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角下的近代城市排污研究——从民国天津公厕谈起_曹牧.pdf

环境史视角下的近代城市排污研究 从民国天津公厕谈起曹 牧摘 要公厕是民国城市的重要卫生设施，更是关系城市环境优劣、决定城市排污成败的关键环节。设置公厕可以减少随地便溺现象、改进环境，但随着大量粪秽集聚，也产生了清理问题，因此公厕状况可反映城市排污系统的运转状态。民国时期天津公厕发生近代转化，在传统旱厕之外出现了新式水冲厕所，粪夫、粪厂和粪业等人力排污系统也面临管道排污模式的挑战。排污近代化过程虽然改善了城市卫生，但也削弱了都市粪肥流入乡村的可能，从而破坏了原有的城乡物质循环模式，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新陈代谢裂隙等问题。关键词天津；民国时期；公厕；城市环境；城市新陈代谢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 曹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人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卵，故从文明曙光初生之时，人类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排泄物的危险性，并有意识地将排泄行为与生活的其他部分进行隔离。排泄物是人类创造的第一种环境污染物，而人为管理排泄地点则是第一种防治污染的手段，因此原始村落周围会出现“粪山”，城市出现后也有用于排泄的固定场所 厕所。位于城中的厕所聚集了大量居民的排泄物，但它们一般不是粪便最终的归宿，而是城市排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所有城市生活发展不可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民国时期天津的城市人口增加、居住区扩大，因此也面临严峻的污物处理问题。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人口便已突破百万，若以每人日均产粪 公斤计，每日产生粪便总量就会超过 万公斤！百万市民每日到何处“方便”？巨量的粪便聚集在何处，最终又去向何方？天津的公厕及排污设置，厕内技术和相应附属设施变化，为观察城市排污形式提供了一个窗口。在既往研究中，城市污物作为影响市政卫生状况的重要因素，常被纳入近代卫生发展、城市管，“：，”，关于天津历史总人口的研究因数据来源不同而不能统一，以专论天津人口的两部著作为例，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中引用 年中国年鉴和北京天津案内材料认为 年天津市区人口达 人，年总人口突破百万上升至 人（南开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而高艳林的天津人口研究（）则引用 年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和 年天津市自治调查数据，认为 年天津人口数为 人，年人口才冲破百万达到 人（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综合各种人口统计材料，可以大致推算出天津人口突破百万大关的时间在 世纪二三十年代。根据农业部统计，我国成年人每天平均产粪约 公斤。见田乐水：粪便的卫生清除，朱嘉明编中国：需要厕所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年版，第 页。理以及思想观念演化的框架中加以讨论，然而跳出对粪秽的清洁评判，厕所作为一种污物处理设施，也是城市与外界环境在移除废弃物过程中产生联系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的漫长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维续生命的手段。环境史学尝试书写人与自然共同的历史，认为人类与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共存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结成一张“极其复杂、多维和立体的生命网络”。同样，如果我们能将人以外的自然生态视角，扩展到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全生态和大生态视角，并重新审视城市，便会发现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庞大聚落也与所有生命体相似，在寻求基本生存需求的动力下与外在自然保持密切的物质交流，维持着不可停息的城市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本是描述生物体与外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过程。世纪末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用于形容社会与城市运作的方式。世纪 年代，马克思在研究中发展了农业化学家李比希的学说，用新陈代谢这一术语解释社会生态关系。他认为在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的循环中，城市中人类产生的排泄物以及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废弃物都应该归还于土壤，而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会打破社会自然交换平衡，剥夺土壤肥力，造成城乡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问题，随后新陈代谢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解释社会问题，尤其用于解释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当我们将生命作为核心问题，把城市新陈代谢活动放置在无处不在的生态网络中思考，反观城市的排污问题，便会发现制度与技术变革对城市与自然关系造成的一些具体影响。本文尝试通过近代天津的城市排污案例，描述中国传统城市与周边环境在处理排泄物过程中建立的循环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近代化变革中产生的变化。由此出发，考察城市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和随之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问题，进而引发对近代中国城市排污以及与之相连的城市环境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环境史视角下的近代城市排污研究 年王伟杰在环境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历史上北京粪便垃圾污染问题（王伟杰：旧时北京城污水对环境的污染，环境科学 年第 期），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城市污物更多被当作一种城市卫生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 世纪 年代美国学者罗芙云关于天津近代城市问题的著作，见罗芙云：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年版。同样，杜丽红（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辛圭焕（世纪 年代北平市政府的粪业官办构想与环境卫生的改革，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卷，年）、林靖（近代厦门的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年）、朱慧颖（民国时期天津环境卫生管理，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年第 期）、任吉东（近代中国城市粪溺的治理 以天津为例，经济社会史评论 年第 期）等，对近代北京，厦门、天津等城市污物管理的研究，也是从环境卫生、疾病控制等角度切入讨论城市应对措施。从另一角度看，一些讨论城市卫生管理的研究，如王良胜对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管理变迁的研究（“新政时期”天津城市管理的近代化变迁，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年第 期），任云兰讨论都统衙门时期天津公共卫生管理（都统衙门时期天津公共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天津社会科学 年第 期），路彩霞分析清末卫生局裁撤（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探析 清末中国卫生管理近代转型的个案考察，史林 年第 期），徐峰对 年代上海浦东清洁纠纷的个案研究（年上海浦东区清洁纠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年），以及黄冬英对武汉环境卫生管理的分析（近代武汉环境卫生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年）等，也都涉及城市污物处理问题。此外，亦有从观念角度切入探讨城市粪污问题的研究，代表如苏智良、彭善民对上海公厕与都市文明关系分析（公厕变迁与都市文明 以近代上海为例，史林 年第 期）等。余新忠对清末江南卫生观念的研究（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 年第 期）中，指出旧有卫生观念和行为可以“保持自然与社会生态的相对平衡”，但也存在弊端，而近代引入的卫生新观念有助于将之前松散的卫生整治工作纳入官方系统化管理中。以上研究均反映出卫生管理和城市污物处理方式的近代转变趋势。王利华：“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史学集刊 年第 期。夏明方：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在此类研究中，玛利亚费舍 科沃斯基（）和艾博沃尔曼（）的论述颇具代表性。前者认为支撑社会发展的物质和能量流都是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后者则将所有支撑城市居民生存活动和城市建设的物质流入，垃圾和废弃物的排出都算入新陈代谢活动，见 ，“：，”，；，“，”，。一 天津公厕：新颖的老设施中国城市自古就有厕所，只是野厕横行、外观简陋。从设计角度，这些厕所更像是收集和存储粪便的场所，而不是维持城市卫生和环境质量的设施，严重忽视使用者的观感。尤其在北方城市，因为厕所数量少，随地便溺现象也更常见，明代王思任就曾在文饭小品中赋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京城尚且如此，北方城市如厕环境可见一斑。直到清末民初，由于缺少厕所，行人仍需要忍受充斥市井街巷的粪便污水混合气味。天津被迫开埠后，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最肮脏、最令人厌恶也是最繁忙的商业城市之一”，原因之一便是在天津，除了城市街头巷尾随处可以看到排泄物，到津郊旷野，还能窥见为数不少的粪厂中“黑团团一堆一块的大粪，臭气熏人，刺鼻欲呕”。尽管中国人在粪便包围中浑然不觉，甚至“习处于污秽不洁之中，久而不自闻其臭”，但在西方人看来，这些粪便极大地威胁了城市卫生安全。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后，都统衙门颁布施行的多条卫生改进措施中，就不乏严格管束随地便溺的规定。如禁止随地小便，否则罚款一元，甚至还会侮辱性地强迫违规者赤手将排泄物捧至僻静处以示惩戒。为了维持城市卫生，年都统衙门在天津初设官厕，雇佣专职管理人员，规定居民行人大解需缴钱一文，如若在厕外方便被发现，将会被洋兵饱打并扭送巡捕房。年袁世凯从都统衙门手中收回天津，依然保留了前者设置的大部分机构，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卫生局和警察系统辅助维持城市环境，年出版的北洋公牍类纂记录的北洋新政中便有不少与之相关的内容，如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总纲写明在“天津城厢内外择相宜地方建立官厕，俾行人便溺有所，不至随处污秽”，同时为维持厕所卫生状态，一方面要求“应备石灰黑油等物，一律洒泼”，另一方面则“于中厕溺桶等处多刷灰水”，着重防疫。公厕设置与巡警对居民便溺行为的管理互相配合，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中列具的众多工作中频繁出现“通衢大道，小街辟巷，各处路口，及贮水池河沿等处，不许大小便”等规定。民国中后期，公厕已经成为天津的重要卫生设施，并形成了一套由官厕、私厕共同构成的城市公厕系统。官厕由官方主导建设，委派专职人员管理或者下包给私人运营；私厕中有由私人出资建造，经官方认可、按时缴纳捐费的正规公厕，亦有未经官方审批私自搭建的野厕。官厕接受政府直接管理，有固定建筑规范和管理编号，建造标准也会根据市政要求不时调整，因此可以体现都市排污思路的转化历程。年卫生管理办法中便提出，官厕应在“旧时有厕之地，重新起盖，或在僻静之处另行添盖，盖法以砖砌墙，铅顶作盖，厕内尿沟粪坑皆以洋灰修造，仍须随时改良”，然而规则草创，“章程大致粗具，仍应随时考究，斟酌咸宜，期臻美备”，对具体建造细节未有明文规定。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城市管理成熟，关于公厕设置的规定也更为具体，此处史林王思任著，蒋金德点校文饭小品，岳麓书社 年版，第 页。雷穆森：天津租界史（插图版），许逸凡、赵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刘炎臣：津门杂谈，三友美术社 年版，第 页。杨敷海：市政公共卫生编：近数年来国内卫生行政之观察暨以后施政方针，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 年版，第 页。储仁逊：闻见录卷，天津图书馆整理储仁逊闻见录第 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第 页。储仁逊闻见录卷，天津图书馆整理储仁逊闻见录第 卷，第 页。储仁逊闻见录卷，天津图书馆整理储仁逊闻见录第 卷，第、页。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 卫生（医术禁烟附），甘厚慈辑，罗澍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二），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第 页。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丁未十月重订），北洋公牍类纂卷 警察二，甘厚慈辑，罗澍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一），第 页。天津卫生总局现行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 卫生（医术禁烟附），甘厚慈辑，罗澍伟点校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二），第 页。抽取三份有代表性的建筑标准，从中可一窥官厕发展过程：第一份为 年日伪政府时期的建筑标准。彼时工务局与卫生局为修缮五处不良公厕，协商后共同决定改建公厕应符合六项要求：“（甲）红砖墙壁，（乙）铅板顶，（丙）纱门窗，（丁）洋灰地面、蹲台，（戊）墙内外洋灰敷面，以三尺为度，（己）蹲坑（洋灰槽，缸管由工务局酌定之）。”在随后的公厕估价中也详细规定了应该使用的材料，并且要求公厕建造渗水井。渗水井外观似井，却是专为将地表污水渗透到地下的卫生设施，井内周边土壤裸露，脏水下渗蒸腾便可慢慢消弭，曾经被认为是一项简单的污水处理措施，但有污染地下水的可能。第二份为 年天津市特别公署警察局为增设新公厕而拟定的统一施工说明，其中详细规定了建厕的十三条步骤。照此标准建造的公厕，“秽土基础”用白灰铺设（三成白灰混合七成净土），砖墙用二成白灰一成砂浆的泥浆粘合，青灰皮调缝，房顶铺苇把后抹草泥和青蔴刀，设雨水檐与雨水沟。屋内用三成白灰混合七成炉渣铺地，设置十个蹲坑，上铺厚木板供脚踩，坑内放置木制粪斗，尿池与缸管连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