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事语境中的隐性书写—...重读宗璞“十七年”小说创作_秦法跃.pdf

第6 3卷 第2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6 3 N o.22 0 2 3年3月J o u r n a l o f H e n a n U n i v e r s i t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 s)M a r.2 0 2 3革命叙事语境中的隐性书写 重读宗璞“十七年”小说创作秦 法 跃(河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 5 3 0 0 7)摘 要:宗璞“十七年”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隐性书写。具体而言包含两方面:从内容上讲,宗璞通过对知识分子心理的深度描写完成了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和心灵史的书写,形成了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从形式上讲,宗璞的叙述形式可以命名为“局外人”叙述,背后体现的正是作家本人以及一代精英知识分子在革命语境中的心境,这种叙述形式以及背后的隐微心态可以追溯到早期宗璞的诗歌创作之中。通过对宗璞小说隐性书写内蕴的讨论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和认识宗璞小说,尤其是其知识分子书写所呈现出的不可或缺的价值。关键词:宗璞;隐性书写;知识分子精神史;局外人叙述中图分类号:I 2 0 7.4 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 0 0-5 2 4 2(2 0 2 3)0 2-0 0 7 9-0 7收稿日期:2 0 2 21 20 8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两个结合:新时代马克思 主义 中国 化 话语 体系 建 构研 究”(2 0 2 2 B K S 0 2 2)阶段性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百年记忆史整理与研究”(1 8 Z D A 2 0 1)阶段性成果;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专项课题“具身认知视域下研学旅行研究”(2 0 2 2 Z Z X 0 0 3)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秦法跃(1 9 7 8-),男,河南鹤壁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提及宗璞及其文学的价值,陈平原说:“我以为,在中国,能写抗战的作家不少,能写好抗战中的大学生活的则寥寥无几。屈指数来,当世作家中,最合适者,莫过于从 红豆 起步、兼具学识与文采的宗璞先生。”可见宗璞之于抗战文学的价值和重要性。同样,宗璞创作了诸如 红豆 等一系列小说,这批小说对于“十七年”文学而言也具有独特价值和意义。大多数研究者只聚焦于小说 红豆,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宗璞“十七年”间的小说创作,以至于无法深入剖析宗璞小说对于“十七年”文学和知识分子叙事的价值和意义。概括来讲,“十七年”时期宗璞小说创作最重要的关键词是隐性书写,只有把握小说中隐性书写的内涵,才能完整呈现小说的表现内容、美学内涵以及叙述模式,进而重探宗璞小说的历史价值和美学生命力。基于此,本文对宗璞“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乃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系列习作进行解读,从表现内容和叙述形式两方面充分讨论何为隐性书写、宗璞小说隐性书写的内涵是什么、这种隐性书写又会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书写建构怎样的精神谱系、美学风格乃至艺术形式。一、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在宗璞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中,红豆 无疑是知名度最高的一篇小说。在与 青春之歌 的比较中,有研究者这样论述 红豆 的独特性:“江玫在林道静之外提供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另一种模式,一种更具自主性,内在心理逻辑更清晰、更写实的、反神话 的成长模式。”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以一种亲情式的情感投射革命,以一种符合情感伦理逻辑的成长之路代替抽象跳跃的“神话”式成长模式。正是因为宗璞善于在历史中揭示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世界,使得人物的思想发展和内在心理逻辑更加立体化,具有写实性,这使得 红豆 比 青春97陈平原:宗璞 过去式 ,文汇报,2 0 1 1年8月1 0日。孙先科:说话人及其话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 0 0 9年,第5 4页。DOI:10.15991/ki.411028.2023.02.014之歌 的成长更具说服力。如宗璞所言,红豆 的真正意图就是:“想写人的性格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环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内心世界,封建制度下的父母之命产生的梁祝悲剧,那是环境使然。江玫和齐虹的政治立场不同,道路不同,只得分手,这牵涉到人的一部分内心。而在道路相同的人中,也还会由于性格冲突引起剧烈的痛苦。人的精神世界是极复杂的,如何揭示它,并使它影响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更善、更美的境界,这真是艰巨的课题。”红豆的特别之处在于深入人的内面,去揭示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从而产生巨大的持久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影响和触动人的心灵和精神,产生巨大的共鸣力量。就此,洪子诚给予 红豆 积极评价:“它的长处,就在于写出这种强烈的感情在人的心灵中激起的复杂波纹,爱情与革命的关系,是文学经常触碰的主题。也许我们现在会觉得宗璞写得有些伤感,然而,对人的内心世界、感情世界的专注的揭示,确实是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的。”具体到小说文本,红豆 内部有两条叙事线,一条是大家所熟悉的江玫的成长史,另一条线是江玫的个人爱情史。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爱情叙事,都是通过人物内心主要是江玫的心理世界呈现出来的。以下是江玫的革命成长叙事:初读 方生未死之间大家?江玫把书抱在胸前,沉思起来。参加合唱团和诗歌社因为“黄河大合唱”刚开始时万马奔腾的鼓声兴奋得透不过气来。参加诗歌朗诵会她听到自己清越的声音漂在黑压压的人群上,又落在他们心里。她觉得自己就是举着火把游行的唐尼,感觉到了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陌生的东西。阅读壁报稿子要民主反饥饿,像钟声一样在江玫耳边敲着。参加新诗朗诵会的兴奋心情又升起来了。参加游行她渴望着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共产党在她心里,已经成为一盏导向幸福自由的灯,灯光虽还模糊,但毕竟是看得见的了。而她的爱情叙事线如下:初见齐虹觉得那种清高好笑,只不知道为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片段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与齐虹恋爱江玫并不追究路为什么那么长,她甚至希望路更长一些,好让她和齐虹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与齐虹产生分歧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可是她并没有去多想这个,她只欢喜和他在一起,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与齐虹热恋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觉得这样憾人的幸福渗透了他们。在她的灵魂深处汹涌起伏着潮水似的柔情,把她和齐虹一起融化。在小说的叙事发展过程中,江玫的革命成长和爱情生长的故事线背后都有相应的心理动态和思想情感表现。有了清晰的人物内心感情和心理叙事线索,江玫的整个革命成长史才是自然发生的、完整真实的和合乎逻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江玫不得不面临革命与爱情的对立、撕扯和纠葛,往往在两条叙事线的冲突之处,江玫的心理作用显得尤为复杂和耐人寻味:江玫觉得自己整个的灵魂正象那个发夹一样给压碎了。江玫这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一下子跪在床边,用两只手遮住了脸。而小说故事也终结于革命与爱情间矛盾爆发的最高潮:江玫心里又是一阵疼痛,她觉得自己的爱情,正象那粉碎了的花盆一样,像那被吹落的花朵一样,永远不能再重新完整起来,永远不能再重新开在枝头。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 可以看出,宗璞在处理江玫这个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当她面临革命与爱情的冲突时,尽可能地把人物痛苦纠结的复杂内心和思想情感完整呈现出来,小说的意义也恰恰在于此:“在她真实的描写中,揭示了事情的复杂性,写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影响、渗透,但并不把爱情与政治简单地等同。这正是文学创作从简单的教条束缚下得到解脱,走向对生活作08宗璞:忆谈,风庐缀墨,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 9 9 8年,第7 6页。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0年,第1 3 8页。宗璞:红豆,人民文学,1 9 5 7年7月号。宗璞:红豆,人民文学,1 9 5 7年7月号。整体性把握的一个标志。”这种注重对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揭示不但在 红豆 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贯穿着宗璞整个“十七年”间的小说创作。在1 9 6 2年创作的 两场“大战”中,小说不仅讲述了少先队员李小棣等人玩“战争”游戏的过程,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他在犯错之后的内心斗争。文中多次揭示了李小棣在犯错之后是否主动承认错误的犹豫不决心理:“呀,真!这事做得真不对!怎么刚刚看着它那么象大碉堡呢,不然也不会使劲冲它。”好像在夏天突然进了烧开水的锅炉房,浑身冒汗。自己是冲锋队的队长,应该负这个责。但上去承认吧,人家该说,这个红领巾,没出息,带头破坏工地上的东西,不承认吧。明明是自己弄坏的,还想赖么?这里的焦点和重心无疑放在了表现李小棣从犹豫不决到下决心承认错误的内心挣扎和思想斗争的过程。纵然不能将小孩子玩“战争”游戏理解为较具体的现实中的人和事,不过考虑到“这不是一个登在儿童刊物的读物”以及小说所发表的年份,大体可以将小孩子玩“战争”游戏的事件隐喻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斗争,也符合文本人物所强调的“不能脱离斗争”。李小棣犯错后的心理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革命遭遇问题之后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这样一种“成人的知识分子式的心灵事件”和“严酷性的自我设问和应答”与其说是知识分子遭遇革命改造的产物,毋宁说是知识分子融入革命遭遇困境之后自我主体的显影和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小棣所遭遇的心灵事件本身即是夹在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困境之间的知识分子复杂心理呈现。在小说 后门中,主人公林回翠因为想要成为专业性的知识分子,进而在升学问题上产生了依靠母亲“走后门”的错误思想,小说揭露了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不正当现象以及思想,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宗璞虽然不经常关注社会问题,但身上不乏批判精神,正如她本人所言:“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她总有一种眼光是看着周围的事情,总是有自己肯定或者否定的东西。对 走后门 现象,当时并没有人公开提出来,可是我就写了。”细读之后发现,小说批判的重心并非走后门上大学这个事情,而是聚焦于林回翠这个人物的心理和灵魂。诚如研究者所说:“后门 的 文心 仍然是一个灵魂问题,即围绕一个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林回翠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展开的思想矛盾与对话。”不沉的湖 和 知音 是作者认为的“概念化”作品,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毕竟当时流行“颂歌体”,宗璞感觉“写得越来越不自由了。如果你不写这种颂扬、奉命的作品,就很难。”因此,不沉的湖 和 知音 可谓是“奉命之作”。不沉的湖 显示了一种程式化的叙事:作为知识分子主体的苏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终于在心理上和情感上舍弃了心爱的艺术事业,投入到革命事业之中,其故事背后隐含着艺术事业/革命工作、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虽是“命题”作文,宗璞的叙述却深入挖掘了人物的心理:真的,在这攀登的道路题材,总会有人半途而废吧?然而也总会有人攀登到顶,把五星红旗插在上面!革命事业不也是这样的么?有些人贡献了一切,没有见到成果,可是成果中毕竟有他的一份力量。在我永远不能跳舞了以后,我仿佛更懂得了跳舞。虽然不能跳舞,我不是在为舞蹈事业尽我的一份力么?就是在我跳舞的时候,不是也有别人在尽这一份力么?小说给予苏倩充分说话的空间,通过人物苏倩自我陈述式的内心独白,充分表达人物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知识分子与革命相融合的主题在 知音 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了作为物理学家的韩伯伯融入革命,最终与革命成为知音的过程。这里,知识分子主体韩伯伯的转变过程是内在的,是他思想认识18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 0 1 0年,第1 3 8页。宗璞:两场“大战”,北京文艺,1 9 6 2年第6期。关于小说中的隐喻,陈顺馨将第一场“大战”比附“大跃进”以及生产“战斗”及其领袖。陈顺馨:1 9 6 2:夹缝中的生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5年,第1 3 2页。而孙先科则有不同观点,在他看来,“一是这样的解释过分生硬,文本提供的基本框架与细节很难作这样的联想和升华;二是以宗璞的为人和为文的风格,即使对 大跃进 有所认识,也不可能把 大跃进 的错误直接和领袖人物联系起来”。孙先科: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2 0 0 6年第4期。陈顺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