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与学术转移_吴天岳.pdf

汉语哲学与学术转移吴天岳*对于汉语世界来说，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个舶来品。“哲学”这个术语源自日语，而哲学作为一门现代知识学科的建立，则有赖于 20 世纪一批深受西洋和东洋影响的知识分子。然而，如果我们同意哲学学科起源于希腊的话，那么，哲学对于绝大多数语言和文化来说，都是外来产物。但在哲学从古希腊语向其他语言迁移的漫长历史中，这一点并不妨碍非希腊语母语甚至不通希腊语的哲学家做出重要的哲学贡献。当然，这种迁移往往以大规模、高质量的哲学翻译作为前提，以便一门此前不适于哲学表达的自然语言能够建立起精确有效的哲学语汇。回顾近代以前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无论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古典拉丁语、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语、1213 世纪的经院拉丁语，还是 15 世纪的人文主义拉丁语，都是通过一系列翻译运动来推动自身的哲学建设：新的哲学思考方式的建立，总是同古希腊哲学经典的重新发现、译介、诠释、评注以及哲学家母语的自我更新联系在一起。有趣的是，伴随着这一系列翻译运动的，不仅仅是古希腊哲学经典的历史传承，而且是哲学学术中心的空间*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66外 国 哲 学转移，从雅典到罗马，从雅典、亚历山大到巴格达，从科尔多瓦到巴黎，从巴黎、牛津到佛罗伦萨、帕多瓦。中世纪研究者往往将这一现象称为“学术转移”（translatio studiorum/studii）。西方哲学这段常被忽略的历史，或许可以成为今日汉语哲学建设的他山之石。“学术转移”的说法来自中世纪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线性理解。他们追随 5世纪神学家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将先知但以理梦见的四只野兽解释为四个帝国，认为人类世俗的历史就是权力不断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历史，从巴比伦到波斯，再到希腊和罗马。权力的转移带来的是学术、知识与文化的转移。例如 12 世纪的史学家弗莱辛的奥托（Otto of Freising）曾经写道：“人类的所有权力、所有知识都源于东方，但它最终来到了西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使用的“转移”一词，translatio，在拉丁语中既指权力的转让、空间的转移，也可以指语言的翻译。正如之前提到的，中世纪的知识中心的转移和学术经典的移译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翻译的方式推动知识转移的想法还可以继续向前追溯。西塞罗就曾强调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转移，往往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他认为希腊人在哲学研究上远胜罗马人，拉丁学者亟需借鉴希腊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哲学文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通过创造新的拉丁词汇来表达希腊思想中的洞见。现代西方语言不少哲学术语，就来自西塞罗对古希腊哲学词汇的创造性翻译，例如“本质”（essentia）、“质”（qualitas）、“量”（quantitas）、“人性”（humanitas）等等。拉丁语能够以抽象、精准的方式延续和发展希腊人的思考，无疑拜西塞罗所赐。Tullio Gregory,“Translatio Studiorum”,in Translatio Studiorum: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 Bearer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ed.by Marco Sgarbi,Leiden:Brill,pp.1-21;Serge Lusignan,“Translatio Studii and the Emergence of French as a Language of Letters in the Middle Ages”,New Medieval Literatures,14(2012),pp.1-19;Simona Cohen,“Translatio Studiorum”,in Encyclopedia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ed.by Marco Sgarbi,Dordrecht:Springer,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2848-4_1134-2.此处引文及相关论述，引自雅克勒高夫：中世纪文明（4001500 年），徐家玲译，格致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74 页。Tullio Gregory,“Translatio Studiorum”,in Translatio Studiorum: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 Bearer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ed.by Marco Sgarbi,pp.4-5.汉语哲学与学术转移67通过翻译和改造拉丁语来传承希腊哲学的想法，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古代晚期作家波埃修身上。他更加明确地认为，翻译是推动希腊文化向罗马转移最有效的工具。他也曾经雄心勃勃地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翻译成拉丁语，并为之作注，让希腊哲学能够以罗马人的风格发言，从而具有某种拉丁性（in latinam formam）。波埃修虽然未能完成这个宏大的写作计划，但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和为之撰写的评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拉丁世界哲学家理论哲学的基础。同一时期更为浩大的翻译运动出现在阿拉伯世界。这场翻译运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的叙利亚。早在公元 4 世纪和 5 世纪就已经有哲学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叙利亚语。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译者是雷塞纳的塞尔吉乌斯（Sergius of Reshayna）。他和波埃修一样，立志要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译成自己的母语，但比波埃修幸运的是，他的事业一直后继有人。一批叙利亚基督徒经过数世纪的努力，不仅完成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而且把一批宇宙论、灵魂哲学、伦理学和神学著作，译成叙利亚文。阿拉伯世界的这场翻译运动真正蔚为大观，是在阿拔斯王朝。特别是在该王朝 762 年建都巴格达之后，哈里发曼苏尔在巴格达建立了被称为“智慧宫”的学术机构。他从阿拉伯世界各地广泛地招募有识之士，来翻译希腊的学术著作。到 10 世纪末的时候，几乎所有关于科学和哲学的世俗希腊语著作都被译成了阿拉伯语。其中哲学家铿迭和他的学圈的贡献最为人熟知。铿迭被称为阿拉伯哲学传统第一位哲学家，他本人可能并不懂希腊语，但他以开放的胸襟去接受希腊的哲学传统。他在论第一哲学中这样写道：希腊人中在哲学上最了不起的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应当感激那些对真理有所贡献的那些人的父辈，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他们存在的原因；更不用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本人；因为他们的父辈是他们的原因，而 Tullio Gregory,“Translatio Studiorum”,in Translatio Studiorum: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 Bearer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ed.by Marco Sgarbi,pp.6-7.68外 国 哲 学他们则是我们获得真理的原因。”他在这件事情上说得真好！当我们赞赏真理，不管它从何而来去获取真理时，我们不应感到羞愧，哪怕它来自遥远的民族，来自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度。（On First Philosophy）在铿迭的身边聚集了一群非常勤奋的译者，他们不仅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一些重要的经典，还把阿弗罗蒂西亚的亚历山大、斐洛珀诺斯、奥林匹克多鲁斯等人的评注译成阿拉伯语。值得一提的是，铿迭学圈对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新柏拉图派的棱镜。这深刻地影响了法拉比和阿维森纳等人的哲学倾向，从根本上塑造了中世纪阿拉伯传统的精神。值得强调的是，阿拉伯世界这场翻译运动，虽然因为铿迭自己的原创性哲学工作而声名远扬，但如果从翻译的质量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这场翻译运动最重要的工作，是由一批聂斯托利乌斯基督徒完成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unayn Ibn Isq）和他的儿子伊斯哈格伊本侯奈因（Isq Ibn unayn）。他们和一群得力的助手一起将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著作译为阿拉伯语。他们的工作极为严谨，例如论灵魂一书，侯奈因不仅先将它译成叙利亚语，而且又参考不同的希腊文底本，给出了两个阿拉伯语译文。随后不断修订译本，使之臻于完美，而且采取一种直译的方式来尽可能保证译文的精准。他们的译文因此很快使铿迭学圈的译文黯然失色。回到西欧，波埃修被中断的哲学翻译事业到了 12 世纪才得以延续。这个时期在欧洲南部兴起的一场翻译运动，把亚里士多德的几乎所有著作以及 此处翻译根据英译文，见 A.Ivry,Al-Kindis Metaphysics.A Translation of Yaqub ibn Ishaq al-Kindis Treatise On First Philosophy(fi al-Falsafah al-Ula),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Albany:SUNY Press,1974,pp.57-58。此处有关阿拉伯翻译运动的论述，参考了 Dimitri Gutas,Greek Thought,Arabic Culture:The Graeco-Arabic Translation Movement in Baghdad and Early Abbsid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98;Cristina DAncona,“Greek Sources in Arabic and Islamic Philosophy”,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22 Edition,ed.by Edward N.Zalta,URL=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2/entries/arabic-islamic-greek/。汉语哲学与学术转移69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哲学、神学和科学著作，带到拉丁世界。这场浩浩荡荡的翻译运动，始于 1120 年，一直延续到 13 世纪 70 年代。它首先构成了所谓 12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要素，接下来成为中世纪大学兴起、经院哲学进入盛期的重要的推手。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拉丁化可谓重中之重，它为中世纪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今天保存下来的来自 9 世纪至 16 世纪的译文抄本超过了 2000 份，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这是个惊人的数字。从哲学的角度看，拉丁翻译运动的集大成者无疑是穆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整个亚里士多德著作集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其中包括论动物的运动 论动物的行进 政治学和诗学等从未被翻译过的著作。威廉的译本追求严格的直译，力求如实再现希腊原文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些用法繁复的小词在内，有些重要的希腊词汇甚至只是简单地将其转写成罗马字母，他的译本精确到可以通过拉丁文去反推希腊抄本原文。除了亚里士多德本人著作外，威廉也翻译了大量古代晚期的评注，成为阿奎那、布里丹等中世纪盛期哲学家最重要的思想史资源。没有他和其他拉丁译者的贡献，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黄金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拉丁学者更新哲学语言的努力并未就此停下脚步。佛罗伦萨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就认为中世纪的逐字直译败坏了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典作家的本意，他转而借用西塞罗的散文语言，试图重建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优雅雄辩。不过，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特里比戎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就已经对这种华而不实的做法心存疑虑，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处理技术问题时，并不顾虑语言优雅与否。就此而言，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野蛮译本要胜过时人的故作优雅。参见B.G.Dod,“Aristoteles Latinus”,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eds.by N.Kretzmann,A.Kenny,and J.Pinborg,Cambridg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