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佛教哲学的文体和方法李四龙*“佛教哲学”是现代词汇,源于现代西方佛教学术体系,其内涵以知识论、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和语言哲学为主。在中国佛教史上,“佛教哲学”有其对应的历史名称,“义学”。精于此道的僧人,常被称为“义学僧”“义学沙门”或“义学大德”。他们有相对集中的议题,也有基本类似的讨论方法。这个群体还有一个共性,即大多参与翻译、讲解佛经。而在中唐以后,随着译经高潮的消退,讲经活动的衰微,这个群体在中国佛教史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一、佛教义学的文体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义学,在南北朝、隋、初盛唐时期臻于顶峰,留下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佛教解经文献。这些文献,常以“玄义”“玄论”“义章”“义记”“义疏”“文句”“集解”“玄赞”等为题,学术界通常称之为“义疏”,甚至还和当时儒家、道家的义疏合在一起,予以专门的研究,统称*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42外国哲学为“义疏学”。笔者近年研究这些佛教解经文献,从中分析出一种中国古代佛教哲学的文体,即“论义体”。文史学者很在乎“义疏”这个文体是儒家讲经影响佛家还是佛家讲经影响儒家,我对此有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重要,从“义疏”里分离出“论义体”,这事很重要。这些解经文献对应于中古时期佛教讲经活动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直接讲经,另一种是隐性讲经。后者是给讲经活动提供佛学思想背景,特别是对佛教或大乘佛教根本问题、核心思想与关键术语提供解释,相当于佛学通论。直接讲经又有佛典总论和经文解释的区别,这在当时分别称为“开题”和“消文”。因此,当时的佛教讲经有三种基本形态:隐性讲经、开题和消文。相应地,这些解经文献可以分为三类:(1)佛学通论,代表作有净影慧远的《大乘义章》、吉藏的《大乘玄论》;(2)佛典总论,代表作有智顗的《法华玄义》、吉藏的《法华游意》;(3)经文解释,代表作很多,譬如智顗《法华文句》、吉藏《法华义疏》。三类解经文献,统贯于“义”。以此讲经、注经,是义学僧的主要工作。“义”是在两汉时期已经成熟的文体,代表了儒家“微言大义”的理论传统,体现出作者“抉隐发微”的思辨能力;“疏”有疏通、记录之意,代表一种著述方式。“义”和“疏”的结合,表明了这些文献首要的工作是微言大义。佛经的传译,首先意味着“微言”的对象丰富了,在儒、道经典之外还有一大批外来经典;其次意味着“微言”的形式和方法丰富了。在南北朝以前,通论儒家典章制度和思想观念的著作少而又少,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