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范式的思考...生成、历史性建构与空间问题_康瑞军.pdf

音乐史学01320231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促使城市音乐和城市电影、城市文学、城市文化产业、城市文化交流等一样，成为观察中国社会人文变迁的一面镜子。在音乐学术领域，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以及传统音乐研究也在此期间实现了学科建设的大发展，学术理论和观念更开放、更多元，一些原本不为人注意或者仅限于译介范畴的现象和方法，如城市音乐历史、音乐亚文化群体、音乐飞地、音乐类非遗等现象，以及城市音乐田野、城市音乐民族志、城市声景分析等研究方法，越来越成为推动这一领域创新发展的支撑力量。具体说，比如上海的江南丝竹音乐、工部局乐队史、沪剧、上海之春音乐节、爵士乐、音乐产业等，哈尔滨的交响乐团、老会堂音乐厅、哈尔滨之夏音乐节等等，纷纷以论文论著的形式，进入公共学术视野，成为思考、理解中国城市文化多样性及其深厚人文资源的重要凭证。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范式的思考 话语生成、历史性建构与空间问题 THE RESEARCH MODE OF ANCIENT URBAN MUSIC:DISCOURSE GENERATION,HIS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SPACE ISSUE摘要：以往的城市音乐研究，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音乐现象和问题，其研究思路不同程度地是以西方“他者”在场的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音乐在西乐东渐背景下变动的轨迹，进而概括其演变特征与意义。因此，尽管其叙事线索是历时性的，但是其方法论取向却是共时性的、比较性的。通过对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话语的经典性生成、城市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建构和空间差异性的分析，从宏观的层面指出当下古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在视角、资料、理论和方法上的缺失与未来可能，以期为探讨历史时期中国城市音乐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新的思路。关键词：古代城市音乐；都城中心；音乐空间；音乐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1-0013-08DOI:10.15929/ki.1004-2172.2023.01.002康瑞军 有关上海的城市音乐研究著作，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音乐上海学丛书”为代表，如洛秦海上回音叙事，汪之成俄侨音乐家在上海（1920s1940s），韦慈朋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施祥生沪剧：现代上海的传统戏曲，汤亚汀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9391949，19982005）等等，详见洛秦：论城市音乐研究的“四维性”理论与实践，音乐艺术2021 年第 4 期，第 24 页，注释 9。有关哈尔滨城市音乐的研究著作，如刘欣欣：哈尔滨西洋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刘学清：哈尔滨交响乐团百年（1908-2008），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等等。01420231宏观地看，这些研究课题聚焦于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音乐现象和问题，所研究和展开的面相，多多少少是以西方“他者”在场的视角叙述近现代中国音乐在西乐东渐背景下变动的轨迹，进而概括其演变特征与意义。因此，尽管其叙事线索是历时性的，其方法论取向却是共时性的、比较性的。很自然，当人们想要了解更长时段的中国城市音乐史，进而探寻中国城市音乐的“本土性”时，这样的叙事角度和问题视域就会显露出某些难以避免的缺失；换个角度说，人们应当采取怎样的视角、方法，才能说清楚中国漫长的历史城市音乐的文化独特性和本质属性，从而在研究范畴和方法上增强立足“我者”文化立场的学术合法性？本文尝试就这些问题做一点探讨，以就正于方家。一、古代城市音乐研究话语的“经典化”生成谈到中国古代城市音乐的表演场景，史记苏秦列传中“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的齐国都城临淄，清明上河图中撂地说唱的北宋都城汴京，拥有德和园、畅音阁大戏楼的清代北京城，都是千百年来中国大众津津乐道的繁华所在，也是中国文化在空间维度的集体记忆。在此叙述和记忆场景中，城市音乐与乡村音乐、官方音乐与民间音乐、音乐演艺与欣赏群体、音乐行会组织、城市音乐中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区域关系，在历代文人笔下被反复演绎，生成各式各样的叙事方式。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在音乐史著作编写工作中的广泛实践，以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吴钊和刘东升中国古代音乐史略、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为代表，陆续在音乐史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开辟专门章节或段落，讨论了当时的城市音乐。比如，讲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城市音乐概貌时，杨荫浏写道：生产力提高，工商业发展，城市的音乐也就日益繁荣起来。公元第四世纪中期，在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大城市，像齐国的临淄，会奏乐器的人就比较多这时期中，已有农村破落农民，流向商业中心，靠音乐维持生活的现象商业的发展，使各国的民间音乐能手，流向本国的都市，也流向别国的都市，靠音乐以谋求生活经济发展，都市兴起，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要求增长。音乐的发展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音乐的活动有了更多的良好场所。可见，就中国早期城市音乐的发端缘起，在杨荫浏的观念中看来，主要是经济因素带来的物质基础所致；而他笔下的中国城市音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主要体现为“都城化”及音乐家在都城之间的“流动性”。吴钊、刘东升在探讨战国时的民间音乐家时，介绍了韩娥在齐国都城临淄的卖唱求食、余音绕梁的故事。同样，金文达在著述中的早期城市音乐叙述也倾向于经济和杨荫浏类似的因果逻辑：商业的发展，使各国音乐能手有可能到本国或别国的都市去谋生，因而将自己的音乐介绍给对方，同时，也有可能了解了对方的音乐。因此，上述著作对春秋战国时期早期城市音乐的叙述重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叙事线索：一是认为经济或者商业因素是早期城市发展的直接原因；二是早期城市音乐活动是以都城为中心（甚至是唯一场所）来开展的。如果说第一种因素是当时官方主导的主流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影响到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第 75 76 页、100 101 页。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增订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第 28 页。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第 65 页。音乐史学0152023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275 276、299 301 页。同上书，第 746 页。同上书，第 834 页。音乐史学撰述的必然结果，那么将都城作为城市音乐的对等均质空间，应该说，为之后的古代城市音乐描述奠定了基调。再以宋朝城市音乐为例。杨荫浏同样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角度来解释宋代城市音乐发达的原因：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都市更为兴盛，市民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都市成为民间音乐汇集的中心与都市的发展相适应，产生了反映城市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音乐在南方形成了临安（今杭州）一带的音乐文化中心，在北方形成了由中都（今北京）到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的文化中心宋代工商业空前发展，出现了不少繁盛大城市；如汴梁（河南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等成为国内贸易的中心，广州、泉州、明州（浙江宁波）、杭州等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繁盛的城市，给音乐活动以广阔的天地；集中的人口，经常提供了广大的听众艺术活动的场所专业艺人和专业组织丰富多彩的音乐艺术。杨荫浏在这里除了因果事实的叙述，还延伸谈及宋代城市音乐的“多中心”现象，只是未做正面讨论。同时，杨著也提及“听众因素”“场所”“行业组织”及“音乐体裁”等问题，呈现了他本人及当时音乐史学界对城市范畴的基本认识。在此，杨荫浏也没有提出城市音乐的概念，更没有从历史断代的角度点出古代、近现代城市音乐的分别；但很显然，在唯物史观作用下的宋代城市音乐，在杨荫浏及其同时代学者眼中，是作为上层建筑的表征而存在，并被动地受到经济因素制约；是作为他们观念视野中可以和西方城市音乐媲美的本土对应物而存在，并以西方艺术音乐为参照。因此，其具有从“音乐创作演出技术”或“专业音乐家群体”角度分析的理论合理性。同样，在吴钊和刘东升，以及金文达的上述著作中，有关宋代城市音乐的描述和杨荫浏保持了十分相近的思考逻辑和叙述风格。杨荫浏的“史稿”著作陆续写作、出版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初，其时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盛行于文史学界和音乐史课堂的时期，成为从事音乐历史研究的主导学术理念。由于得到官方文化部门和学术机构的支持，以及杨荫浏个人在音乐学领域的威望，这一理念在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几十年间，长期影响着音乐史的撰述理念。因此，吴钊和刘东升、金文达的上述著作，与杨荫浏著作中对宋代城市音乐的叙述视角和范畴形成高度一致性，是必然如此的结果。但是，谈及明清时期，杨荫浏对城市音乐发展的归因与描述方式出现了一些变化：在音乐上，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城市，一方面农村民歌大量进入城市，另一方面，从民歌的基础上衍变出来的城市小曲，也大量产生，渐渐得到艺人的加工，引起文人的注意，适应着市民生活的需要，说唱和戏曲，在城市经济特别发展的地区达到空前的繁荣，而反对封建礼教、要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市民思想也从中反映出来。以及，“梨花大鼓”自此分为“北口”和“南口”二派；在此前后，流行于农村者为“北口”，在此以后，经由王小玉姊妹加工，在济南一带更加流行起来者为“南口”后来“南口”的流行，主要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偶尔也到达上海、南京、四川、奉天、长春等地，但其活动地区，则始终局限于城市范围以内。我们看到，在明清城市音乐的发展诸因素中，除了人口流动的因素，此处出现了从民歌到城市01620231小曲、说唱和戏曲，以及市民思想变化等音乐体裁与观念角度的描述。这是之前在宋朝城市音乐的相关叙述中没有看到的事实上，上述因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在宋元和明清城市音乐之间比较起来，与其说是城市音乐内容上的增加，倒不如说是形态叙述的细致程度和受众范围上的变化。从这里是否可以推断：杨荫浏在同一本著作中，描述城市音乐的角度和关注的重点，其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是个人化的、局部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音乐史学术著作的普遍共识，还可以再看看上述其他著作的相关叙述。在吴钊、刘东升的描述中，以醒目的标题延续了宋代“汴梁与杭州的音乐活动”叙述方式，在明清时期相应地表述为“北京与扬州的音乐活动”，描绘了更多的城市演出场景和体裁，比如北京城的民歌小曲、南十番、十不闲、太平鼓、昆曲等体裁，广和楼、同乐轩等场所；比如扬州城的昆曲清唱、本地乱弹等体裁，天宁寺、崇宁寺的戏曲演出场所；以及扬州广陵派的古琴音乐发展状况。金文达认为，“明清音乐随着市民阶层的扩大，民间歌曲、说唱和戏曲等，适应市民的需要，而大量涌入城市在多种的多样的音乐形式中，反对封建制度，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市民思想，也得到了反映”。由此可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通过杨荫浏、吴钊等学者的上述城市音乐描述内容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音乐体裁被提及，城市作为音乐演出空间与音乐体裁之间的关联，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明清城市音乐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体裁样式和受众群体也更加多元；但是上述 3 部著作的叙述重点，在历时变化的框架之下，先后指向相同的历史因果论和微观体裁，并成为同时期及最近 30 年来更多音乐史著作的基本描述范式。于是，在国内专业音乐学人才培养机制的长期作用与传播下，这样的叙事逻辑逐渐沉淀为代代相传的音乐学术话语，更成为一种体制化的学术话语。二、古代城市音乐研究的历史性建构以上所论有关中国城市音乐的话语范式，随着中国古代音乐史和近现代音乐史的精细化研究与学科分野，并未形成一种整合性力量，以此来解释古代和近现代中国城市音乐的本质特征。这一方面（可能也是主要的方面）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转折之际，二者在音乐本体和文化上存在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以往的研究对古今两种城市音乐的共性和区别并未给予多少关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会造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认识用近现代、当代中国城市音乐的案例和特征，来指代整个中国城市音乐的基本面貌。因此，当人们讨论城市研究时，往往倾向于从共时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归纳。即，将历史因素视为一种背景，城市音乐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形态的、机制的、文化的、思想方面的音乐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