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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杨
中美两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吴杨(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作者简介:吴杨(),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摘要:鼓励多元化投入基础研究的国家政策频繁出台,使社会捐赠作为基础研究投入来源引起学者普遍关注。美国运用社会资本进行科研捐赠具有多年发展经验,在支持生命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前沿基础研究领域取得较好成效。为考察我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现状,对中美两国社会捐赠框架、科研投入多元化格局、捐赠激励政策、非营利机构布局及社会捐赠瓶颈等内容进行对比,从增设基础研究捐赠类目、成立基础研究专项基金会、完善基础研究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和积极吸收社会小额捐款个方面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政策措施。关键词: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社会捐赠;多元化投入;专项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言近年来,提倡基础研究社会捐赠的政策密集出台,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使社会资本成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结构较为单一,政府财政支持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高达。因此,我国科研领域社会捐赠激励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也缺少基础研究捐赠途径,社会资本几乎没有参与基础研究建设。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经验,充分调动社会捐赠投入基础研究的潜在力量,完善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体系。本文将美国作为参考对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美国已形成稳定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作为几乎所有科学技术尖端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技强国,美国从二战时期便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并投入大量财力资源;美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规模和比例均领先于其它发达国家,年,美国社会捐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一直占科研总投入的 以上;美国拥有众多聚焦科研的专项基金会,为基础研究重大前沿领域和原始创新提供大力支持,使美国不仅在生命科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领域成为领跑者,其技术储备、军事建设也远远领先于其它发达国家;随着美国社会捐赠体系的不断演化,其在管理制度方面出现瓶颈,如税法改革引发中低收入者捐赠意愿和既得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惠互利的共生状态逐渐瓦解,这些问题对慈善事业产生负面影响。综上所述,美国在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为我国提供启示和借鉴,同时美国目前在政策和管理上遇到的瓶颈也可为我国社会捐赠体系设计提供多方位参考。文献回顾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国际比较近年来,我国部分学者对基础研究投入来源、结构特征、投入多元化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质性研究。李静海通过对比美国基础研究发展现状,指出基础研究投入结构问题已成为我国的短板;罗珵等回顾中国 多年来科研经费政策演变过程,指出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已由政府单一投入向市场和社会多元化投入转变;姜桂兴等结合美、日、德、法等国近 年的基础研究投入状况,提出动员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打造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机制的建议;王元丰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不同主体基础研究资金投入规模,指出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过少,不利于地方现代化建设和“卡脖子”技术破解。可见,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已成为学术领域的共识,但多数研究依然停留在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瓶颈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动员鼓励层面,对于多元化投入组成及政策建议的研究较少。本文引入“社会捐赠”这一投入渠道,以弥补基础研究投入单一的现状,并探索适合我国开展基础研究社会捐赠的有效路径和政策措施。科研领域社会捐赠当前,针对科学研究社会捐赠的文献很少,关于基础研究社会捐赠的研究更少。部分学者针对我国科技发展轨迹和发达国家科技壮大历程,指出我国科研社会捐赠建设的不足。董俊林 指出,未来科学技术与公益慈善之间的交融是解决人类发展问题的关键;凌寒 根据美国典型慈善机构对科学研究投入的特征,指出慈善基金虽无法匹敌政府资金,但在弥补缺口方面却发挥着重要作用;付克飞 对美国科学慈善事业发展史进行梳理,指出我国已基本具备大力发展科学慈善事业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同时,也有学者指出汇聚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杨博文、涂平 从我国企业家群体效应、税收政策和基金会监管等方面提出引导社会捐赠支持基础研究的建议。可见,科研领域社会捐赠已成为学术领域的共识,也将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资金来源。目前,专门针对社会捐赠投入基础研究的研究仍是空白,基本上停留在科研领域社会捐赠倡导和鼓励层面,对于如何激发社会捐赠投入基础研究仍有较大探索空间。本文借鉴美国非营利组织投入基础研究的经验,制定我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机制和激励措施,构建我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体系。中美两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比较社会捐赠整体框架目前,中美两国均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捐赠框架体系,捐赠涉及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人类服务、文化艺术、科学研究等领域,如图和图所示。图我国社会捐赠总体架构 数据来源:根据 年 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和 年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 资料整理就我国社会捐赠总体架构而言,捐赠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个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宗教场所、政府机关、民主党派和群团组织等。年,我国企业捐赠高达 亿元,约占捐赠总额的;个人捐赠达到 亿元,约占捐赠总额的 ,同比增长 。我国接收捐赠的机构以基金会和慈善会为主。年,基金会、慈 善 会 接 收 捐 赠 额 分 别 为 亿 元 和 亿元,约占总捐赠接收额的 和,与 年相比差别不大。基金会和慈善会作为管理运作较为成熟的接收方,其接收捐赠额占总捐赠额的比例基本稳定在 以上,是我国主要的捐赠接收渠道。我国捐赠主要投入依次为教育、扶贫与发展、医疗健康、人群服务、公共事业、文化艺术和体育、减灾救灾生态环境和科学研究与倡导个领域。我国慈善事业涉及领域广泛,捐赠接收对象日益多元化,并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第期 吴杨:中美两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在美国,非营利组织是慈善捐赠体系的主要力量。美国非营利组织数量十分庞大,年美国国家非营利组织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现存非营利组织约有 万个,服务方向涉及教育、环境和动物、医院、人类服务等 个领域,如图所示。其中,致力于“人类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数量最多,达 万个,约占非营利组织总数的;其次为“宗教相关、精神发展”“教育(不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分别占总数的 和。此外,也有少数非营利组织致力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约占总数的。美国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规模较小,很少拥有捐赠基金,主要是服务社区需要,这类非营利组织使美国形成热衷慈善和社会服务的良好捐赠风气。美国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于个方面:收费服务、接受捐赠以及其它获取收入的方式。收费服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赚取私人服务费,此项收入最多,占总资金的,且这笔收入大部分投入非营利医院和高等教育;二是政府拨款及佣金,此项收入是政府付给非营利组织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费用,占全部收入的。社会捐赠包括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遗产捐赠()、企业捐赠()和其它收入(),如图所示。图 年美国各领域非营利组织数量 数据来源:,下同图美国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社会捐赠体系差异主要体现在捐赠资金来源结构上。我国捐赠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个人,而在美国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中,个人和企业捐赠比重较小。在我国,企业基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考虑,相比其它捐赠主体,其捐赠动机较强,更倾向于通过慈善捐赠展现社会责任感,以提高企业声誉和竞争力;个人捐赠虽与企业捐赠规模差距较大,但其比重在所有捐赠主体中位列第二,说明我国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攀升的人口大国,个人捐赠有着巨大发展潜力,随着大众慈善意识越来越强,其未来有望成为我国慈善事业的主力。在美国,个人和企业捐赠在非营利组织经费中占比较少,其大部分来源于为政府提供收费服务所得资金。个人和企业较少通过非营利组织进行间接捐赠,尤其是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个人和企业会采取自设基金等形式对某些领域进行直接捐赠,且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形成相互支撑的合作方式,非营利组织发动社会资本协助政府弥补基础研究经费缺口,而政府通过支付佣金的方式为非营利组织提供经费支持。科研领域多元化投入格局在科学研究领域多元化投入格局分布中,中美两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较晚设立科学研究捐赠接收领域,且科学研究接收捐赠比例排名比较靠后,基础研究接收捐赠更是空白,社会捐赠始终没能在科研领域发科技进步与对策 年挥强大的资金支持作用。美国科研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呈现明显的多元化格局,非营利组织捐赠规模仅次于企业和联邦政府,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非营利组织 年对基础研究的捐赠额高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捐赠额的总和。在中国社会捐赠体系中,作为接收捐赠之一的科学研究领域才刚刚起步且比例最低。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显示,年起我国才明确把“科学研究与倡导”列入慈善捐赠名录,年“科学研究与倡导”在我国九大慈善捐赠接收领域的捐赠额度占总额度的平均比例最低,如图所示。从中可见,首先教育捐赠额度比例最高,年平均经费为 亿元,同期平均比例为;其次是医疗健康,平均捐赠额度为 亿元,平均比例为;再次是扶贫与发展,平均捐赠额度为 亿元,平均比例为。年“科学研究与倡导”平均捐赠额度为 亿元,平均比例为,这 项 捐 赠 占 整 个 捐 赠 额 度 的 比 例 微 乎其微。图 年我国各慈善领域捐赠接收情况 数据来源:年 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此外,我国对基础研究的社会捐赠几近空白,如表所示。公开数据显示,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 亿美元,占 研发总经费的。其中,来自高等教育的投入占比最大,占;其次为政府投入,占,企业投入仅占,而我国非营利组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数据未被记录。表 年中国科研经费来源与占比(美元十亿)()机构基础研究金额占比()应用研究金额占比()试验发展金额占比()总计金额占比()政府 企业 高等教育 总计 数据来源:数据库,:,下同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对科学研究的捐赠较为清晰,如表所示。美国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高等教育和非营利组织五大主体。其中,企业科学研究投入规模最大,占科研总经费的;联邦政府投入规模位列第二,占,主要为基础研究和应 用 研 究 提 供 经 费 支 持;非 营 利 组 织 位 列 第三,占。在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方面,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为 亿美元,占总经费的,其中非营利组织经费投入达 亿美元,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成为继联邦政府和企业之后的第三大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可见,无论是从科研经费还是基础研究经费看,美国经费来源均呈现稳定的多元化格局。相比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是美国非营利组织支持的重点。目前,美国已形成以联邦政府为主,以州政府、企业、高校和非营利组织投入为辅的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格局。美国基础研究领域社会捐赠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非营利组织发挥关键作用,如图所示。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对基础研究捐赠经费占科研捐赠经费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以上,年平均占比为,远高于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第期 吴杨:中美两国基础研究社会捐赠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表 年美国科研经费来源与占比(美元十亿)()机构基础研究金额占比()应用研究金额占比()试验发展金额占比()总计金额占比()联邦政府 州政府 企业 高等教育 非营利组织 总计 数据来源:图 年国非营利组织捐赠基础研究经费占经费的比例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科研经费投入主体差异较大。我国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而美国科研经费来源渠道更广泛,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参与其中。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非营利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我国社会捐赠对基础研究的贡献无明确的数据资料佐证,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单一,尚未开拓社会捐赠投入基础研究的公开渠道,忽视了社会捐赠对于基础研究发展的推动作用;二是由于社会缺乏基础研究捐赠意识,导致基础研究捐赠接收体系不完善、接收数额过低,难以进行有效统计。社会捐赠激励政策在激发社会捐赠意愿方面,中美两国都将所得税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