 的现代化理想，鹦鹉村在曹双羊的带领下正在走向农业的集约化、现代化和产业化。同时 麦河也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式分散经营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无法依靠有限的、分散的土地发家致富，更妄谈共同富裕。作为“写土地”的 创业史 与 麦河 在土地情怀与土地伦理上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在民间话语体系里表现出农民对土地的合理合法性诉求。柳青的 创业史主要是为了表现合作化运动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且以合作化运动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的梁生宝、高增福等人成为时代英雄，阻碍合作化运动的姚士杰、郭振山等人则成为反面人物。但是在 创业史 中还存在一条价值判断的暗线，即以土地和勤劳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柳青在作品中感慨：“劳动是人类最为永恒的崇高行为！人，不论思想有什么错误，拼命劳动这件事，总是惹人喜爱，令人心疼，给人希望。”(11)如果以劳动作为标准，“蛤蟆滩三大能人”郭世富、姚士杰和郭振山又成为了被认可的对象，甚至以激扬的文字专门描写他们劳动的场景。在民间话语体系里柳青表达了对农民土地情怀的理解与同情，尤其对梁三老汉等旧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