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_张帅.pdf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摘要：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关键词：国家建设光荣革命英格兰政体古代宪章International Rivalry and Ancient Constitution:Hume on theGlorious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onstitutionin EnglandZHANG ShuaiAbstract：Charles Tilly s theory of capitalized coercion based on the historicalexperience of Western Europe has now beenwidelyacceptedbyhistoricalsociologists.However，his difficul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English polity require us to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England s efforts to transform ancient constitution inorder to establish a modern government that could accommodate the populardemands of liberty as well as respon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Hume sanalysis oftheGloriousRevolutionoffersusvaluableinsights.Facedwithinternational challenges，the King attempted to strengthen the state power through aseries of unconventional religious and military policies that had threatened the张帅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作者：张 帅 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Author：ZHANG Shuai，School of Social&Politic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Glasgow）E-mail：2475153zstudent.gla.ac.uk社会20231CJS第 43 卷1DOI:10.15992/ki.31-1123/c.2023.01.001社会2023 1一、国家制度发育视野中的“英格兰问题”在 1975 年出版的 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一书中，蒂利提示我们，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并非古已有之的组织，其起源可以明确地追溯到 16 世纪的西欧。当时，西欧的政治组织形态相当多元，国家在影响力方面远不及城市贸易同盟和帝国，没有人会预料到，此后几百年整个世界会朝着建设国家性（stateness）的方向迈进。如今，国家已成为当代政治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无法摆脱的“过去的僭政”（the tyranny ofthe past）（Tilly，1975：3-83）。古典政治以城邦为依托。不过，作为现代政治的载体，国家并非古代城邦的直接继承者，而是在中世纪晚期经济繁荣的商业城市带之外，由商业城市的资本与君主国的强制要素融合而成。历史地看，国家这种政治形态的胜出与西欧的独特历史道路密切相关。漫长而残酷的国际军事竞争要求各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建构强有力的治安和国防力量，对内镇压民众反叛，对外抵御邻国的军事侵扰。国家的强大资源汲取和组织动员能力，使它能够更好地完成这些职能，相较于其他政治组织形态更具竞争优势。以法国大革命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统治为标志，战political tradition.It provoked widespread suspicions that the monarch intended toreplace English liberty with French absolutism，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outbreakof revolution.The Glorious Revolution transformed ancient constitution by restrictingprerogative and giving priority to popular principles that safeguarded the politicalideal of liberty.The Revolution also resolved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kingand the parliament，and brought in a powerful commercial state capable of dealingwith international rivalries.Thus，England avoided succumbing to the fate of Frenchabsolutism.Hume s analysis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reveals that the modernstate，built b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order，must both protect individual andcivil liberty，and meet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Understanding both the strength andliberty of a modern state is central to understanding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themodern English polity，and the secret of modern states in general.Keywords：state-building，the Glorious Revolution，the constitution of England，ancient constitution2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争与国家的互动逻辑大体完成，以官僚制和常备军为核心的民族化国家（national state）成为现代政治的样板。因此，国家的胜出是“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的结果。现代国家制度发育的根本动力是战争和准备战争，“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个令人不安的发现使国家重新成为研究的焦点（Tilly，1975：71-73，1985，1990：28-32、103-114、151-160）。这种关注资源“汲取、强制和协调”等功能性维度的思路，被蒂利称为“国家生理学”（physiology of states），它为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也开启了“找回国家”的研究浪潮（Tilly，1975：27、47-50，1990：54；Evans，et al.，1985；Smith，1991：5-7、81-85）。蒂利这一著作的影响很快溢出历史社会学领域，并有力地挑战了此前学界对英国国家性质的理解。1过往的学者们深受洛克以及孟德斯鸠的影响，偏爱辉格史学关注的宪政史议题，或者基于纳米尔的洞察而对议会寡头的关系网络分析津津乐道（Stone，1994：1-3）。这两个思路逐渐合流，意外地塑造了一种对于英格兰的“弱国家”想象。2蒂利对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的高度重视，启发学者们正视英格兰制度建设的成果，并由此出发重新检讨英格兰政体的运作逻辑。不过，学者们很快遇到了棘手的常备军问题。蒂利很早就意识到，除了短暂的共和时代，英格兰始终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常备陆军（Tilly，1975：34-35、40）。因此，制度视角在为“英格兰政体”增加了一个研究维度的同时，也使得其形象愈发含混。一方面，制度建设的成果为英格兰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成为早期现代政治舞台上至关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这些成就似乎并未威胁到过往体制的诸多遗产，英格兰既缺少常备军，又沿袭了地方望族统治和宗教秩序等诸多旧制度的安排。英格兰决定性地塑造了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但它只是凭借旧制度的幸运遗产，才悖谬地成1.晚近以来，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借鉴蒂利比较历史分析的洞见，从重要的历史案例中（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和 18 世纪以降的财政军事国家）提炼地方性理论（local theory），以促进理论和历史案例之间的良性互动（Tarrow，2004；Storrsed，2008）。2.斯通（Stone，1990）的精彩论述是，辉格史学影响下的英格兰政治的基本面貌是“小规模，弱力量，高度去中心化的权力结构”（small，weak，decentralized structure of power），少数中央政府的贵族寡头操纵下院，地方日常事务则交给非专业化的乡绅，小规模的官僚制和孱弱的常备军，缺乏社会冲突而高度和平化。施柯拉（Shklar，1990：269）在对孟德斯鸠和现代共和制的研究中指出，18 世纪的英格兰是以商业和“非军事”（non-military）为特征的代议制国家。晚近以来针对英格兰的研究对此进行了犀利的批评（Brewer，1990：xiii、57-59、110）。3社会2023 1为现代自由政治理想的化身。不过，蒂利对常备军问题的重视，至少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偏差。首先，他试图以 19 世纪的制度成果处理 1618 世纪的历史经验，因而未能摆脱时代的错位。蒂利强调，“资本化强制”关注的领土兼并和国家数目减少等现象，主要基于 1618 世纪欧洲的历史经验，而 19 世纪之后西欧的民族建构和大国协调体系与此逻辑并不一致。正如蒂利自己意识到的，他选取的诸多指标，“官僚制而不是出售关键职位，大规模的专业军队而不是民兵，专业化的治安力量而不是治安团”，主要是“上个世纪（即 19 世纪）才能看到的重要国家特征”（Tilly，1975：7、34、47-48、73、77-80，1990：28-33）。因此，当蒂利从常备军入手检讨 1618世纪的现代国家制度发育时，难免陷入时代错置的泥潭。其次，正如很多英国史学者指出的，蒂利以常备军和官僚制为核心的分析思路，发轫于从德罗伊森到韦伯和辛茨（Otto Hintze）等学者建立的德国国家学传统，这一思路并不完全适用于英格兰。蒂利认为，相较于以农业收益作为税基的大陆君主国，英格兰商业高度繁荣，在征税时遇到的障碍可能会小得多，因而无需官僚制、常备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但史学家很快指出，这样的揣测缺乏历史根据（Ertman，1994：34-35，2017；Stone，1990；Parrott，2012：8-10）。早在 18 世纪中期，为了征收关税和消费税以维持高昂的军事开支，英格兰就已经建立了专业化程度和规模都首屈一指的税收机构，财政、税收和海军等各部门早已实现了日后韦伯推崇的专业官僚制。因此，乡绅望族维持地方自治，缺少常备陆军的政治表象，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