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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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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创建
熟人
分析
刘燕
2022 年第 6 期总第 126 期No.6,2022General No.126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湖北行政学院学报DOl:10.3969/j.issn.1671-7155.2022.06.公共管理研究010收稿日期:2022-09-15基金项目:2021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共建课题“培育积极公民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1GZGJ224)、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问责机制下基层治理体系的应灾弹性与修复力研究”(项目编号:20BZZ1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燕(1990),女,江西省赣州人,政治学博士,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摘要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形式的社区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和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居民们的功能需求。F市G街道“熟人社区”的创建是共同缔造治理模式创新的有益探索,为促进城市社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建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时,需要通过高位推动,抓住契机,创造治理创新契机;寻找适合的治理单元,迈向多元性自治;建立自洽的治理规则,实行规则程序型自治;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格局;推进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善用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方式走向共同缔造。共谋、共建、共治、共评、共享的共同缔造活动能够凝聚善治力量,推进我国城市社区从“爸爸式的治理”风格向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治理风格转变。关 键 词城市社区;共同缔造;治理共同体;善治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22)06-0066-08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社区是社会的基础单元,是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场域。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位制的解体让国家单位个人的联结模式以及曾经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组织化生活随之消散;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高速流动使得城市社区呈现“陌生人社会”的图景,基于生活空间建构的社区共同体代替了基于单位建构的单位共同体。由于社区居民的原子化、利益的碎片化以及关系的陌生化等问题的存在,这种社区共同体更多地是一种形式化的社区共同体,难以建成真正的高度团结、高度依赖的社区共同体。原有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形式的社区管理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和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居民们的功能需求。因此,需要通过共同缔造的方式建构城市社区共同体,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的长效发展。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国家顶层设计“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我国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是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理性途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不仅能够发挥各治理主体合作治理的效能,还能共同缔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刘燕基于广东省 F 市 G 街道创建“熟人社区”的分析(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刘燕:共同缔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2022 年第 6 期67够将分散的社会个体团结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以更好地实现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学术界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第一,提升治理技术。一是数字化治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块链、5G、微信小程序、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元素已经逐渐嵌入到城市社区的治理中。因此,需要通过构建多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机制、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协调机制等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的数字化转型1。二是社会化媒体。通过微博、博客、微信、社交网站、论坛等社会化媒体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居民间的互动和情感沟通,构建和谐的政社关系,以更好地建设社区共同体2。三是制度化治理。对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一系列功能失调难题,需要通过补齐城市社区制度短板、消除城市社区制度剩余、开展城市社区制度创新等途径进行矫正,以实现合作共治的美好愿景3。尤其是对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制度缺失问题,需要通过监督管理和激励扶持制度的建设提升社会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方面的能力和机会4。第二,盘活治理主体。一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通过创新社区治理体制,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建设以社区、政府、居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治理模式。5此外,要提高女性的领导力,不断增强女性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6。二是社区组织化。通过培育社区自治力量,强化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活力,培育自治力量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共治效能7。此外,社区党委要从外部将社区组织起来,并以此为基础促使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建设与发展,从外部组织化和内部组织化双重层面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8。三是创新互动机制。对于社区认同感不足、共同体意识弱的问题,可以通过空间互动的方式,以楼栋里的邻里互动、公共空间的陌生人互动和网络空间互动为典型形式培育社区认同9。通过尺度重构的方式形成社区治理主体间有效的互动机制,强化共同体意识10。第三,优化治理逻辑理路。一是行动逻辑。在当前高度社会分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网络互构团结”的行动逻辑,促成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现。在建构的过程中,治理共同体将成为一种社会整合机制,让不同治理主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实现有效的社会团结和整合11。二是效能逻辑。现代性共同体呈现出“脱域”共同体发展趋向,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脱域传统“单位人”建制的“陌生人社会”空间场域,应当以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利用“脱域”又改造“脱域”的“低投入高效能可持续”的治理效能结构为治理的创新方向12。三是功能逻辑。社区需要复归其精神和生活“共同体”的功能,以破解在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系列治理困境,而不只是一个城市社会管理的地方性场域,以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满足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13。既有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为我们理解如何建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城市社区虽然在创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受到“制度困境”和“治理难题”的限制。比如,由于缺少社区内生自治力量的有效支撑,使得社区行政权力在下沉的过程中出现了“行政吸纳自治”的结构失衡现象;网络化、技术化的治理工具虽然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却弱化了社区居民间的社会联系,导致城市社区内生力量培育机制僵化,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或是消极、被动地参与,逐渐沦为“边缘化群体”;受市场化的影响,居民个体过度关注个体利益而忽视社区公共利益,进而对社区公共生活越来越冷漠。因此,需要“共同缔造”来化解这些“制度困境”和“治理难题”。那么,在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共同缔造是如何生成的?应该如何更好地走向共同缔造呢?基于此,本文对G街道创建“熟人社区”的案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考察G街道在创建“熟人社区”中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2 年第 6 期68共同缔造及其治理成效,探究建构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中如何有效地组织、实施共同缔造。二、“熟人社区”创建中的共同缔造及其治理成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生活、居住形态的演进,广东省F市N区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趋势日趋明显。“陌生化”使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陷入“服务更多,居民更不满意,对政府也更不信任;居民权力意识增强,但责任意识缺乏”的困境。为此,N区G街道积极创新基层治理,成立社区管理处,创建“熟人社区”。从传统中国“熟人”文化出发,以创建“熟人社区”为抓手改革社区管理及服务。(一)“熟人社区”的创建:F市G街道的案例G街道位于F市N区东部,为N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辖区总面积为84.16平方千米,有31个社区、1个行政村,其中城市社区有15个。G街道经济的较快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者,人口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导致了社会的陌生化、社区的碎片化以及居民利益的多元化,传统的社会治理面临新的难题。G街道提出在城市社区创建“熟人社区”,旨在通过共同缔造的方式建构社区治理共同体,以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1.共谋:推进协商治理F市G街道通过拓宽政府与研究机构、政府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的交流通道,搭建居民相互沟通的平台,发现居民需求、汇集居民智慧,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实现居民的事让群众做主。首先,推进政学研合作,创建“熟人社区”研究会。F市N区政府通过与华中师范大学、广东省人文学会合作,创建了“熟人社区”研究会。G街道的“社区创熟”课题组通过组织课题研讨、经验交流、专题培训等活动,为社区项目的开展提供分享交流的平台。其次,推进街道社区“大党建”的改革,成立党员议事会。社区党员议事会利用多元方式,调查社区具有地域性、群众性、公益性的社区话题,召集会议讨论社区内重大问题和决策,形成决议。再次,健全利益表达及民意反馈机制。利用电话“热线”、微信、党代表工作室、社区走访、“熟人社区”论坛等互动平台留意社区动态,整合社区楼长、社区志愿服务队等共同搭建全覆盖的、畅通的信息收集及反馈网络。最后,构建对话协商平台。提供平等交流、即时反馈的对话及协商平台,以“政府搭台,居民唱戏”的形式,举办社区论坛,为小区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居委会及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分享交流的平台,建立“居民事,居民议,居民决”民主协商制度。2.共建:推动共同缔造F市G街道通过坚持以居民为主体,发动居民出资出力、投工投劳,汇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一是将政府服务转变为社会服务。G街道立足本地实际,将志愿精神作为“创熟”的终极目标,大力培育社区义工。依托义工的感染力和其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得以形成了互帮互助的氛围,为社区注入了“灵魂”。二是将碎片化服务转变为常态化服务。为了提升服务的常态化,G街道通过创立“500创义基金”,以“项目带动主动申请”原则,通过专家公开评审,为符合社区居民需求的项目提供了扶持资金,大大激发了社区服务“星星点火”的局面。三是将他人服务转变为服务他人。G街道在创建熟人社区过程中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个人价值。G社区的一位大姐因长年照顾家庭被丈夫嫌弃而郁郁寡欢,“创熟”团队在了解这一问题后,将这位大姐吸纳为社区服务者的一员,在长期的社区参与中,这位大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缓和了家庭矛盾。四是将常规化服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精英服务。社区精英因其自身独特的能力和热情,对社区居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G街道大力挖掘社区中的能人精英,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为“熟人社区”的创建打造了强劲的向心力。比如,D社区获得全国“书香之家”称号的退休教师罗彦铿通过参与读书会等方式带动社区居民养成刘燕:共同缔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2022 年第 6 期69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3.共管:让自治运转起来自治是“创熟”的最终目标,也是“创熟”推进的有效方式。F市G街道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发展志愿服务等,发动群众加强对共建成果的管理,既管理又监督,充分让自治运转起来。在小区层面,G街道探索出多种自治模式。一是建立“楼长制”。G街道以花苑社区、桂园社区、怡翠玫瑰服务站、灯湖社区、万馨服务站、海逸服务站和大德社区作为试点开展小区“楼长”制度工作。二是实行物业自治。G街道以小区自治志愿服务理念为支撑点,探索出“政府指导、社区居委会牵头、小区自治小组为先锋力量、楼长队伍为沟通纽带、居民志愿服务团队为自治力量”的小区物业自治管理模式。三是成立街坊互助小组。以居民们浓厚的邻里情为抓手,组建街坊互助小组,鼓励居民们互相帮助。由街坊轮流定期巡逻,发现环境卫生问题、街灯损坏、下水道堵塞等公共问题,主动联系居委会请求帮助。在社区层面,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结构进行优化。G街道在原有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增设社区监督委员会(社区监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