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_罗千峰.pdf

第 卷 第 期经济经纬 年 月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罗千峰，赵奇锋（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摘 要：基于 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家庭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及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选择不同上网方式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可得到一致性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在 岁以及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家庭，其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对农户家庭收入产生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夯实互联网发展基础，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水平；积极发挥互联网多渠道增收效应，促进农户稳步增收；健全和完善乡村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农民与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合理分享数字经济红利。关键词：共同富裕；互联网使用；家庭收入；收入增长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作者简介：罗千峰（），男，河南信阳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赵奇锋（），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创新研究。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收稿日期：近年来，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显示，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达，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活跃用户数达到 亿。互联网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进而提高农户工资性收入（杨柠泽 等，），但是，非农就业也会制约农户对农业经营的投入，家庭总收入可能受到影响。并且，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互联网普及率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缺少微观层面关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库，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内在机理，探索互联网使用能否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相较现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已有研究注重从宏观或微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及企业绩效的影响，仅有的关注互联网影响农户收入的文献，也缺少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实证检验和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民增收的五种重要机制，即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五条路径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在影响机制方面拓展了现有研究。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一）文献回顾现有文献对于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及政策等DOI:10.15931/ki.1006-1096.2022.06.011方面。现有研究一般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程名望等（）认为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等（）认为许多政府将增加教育支出作为缓解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有效工具；等（）认为作为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通过促进关系网络中的信息流动等方式获得回报，能够改善家庭福利；徐戈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多样化。总体来说，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家庭增收的机会和能力，社会资本可以提高社会效率和改善农户福利，二者在促进农户增收和脱贫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李晓嘉 等，）。已有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可以促进农户收入增长（骆永民 等，）。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非农就业中劳动力的年龄及农业经营规模（罗明忠 等，）、本地就业与外出务工从业模式选择（毛学峰 等，）、性别（任义科 等，）等因素会对农户收入产生不同影响。同时，非农就业在促进农户增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例如，社会资本通过降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搜寻成本及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职业匹配能力，从而使务工人员获取较高的劳动报酬（刘一伟 等，）；又如，退耕还林除了能够以现金补贴等方式弥补农户收入损失外，还可以通过引导和帮助农户外出务工等活动培养农户的创收能力，相比之下，农户通过非农就业方式实现增收更为重要（王庶 等，）。此外，众多学者还从不同视角对农户收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政策、信贷等因素均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李成明等（）认为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和转出户均存在显著的增收效应；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尽管农地流转有利于增加转入户收入，但并没有显著增加转出户收入（郭君平 等，）。在政策方面，李玉山等（）认为多元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具有显著效果，可以提高农户收入多样性，并降低脱贫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在信贷方面，张珩等（）、梁虎等（）认为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并且具有持续性，但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综上可以看出，关于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非农就业等方面，这些文献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直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的文献较少，学术界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从中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产业发展、企业绩效的影响（王可 等，；万兴 等，）；并且，鉴于农户收入结构数据可获得性难度较大，相关文献缺少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的研究（孙华臣 等，），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相关机制分析则更为少见。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微观角度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的增收效应及相关机制。（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互联网使用已成为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拓展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资源获取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具体来说，互联网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减少交易环节，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互联网使用致使市场高度互联，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受搜寻成本约束的市场范围（邱泽奇 等，），有效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的降低大幅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有效压缩了市场交易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农户物资采购成本和产品销售成本。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可以大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且能够以更低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灵活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收入增长。第二，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农户对市场交易的关注度，强化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农户借助互联网能够更好了解市场行情和消费趋势，强化与消费者的精准对接，大幅增强市场消费黏性；而互联网外部性能够形成需求方规模经济（葛继红 等，），帮助农户扩大农产品销售量，获取规模效益。并且，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农户能够运用可追溯等数字科技，更好地打造农产品品牌和区域公用品牌，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获取更高利润，促进收入增长。第三，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农户家庭收入增长。互联网为经济个体有效获取知识和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能够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资本水平提升（韩先锋 等，；李丽莉 等，），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农户生产效率，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促进农户收入持续增加（徐戈 等，）。因此，农户借助互联网可以突破传统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时空限制，拓展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强化信息搜寻能力、诠释能力和加工能力，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提升家庭经营效率，从而实现家庭收入增长。第四，互联网能够提高农户正规贷款的可获得性，降低农户金融资金获取成本，为农户收入增长提供保障。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不利于金融机构向借款人提供金融产品及服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因成本较高等原因难以深入到农村地区的问题则更加突出。互联网使用能够缓解传统金融对农户的评估排斥、地理排斥和营销排斥等问题（殷浩栋 等，），极大地提高农户对正规贷款的可获得性，降低农户的金融资金获取成本，从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第五，互联网使用能够增加农户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王春超 等，），而互联网使用是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首先，互联网使用能够降低农户维系“熟人社会”网络的通信成本，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丰富农户社交活动，强化农户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联系，进而促进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其次，互联网重构了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基础的网络传播方式，有利于社会资源向社会个体配置（隋岩，），社会弱联系网络得到发展，农户社交边界也得以扩大。互联网使用在帮助农户维系传统联系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弱联系网络，促进了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拓展了农户增收的社会资源，从而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说：研究假说：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户增收。研究假说：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户与市场有效衔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增强金融资金支持、提高社会资本水平等五个机制促进农户收入增长。二、数据与实证方法（一）数据介绍本文所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年全国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乡村振兴综合调查及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项目”所进行的全国调查。首先，为了强化样本代表性，项目组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等因素，按照随机分层抽样原则，从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按照分区省份数量 的比例共抽取了 个省份；其次，根据人均 水平将各省份所有县（市、区）分为 个组，并在考虑县域地理空间均匀分布情况下，从每个县（市、区）组内随机抽取 个县，即每个省份抽取 个县（市、区）；再次，按照高、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水平，在每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个乡（镇），并且每个乡（镇）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抽取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的行政村各 个；最后，调研员采用等距离取样法从行政村的花名册中随机抽取 户农户，就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户收入等情况展开调研。由于本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而将相关收入、控制变量特征缺失及异常的数据剔除，最终得到 个农户样本。（二）变量定义与描述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家庭总收入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 年农户家庭收入总额；其构成包括农业经营性收入、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几部分；收入细目和总额在统计过程中均不扣除生活性成本支出。调研员根据农户各项收入的具体含义分别进行单独核算，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为了使变量减小异方差以及尽量符合正态分布，本文对有关家庭收入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转换。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使用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参考毛宇飞等（）、聂爱云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采用“是否使用互联网”指标概念较为宽泛，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随着互联网硬件设备快速普及，农户利用多设备进行上网日益普遍。相比之下，采用“互联网综合使用情况”指标能够更准确地刻画农户使用互联网的强度，从而有效减少变量衡量和模型估计误差。因此，在借鉴朱秋博等（）研究基础上，根据问卷内容，本文将互联网使用情况定义为“农户家庭上网方式的数量”，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笔记本或台式电脑等，并将其作为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衡量指标。控制变量在参考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户主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引入计量模型，以降低模型估计偏误。其中，户主层面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层面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禀赋、家庭成员平均年龄等情况；村庄层面特征包括村庄交通条件、村庄经济水平。同时，为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回归中会控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