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FILMTHEORY电影理论在经典的叙事模式中,“革命历史”是一种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主导,从上到下单向传播的意识形态,体现在种种“革命历史电影”“革命历史小说”等“革命历史宣传”的过程中。[1]而在当下,伴随着一种新形式的交互文化的兴起,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与媒介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大众作为参与意义生产的信息生产者也参与到了革命历史的叙述中,为相应的作品内容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一、从历史电影到交互式历史影像的过渡交互体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伴随在人类产生、交往、产生语言与文字的全部历史过程中;而历史叙事则同样存在于所有文化、所有社会、所有国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中。在文艺作品中,历史题材与交互形式的体验正在以越来越明显的互动感出现在不同形态的叙事作品中。交互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弹幕电影、流媒体平台电影、游戏化电影等各种新“电影”艺术形式纷纷涌现,电影艺术的叙事是否要引入交互操作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这项迄今已有百年历史的艺术经历了多次重要变革,最终形成了在90分钟到120分钟的时间区间内一次性完成叙事的模式。这样相对封闭的结构无论是在叙事结构的铺陈方面,还是在观众的心理与生理的接受方面都有极强的道理:相对封闭的单向传播方式能更好地调动观众的情绪起伏。“交互式”电影本身是一个悖论,许多具有“迷影”情结的电影爱好者甚至不承认流媒体平台上播放的数字电影为“电影”的正统,这些包含交互式操作的开放叙事影片就更不必说了。搁置围绕这一概念产生的种种争议,我们必须承认互动叙事是目前各种叙事艺术中十分流行且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它是数码转型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电影和游戏在交互叙事上产生的自然连接——革命历史故事也由此被引入到全新的叙事模式内。事实上,这些交互性的革命历史叙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以中国的革命历史叙事为例,这一从传统历史电影到交互式历史电影的过渡过程早在“十七年”电影时期就已经开始。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在《电影美学与心理学》一书中写道:“谁的个性起主导作用,谁就是作者,无论是编剧和导演,还是对白撰写者;谁能够最有把握灌输自己的创造意志,谁就是作者。”[2]在这一时期,最早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如《刘胡兰》(冯白鲁,1950)、《董存瑞》(郭维,1955)、《战斗里成长》(严寄洲、孙民,1957)等,常常以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