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_鲁钊阳.pdf

财经理论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收稿日期 202204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JL083);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KJQN201900304、KJCX2020014);西南政法大学校级重点项目(2020XZZD04)作者简介 鲁钊阳(1980)，男，湖北蕲春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影响的实证研究鲁钊阳1，杜雨潼2(1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重庆401120;2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重庆401120)摘要 在绝对贫困消除后，相对贫困成为当下社会各界关心的主要话题。本文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来看，还是分城乡来看，互联网使用均显著缓解了居民相对贫困。上述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偏误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的正向缓解作用随着社会信任水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在教育水平上体现出强烈的异质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个体就业创业、金融投资而改善相对贫困状态，并且对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加快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解决相对贫困具有重要作用，而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抵御贫困的重要屏障。关键词 互联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居民相对贫困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63(2023)01005513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20 年年底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 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至此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我国绝对贫困已经全面消除，但消除绝对贫困并不代表消除贫困，相对贫困成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需要攻克的又一大难题。根据世界经济信息网数据，我国人均 GDP 全球排名一直在稳步上升，但 2019 年依然为 72 名，这与我国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并不相匹配。此外，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一直存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 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021 元，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一方面巩固现有的扶贫成果，另一方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由此可以看出，贫困的形态已发生了变化，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探究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与解决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就其特征、治理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首先，大量文献就相对贫困的概念及识别标准进行了理论研究。相对贫困指的是个体处于一种相对排斥与相对剥夺的状态1，衡量的不仅是一个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收入不平衡问题，还是权利的不平衡问题、享有资源的不平衡问题2，因而与不同群体之间所拥有的财富收入、享有的地位有关，又与社会制度环境、个人的自我认同感、社会公平观紧密相连35。因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相对贫困提出了不同的测度方法，主要有收入比例法610、多维贫困指标法1113、主观调查法1415 等。此外，针对我国的相对贫困状况，许多学者从政府、社会、个体三个55DOI:10.13894/ki.jfet.2023.01.006角度提出了治理的建议，例如坚持政府主导，以政策扶持为基础，完善基础设施及相关制度1617;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营造和谐互助的社会氛围，鼓励企业组织有效发挥其外部性扩大受益群体1819;加强个体的思想意识及主观能动性，使贫困群体主动努力摆脱贫困2021。其次，国内外学者就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大量实证研究。从宏观政策制度方面来看，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保等对相对贫困均造成了显著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例如 Brady以 18 个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相对贫困的多种衡量标准，对社会保障缴费、公共卫生支出和贫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社会保障缴费和公共卫生支出显著缓解了贫困22;解垩和李敏探究了税收和政府公共转移对我国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个税和社保缴费加深了相对贫困，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缓解了相对贫困23;许源源和徐圳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5 年度的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供给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服务供给显著缓解了城镇人口的相对贫困24。从微观行为决策来看，移居、就业培训会对相对贫困产生影响。Stark 等利用波兰的区域数据探究了相对贫困与移民之间的关系，在使用基尼系数测度相对贫困的标准下，得出基尼系数与移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口的人均收入保持不变25;罗明忠等基于河南省 3278 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检验了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与和非农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与和非农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参与均对农户相对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26。有研究认为健康状况也是影响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例如曾晨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探究了农村居民健康与农村相对贫困的关系，得出居民健康状况对个人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与个人贫困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27;Lee 等使用患病率来测度健康状况与相对贫困的关系得到了类似的结论28。此外，还有学者从代际传递的角度探究了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段义德利用 CHIP2013 调查数据，通过中国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构建工具变量，估计教育阻断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效应及大小，研究发现，与城市相比，农村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更为严重，同时，教育对收入及收入代际传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29。自李克强总理 2015 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来，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全新动力，而且正在全方位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冲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微观角度来看，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个体的行为决策，主要有消费、投资、创业等方面。例如张永丽和徐腊梅基于甘肃省贫困农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30;苏岚岚和孔荣依据陕西、宁夏和山东 831 户创业农户调查数据，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创业绩效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均显著提升了其创业绩效31。从宏观角度来看，互联网的使用造成了“数字鸿沟”，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例如汪明峰分析了中国互联网用户在城市区域中的增长和分布状况，以及这种现象对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地理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明显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差距32;程名望和张家平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探究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倒 U 形”趋势33。那么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有何影响?互联网影响相对贫困的路径机制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 年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在设置总体相对贫困线、城镇相对贫困线和农村相对贫困线的基础上，基准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证实，更高的互联网使用会显著改善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受到社会信任度、市场化程度两类社会制度环境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促进个体创业就业、金融投资来缓解相对贫困。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既有文献考察了互联网对个体消费储蓄、投资创业、风险态度、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但缺乏针对互联网如何影响个体相对贫困状态及其机制的研究，本文为深入理解互联网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证据。同时，本文还凸显了互联网使用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中的重要性，拓展了中国相对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第二，本文回应了中央政府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65富裕”作为使命的重要意义。消除贫困不仅可以改善民生，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同时提升我国国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如前文所述，互联网的使用会对个人的行为决策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促进就业创业，提高低收入、无收入个体的经济水平。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劳动力市场上，互联网已经成为劳动者降低搜寻成本，获取优势就业资源的重要渠道，其背后隐含了成本降低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中间机制，互联网在传递信息及降低不确定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主要以人职匹配来实现。互联网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为求职者提供了有关岗位空缺的充足信息，有助于其在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中准确获取合适的工作;二是通过互联网发布岗位招聘信息极大地降低了雇主方的搜寻成本，使其能够将节省的资金转向员工工资、办公环境和职工福利等方面，间接提高了入职者的工作待遇;三是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效获取目标单位的丰富信息，使求职者提前对意向公司的背景、岗位特征有所了解，这有助于求职者在谈判前做出充足的准备，增强求职者的信心，使其在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提高工作的起薪及待遇34。此外，互联网高效便捷的信息资源分享方式，促进了支付手段、物流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的兴起和物流的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模式，解决了交易双方在空间、时间上的限制，推动了电商平台、直播带货、互动打赏等新兴营销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创业的形式和方式，降低了传统创业的门槛和成本35。促进金融投资，实现盈余资产的升值。以互联网为基础诞生的现代信息科技，尤其是移动支付、区块链、人体识别和电子货币等，对金融模式造成了影响，产生了与传统方式下通过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不同的金融模式，即“互联网金融模式”36，其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交易过程发生的成本，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为个体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和便捷手段，不仅满足了普通个人的金融需求，其手续简便和方式灵活的特点也成为现有银行体系的有益补充。互联网金融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参与机会三个方面对个体投资行为产生了影响:首先，互联网媒介的引入降低了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商品的交易成本;其次，改变了原有围绕实体金融机构展开的交易方式，提高了金融的可得性，缓解了有限参与的约束;最后，通过信息传递和沟通对社会互动产生影响，促进了金融资产的投资决策37。根据以上分析，互联网发展为金融领域带来的效益更多地体现在相对贫困的人群中，各类成本的降低和参与机会的提高都极大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使得投资者群体向低收入人群不断扩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假说 1: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个体进行创业和就业，促进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提高了相对贫困个体的经济水平，互联网的使用缓解了相对贫困。若互联网的使用缓解了个体的相对贫困状况，那么，这种影响可能随个体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其中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便是社会信任环境和市场化发展程度。首先，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促进了人际交流与沟通，加强了信息的交换，弱化了个体对互联网信息可得性和可信性的依赖。进一步讲，在社会信任度较高的地区，个体自然会被贴上值得信赖的“标签”，因此强化这一地区群体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对就业、创业、投资、消费等个体行为都有正向作用38;而互联网虽然提高了信息传递的便捷度和时效性，但也同时面临着信息失真、信息冗余、信息泄露等问题，不仅增加了使用者的处理成本，甚至降低了其信任与安全感，使得个体更加倾向于线下的信息，而较高的社会信任环境满足了个体这一需求的同时，也有效地弥补了互联网信息的缺陷。其次，市场化发展程度体现的是市场化改革后的结果，不单单是几项规章和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变迁39。由于市场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不同国家表现出来的形式各有不同，为此，对其进行测度是一项艰难且复杂的工作。我国学者针对中国特有的国情，主要从政府与市场、非国有经济、产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