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_孙志飞.pdf

年第 期 青 少 年 学 刊 ，（总第 期），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高校学生党员成长清单制度构建研究”（项目编号：）、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题研究项目“现代性视域下高校学生对辅导员信任度研究”（项目编号：）阶段性成果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孙志飞 摘要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关键词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现代性；风险防范作者简介孙志飞，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江苏 泰州）在现代性及风险社会条件下，信任危机已成为我国民众普遍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报告（）显示，年、年、年我国民众的一般信任均处于中等略高水平，陌生人信任得分低于中值，倾向于不太信任。高校辅导员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队伍之一，出于对职业使命及现实体验的敏感性，笔者曾于 年依托“问卷星”平台，聚焦“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度”，对 名国内大学生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度均分为 分，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表明信任风险已经通过现代性的普遍性张力波及高校辅导员与学生这组特殊而又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需要予以重视和解释的重要范畴。然而综观现有文献，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知网”以“学生信任”“高校辅导员”为条件检索发现，只有 余篇论文，其中源于 与中文核心期刊的仅有两篇文章。这些研究或囿于经验总结，或偏向实证分析，缺乏现代性的理论阐释。因此，澄清学生信任对辅导员职业价值实现的现代性意蕴，解析学生信任情境的现代性嬗变，并基于辅导员自身职业素质的视角探索重塑学生信任水平的路径，对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和提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一、学生信任：辅导员职业价值实现不可或缺的软变量信任在古代汉语中只是“信”的一种语义阐释，而非一个独立的词汇。虽然在一些文献中偶有出现，但通常是“信”与“任”两个独立概念的链接，表示“相信并加以任用”的意思，如“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任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演变成独立的词汇，在现代汉语词DOI:10.16399/ki.qsnyj.2023.01.002典中被解释为“相信而敢于托付”。但在社会学视域里，信任是社会个体应对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机制，是表征社会关系的重要范畴。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简化机制，认为信任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并强调只有当期望与行动相联系时才能产生信任；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主张信任是抵御“本体性安全焦虑”的积极策略，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则把信任诠释为一种风险行动，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并指出信任包含信心与承诺两个元素。由此可见，信任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对他人或抽象系统的社会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是主体信任客体与客体值得主体信任的辩证统一，内在地包含主体寄予客体期望、客体兑现主体期望两个交互作用的维度。正是这种交互作用的力量，使信任成为了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资源。孔子早在 多年前就提出“民无信不立”的道理，认为失去民众信任的政权必将坍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主张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综合力量，认为个体之间如果没有信任，社会终将会走向解体；卢曼把信任视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认为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则在其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实证了信任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提出了“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固有的信任程度”的结论。（一）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何以重要基于上述对信任概念与社会功能的分析，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可以阐释为高校学生在与辅导员交往互动中形成的对辅导员之正确性的信念，主要蕴含微观层面上对辅导员个体的人际信任、中观层面上对学校学工系统的组织信任、宏观层面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信任。这种信任是维系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社会纽带，更是辅导员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管理的基石。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者能否获得教育对象的信任无疑关乎其教育目标或价值的实现。与其他教育角色不同，高校辅导员是一支特殊的教师队伍，他们与学生之间的教育关系既有其他师生关系的共性特征，也有其内在的特殊性。从教育的主体看，根据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的定义，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与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从教育的客体看，高校辅导员面对的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观念新颖、主体意识强的大学生，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富有生气的力量之一，但同时也是极具复杂个性的青年群体，“容易从自身角度、从理想状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从教育的任务看，高校辅导员不仅要维护校园和谐稳定，也要浸润学生的道德修养、引导学生的习惯养成，更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这些任务不难看出，辅导员职业是攸关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的灵魂工程，这就是辅导员职业价值的终极所在。从教育影响及师生关系看，高校辅导员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队伍，他们最接近学生也最能影响学生，但其教育管理职能本身所蕴含的规范性或控制性时常与学生崇尚的自由相冲突，因此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有显性的统一又有隐性的分离甚至对抗。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及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对其职业价值实现的珍贵性。尤其是辅导员职业内在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意味着学生信任不仅仅是学生对辅导员的人际信任，更联结着学生对为辅导员工作提供支持的学校组织及社会抽象体系的系统信任，因为辅导员在学生的视野里是这些抽象系统的人格化与具象化。（二）高校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问题重在几何对高校辅导员而言，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基础性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撑。首先，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学生信任是其在自我认同中建立的对辅导员的认同，这份认同可以促使学生愉悦地与辅导员相处，并推动学生自觉融入辅导员的“周边世界”。不同学生个体的信任之线又会叠加成辅导员工作所需的“一般化的信任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个体对辅导员的防卫、警惕与猜忌等不良情绪将被“免疫”，正如吉登斯所言：“信任能把潜在的偶发事件搁置起来，而个体如果真要严肃地细想这些事件，便会使他们的意志变得麻木，或者，他们会产生一种被吞噬的感觉”。如果失去学生信任，辅导员便会沦为一个孤立或符号性的存在，他们对学生的职业行为将失去基本的社会支持，他们的职业行为也就不可能顺利开展，更谈不上职业价值的实现。其次，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注入了“效能”。信任本身就是价值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信任的过程本身就是信任主体与客体的价值互动的过程。在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是否信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教育者，直接影响着教育活动、交往互动的顺利进行及其有效性。学生选择信任辅导员，就会产生“辅导员是值得信赖的”积极情绪，这种体验将极大地简化学生工作的复杂性，减少辅导员与学生之间交往互动的成本，同时还能促使学生更愿意与辅导员进行沟通互动，更愿意接受、认同辅导员的教育管理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观念。不仅如此，学生对辅导员的信任度越高，其与辅导员的关系越密切，交往的话题越广，沟通的程度越深，辅导员就越能把握学生在思想、心理、行为与学习等方面的实际存在以及深层次问题，从而提高学生教育管理及服务的“对症”性及实效性。最后，学生信任为辅导员职业价值的实现增加了“催化剂”。信任作为一种对诚实、仁爱以及“正确性”的信念，它既反作用于信任的主体，也反作用于信任的客体，“不仅影响人们去信任的决心，也影响人们达到信任的要求或很多行动者相互给予或达到信任的要求的决心”。学生信任既可以提高其自身接受教育管理与服务的意愿，又可以催生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及自我实现的动力，同时还能增加辅导员的职业信心以及兑现“职业承诺”的激情，从而激发辅导员自我反思的意识，不断提升实现其职业价值所需的素养与本领。二、传统与现代性：辅导员面临学生信任情境的嬗变现代性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所谓“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一般是指“日益具有世界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属性”。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与反身性是现代性独特的动力特质，这些动力特性使现代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与以前所有形式的秩序都迥然不同。从影响的广度看，现代性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而成为了一种世界现象，我国也不例外。从影响的深度讲，现代性不仅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外在转型，在事实上也“彻底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影响着我们经验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从影响的形态与进程看，现代性不是固态的、一气呵成的，而是流动的、永恒变化的，因此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称其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意大利思想家瓦蒂莫（）称 之 为“一 种 永 无 休 止 的 运动”，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亦认为“现代已整个地成了暂时现象”。在现代性的行进中，传统的结构、格局、依附与互动的模式被慢慢液化、溶解与熔炼，由此也就导致了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不连续性，即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现代性推进了新技术变革，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也诱发了诸多不利于信任生成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一）风险意识与社会焦虑增强现代性本身是一种风险文化。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引发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未知的、意图之外的后果成为了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它使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形态都处在危险之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吉登斯的认同，他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特征的准确定义，在他看来现代生活处处充满危险与风险，不管人们行动与否，“个人与集体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触及人类行为潜在进程的模糊边界以及与之相伴的风险”。而哈贝马斯则用哲学的话语解释了风险存在的必然性，认为“由于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过程，现在被认为是需要批判的分裂现象的闪现，而未来则被看作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施加的压力，这样，人们就从存在意义上充分意识到了遭到忽略的决断和干预所带来的危险”。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多，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感”逐渐弱化，社会焦虑意识日益增强。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现代化论丛一书中通过实证调查得出结论，“不可否认，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一种紧张的社会心理状态亦即社会焦虑现象。这种焦虑现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群体和所有地区，从中国历史看，凡是在和平的时期，这种状况几乎不曾有过”。（二）主体性思想膨胀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主要原则。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面向未来，追新逐异，可谓前所未有，但它只能在自身内部需求规范，主体性原则是规范的唯一来源”，同时强调主体性原则的关键在于反思哲学的出发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