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_高广旭.pdf

第29卷第1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9 No.1 2023 年 1 月 J.CENT.SOUTH UNIV.(SOCIAL SCIENCES)Jan.2023 DOI:10.11817/j.issn.1672-3104.2023.01.001 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 高广旭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1189)摘要：将研究视角从近代政治哲学转换到古典政治哲学，是拓展资本论政治哲学激活研究的一种路径。古希腊哲人关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关系的理解，为阐明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开辟了新的空间。资本论将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引入现代经济形式分析，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政治哲学对于经济生活的政治和道德意义的理解，为重塑现代人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存在的主体地位奠定了基础。资本论的政治哲学主题既不是悬置超越物质生产方式之上的绝对正义，也不是纠缠于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分配正义，而是通过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正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超越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塑造的“特殊正义”幻象，实现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涵的“普遍正义”。关键词：古典政治哲学；资本论；经济；政治；正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1000110 如何在政治哲学语境下激活资本论，是近年来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被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如何激活资本论的当代解释力，而且关系到如何明确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从目前的研究趋向来看，学界大多从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分配正义视角出发，聚焦于辨析资本论是否持有以及持有何种正义原则，而少有研究跳出这一视角，回到古人关于政治生活本质以及正义概念的探讨，以此重审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问题。鉴于此，本文提出，探讨政治哲学语境下资本论的当代激活，不妨将研究视角从近代政治哲学转换到古典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对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总体性探讨，既与近代政治哲学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意义上理解政治与经济关系不同，也为阐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政治哲学意义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基于对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资本论在反思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求解走出现代性政治困境可能路径等方面，从古典政治哲学获取了丰富的思想滋养。由此，跳出近代政治哲学及其分配正义视角，回到古典政治哲学语境探讨资本论的当代激活问题，无论对于深化资本论理论价值的当代阐释，还是对于推进马克思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课题。一、古典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政治生 活与经济生活 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与经济生活相比，政治生活是日常生活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当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之外的个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的时 候1(4)，他就是在强调政治生活对于个人家庭生活的价值优先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自 收稿日期：20221213；修回日期：20230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 语境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20BZX002)；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形态当代建构研究”(20ZXA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242022S20001)作者简介：高广旭，男，辽宁宽甸人，哲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联系邮箱：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2 然的产物，也就是个人组成的家庭再结合的产物，但是城邦共同体在地位上要高于家庭共同体，因为城邦共同体追求的是作为正义的善即至善，而家庭共同体追求的善是作为财富的善。虽然正义和财富都是个人追求的对象，但是正义作为一种德性的善要高于财富这种物质的善。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强调，家庭共同体追求的财富的善是城邦共同体追求的正义的善的前提条件。在政治学第一卷，亚里士多德在明确了城邦共同体是个人作为政治存在者天生追求的对象之后，集中探讨了作为城邦经济生活运行方式的“家务管理”和作为单纯财富积累的“致富术”的区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说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最好的城邦和美好的生活，那么最好的城邦和美好的生活必须依靠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来保证，而“家务管理”就是为了满足美好生活所需的财产或财富贮存和积累的技术。“家务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产或财富，由于这种积累的目的是出于对财富和财产的物质质料的需要，所以不同家庭之间的物品交换以及通过交换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是符合自然本性的，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的“致富术”。但是随着货币的出现，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物与物的交换，于是以“聚敛钱币”为目的的“致富术”出现了。由于这种“致富术”以货币增殖而不是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目的，因而，如果说基于物质需要所进行的财富积累和财富管理是有限度的，那么以“敛财”为目的的家庭财务管理则是没有限度的，它旨在无止境地扩大他们钱币的数目。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往往将以上两种“致富术”混淆起来，即将维持家庭和城邦存在的必要物质财富获取的致富术与以货币增殖或敛财为目的的致富术相混淆。结果，“有些人认为致富便是家务管理的目的，而且，他们生活的全部旨趣就在于无限地聚敛财富，或者无论如何不使财富减少。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仅知道生活而不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且，就像他们的欲望无止境一样，他们企求满足的手段也无止境。有些人追求美好生活，但企求的不过是满足肉体快乐，热衷于财富的获得；因为这样的乐趣似乎取决于财产的多寡，第二种致富术就这样产生了。”1(19)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务管理的目的不能局限于“聚敛财富”，或者说为了满足于肉体快乐，而应该是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服务。换言之，“美好的生活”不应该受制于财富的多寡，更不能局限于对货币财富的无止境追求。因为，虽然财富积累是美好生活的条件，但是财富积累不等于美好生活，而当财富积累变成了单纯的“敛财”和“货币积累”时，它更是与美好生活无关。可见，在古希腊人看来，虽然物质财富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物质财富无法设想“美好生活”，有了物质财富不必然实现“美好生活”。物质财富只能支撑起生活的基础，而不能确保人们生活的美好和幸福。那么，美好和幸福的生活靠什么实现呢？古希腊人认为，这种生活只有依靠好的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来实现。什么是好的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呢？对此，亚里士多德强调，好的城邦生活或政治生活就是能够引导人们以德性的方式生活，或者说，能够培养和塑造人的德性的共同体生活。由于在政治共同体中生活是人的本性，所以政治理论的目的就是探讨什么是好的共同体，而判断一种政治共同体是否是好的，就在于它是否符合政治生活的最高的善即 德性，“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 的人”2(26)。因此，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在城邦的政治共同体中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要比在家庭财务管理中获取更多的财富更重要。特别是当这种财富的获取方式是货币积累和无止境的敛财时，好的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亚里士多德关于家务管理与致富术关系的分析，以及二者与美好生活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对古希腊人对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关系理解的总结。从这些分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经济生活相对于政治生活的从属地位，而且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经济生活的理解是在一种包含着正义和德性在内的广义经济学视域中展开的。换言之，经济生活总是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视域中哲学研究 高广旭：古典政治哲学与资本论的当代激活 3 被思考的。这种理解方式与现代经济学将物质财富生产、分配和交换与道德截然分开的理解方式存在本质差别。“现代经济学只考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行动，而不考虑他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些经济活动包括了生产、消费和分配。现代的经济学通过把人类行为的伦理方面排除出去而设法获得了一种科学的地位，然而，作为结果，它却无意中陷入到了这种思想的圈套中，即利益的最大化和效用的最大化是一件好的事情，并运用这些假设去解释人类的行为。”3(185)显然，与只考虑“如何行动”而不考虑“应该如何行动”的现代经济学不同，古希腊人对经济生活的理解蕴含着诸多政治和道德的因素。经济生活不是只追求利益的事情，而是关系个体德性的培育和城邦公共德性和正义的保持。在历史学家色诺芬关于古希腊经济生活的描述中，同样可以看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关系在这种理解模式中被总结。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的名称来源于古希腊词汇 Oikonomikos。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复合词，由 oikos(家)和nomos(习俗、法律)构成，所以可以直译为“家庭管理”或“家庭事务管理”。它是一个形容词，含义是“在家庭管理的技术上是有经验的”。这是古希腊最早关于经济事务本质的概括，也一般被看作是英语 economics(经济)一词的来源3(186)。在经济论的第一部分“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中，色诺芬首先借助苏格拉底与克利托布勒斯之间的对话，探讨了作为商品的长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苏格拉底说，长笛对于能够使用它的人有使用价值，对于不能使用它的人就没有使用价值。但是即使不使用长笛的人也可以在市场上拿它来换钱，这时候长笛对他就有交换价值。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钱，对钱就要敬而远之。因为拿用长笛换来的钱去做“错误的事情”，这个时候长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或者说，钱对于不会使用或错误使用它的人而言，并不是真正的财富4(3)。色诺芬在这里以长笛为例提出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一经济学问题。但是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色诺芬笔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而是为论证人的德性和正义重要性服务的政治哲学或伦理学概念。当他强调用长笛交换到钱必须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已经表明这种经济学对财富和财产的伦理学界定，即在商品交换和经济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必须在伦理和道德的框架下进行，其目的必须是增进个人和城邦的德性。可见，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色诺芬，他们都强调经济生活要符合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财富和财产不是生活的目的，德性和正义才是美好生活的本质。精神生活的善要高于物质生活的善，政治的和伦理的善要高于经济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柏拉图何以在理想国中强调：只有正义是至善，也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之一。正义作为最好的东西，不是因为其带来的结果是好的，而是因为其本身就是好的5(56)。当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绝对的善或善本身的时候，其他的善包括经济活动的善自然只能是相对的或次等的善。于是，柏拉图认为，在“理想国”或正义的城邦之中，任何人不得拥有任何私产，包括房屋、粮食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只能以公共 的方式提供。作为世俗财产和物品交换中介的金银等货币是“罪恶之源”5(131)。它们不仅不会增进城邦的正义和善，反而会使城邦的正义和善遭到破坏。基于以上梳理，我们看到，尽管古希腊的哲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尝试作了总结和概括，但是这种总结和概括始终是在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框架下展开的，经济生活始终是作为一种蕴含着道德德性和政治理念指引的生活被规范的。因此，经济生活被严格限制为仅仅是一种家庭事务的管理技术，它尽管可以增加家庭的财富和财产，但是财富和财产不可能成为个人和社会追求的目标，更不可能成为高于德性、正义等伦理的和政治的善。古希腊哲人对于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地位以及二者关系的这一理解，不仅使得西方政治哲学在其开端处就确立了极其高远的思想起点，而且为我们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思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关系，重构人类经济存在和政治存在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 参照。古希腊人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二者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9 卷第 1 期 4 关系的梳理，不仅构成我们认识古希腊社会生活特征的切入点，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构成我们透视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特征及其困境的思想资源。正是由于缺乏德性原则的指引，现代经济生活蜕变为以“敛财”和“货币增殖”为目标的营利生活，现代政治生活变成了以“权利让渡”和“保护财产”为本性的契约生活。个人在这两种生活中陷入双重的异化状态，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