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调查会”对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_周亚平.pdf

青海社会科学年第期中央苏区“调查会”对新时代中 国社会治理的启示？周亚平李邑昕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 党最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级观党的百年发展史，中 国共产 党始终以调查研究法作为制定治国理政大政方针的基础。本文通过发掘历史资料，呈现了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中共在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调查会”工作方式。“调查会”采用会议这种互动仪式，在收集信息的同时，连结个人利益与国家目标，培育符合革命运动需要的村庄政治新人，重构村庄权力格局和行动主体以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调查会”这种新的社会调查方式，成功解决了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 面临 的治理技术难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乡村社会治理的新形态。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 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总结、理解和掌握“调查会”工作法，对于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过程和技术等具有重要的启示。关键词：中央苏区“调查会”；新时代；社会治理；治理现代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 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 问题必须从中 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社会调查作为认识中国国情、解答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主要途径和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工作，如李大钊的开溧煤矿工人生存状况调查，陈独秀的汉口码头工人调查等，毛泽东更是我党从事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的开拓者和践行者。世纪年代，中央苏区时期，即设立调查统计局，开展经常性、专门性的调查统计工作。中央苏区统计工作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之一，随着崭新的红色政权的诞生而设立机构，为革命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同一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系列农村调查，通过阶级分析实现了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这充分展现了社会调查在中 国革命中的作用，也为中央苏区“摸清家底”，认清客观形势，以制定相应的 民主革命的 战略决策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在中央苏区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创造的调查会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作者简介：周亚平，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李邑昕，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DOI：1014154 j cnki qss 202206015青海社会科学丨 年第期法。调查会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初 期。年月，毛泽东在进行寻乌调查的过程中，开创性地运用了“调查会”的方法。寻乌调查历时余天，主要以召开座谈会开展访谈为主，在座谈会之前及之后毛泽东还实地走访商铺、农村，同店主、手工业者、农民等各阶级交谈，更广泛地收集资料。会前准备阶段，毛泽东亲自设计访谈提纲，列明具体访谈内容和问题，并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一起商定访谈对象，选定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刘亮凡、李大顺、刘茂哉、刘星五、钟步赢、陈倬云、郭清如等人参加访谈，他们对寻乌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这些人有的是商业店主，有的是教书先生，有的是苏维埃工作人员，有的是手工业者。譬如古柏既是毛泽东的助手，负责联络到会人员兼翻译，又是被方谈对象，他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经历丰富，是破产的小地主，曾做过小学教师，现在是政府工作人员毛泽东写道：“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气寻乌调查期间，调查会有三种形式：即专题调查、射义调查、总结调查。毛泽东提倡，开调查会要作讨论式的调查，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则视调查内容而定。在年龄上，可以老年人多些，但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在职业上，则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要找。调查事先要准备调查纲目，既要有大纲，又要有细目，要给予时间让参加者做准备。担任领导工作的都要亲自作调查，不但自己主持，还要自己做记录，口问手写，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深刻意识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为纠正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在寻乌调查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书中阐述了调查的必要性与意义，并强调了调查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党和军队中树立起深人实际、调查研究的风尚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经验时提出“做社会调查才是了解社会情况”的基本方法，再次提出 了解农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要用“调查会”的方法。他指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之后，在陕甘宁边区，经过党中央的大力提倡及在党建工作中的制度化运作，调查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一种独特手段，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考察已有文献，对中 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传统之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冯裕强基于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认为中央苏区的社会调查充分发挥了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孟庆延将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理解为一种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重要政治传统，重新梳理其发生学过程；黎志辉通过进一步挖掘寻乌丰富的史料，展现中 国共产党地方革命缘起过程的微观样本；刘大可从政策维度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群众路线的关系等内容、主要的调查报告、方法与方法论等前人讨论比较集中的调查论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尽管学界目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社会调查传统之研究已有较多的关注，但针对中央苏区的调查会这一形式的专门研究还较为鲜见。调查会有着深厚的实践积淀和现实影响，本文将调查会置于民族国家转型与革命建设的多重过程中加以理解与分析，并试图 阐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启示。一、“调查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调查会的出现是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创新，也是近代诸多仁人志士和社会团体为认知中国、改造中国所开展的各种努力在治理技术层面的展现和汇集。世纪前期的中 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迫在眉睫。历经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近代中 国基本上完成了 国家层面的技术性重建。然而在广大的 民 间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仍然保留着以传统乡土社会为主的“小传统”。因此，国家治理如何深入乡村，在乡村社会确立合法性并对其实现有效改造，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乡村治理的技术困境源自诸多“小传统”的消极因素，这些因素涵盖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方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社会学研究了 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首先，乡村治理格局仍以乡绅力量与宗族势力为主导。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地方乡绅往往掌握话语权，在阐释儒家传统思想与民间大众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乡村社会中，地方乡绅具有较高的政治权威，并且宗族势力对乡村政治生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传统中国社会，官方往往会利用乡村宗族组织获得对乡村的间接控制，乡村各种宗族组织之间 的争斗也使得乡村内部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新兴的外来力量若想深人农村进行民族国家政权建设，不仅要面对“乡绅自治社会模式”下传统乡绅的权威，还要应对乡村中强大的宗族力量。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技术困境还受到乡村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即使在中国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仍然难以把权力下沉到乡村中去，中 国传统国家治理是通过在乡一级寻找代理人行使部分国家职能的方式来实现统治的。而地方乡绅往往充当代理人的角色，他们既是乡村利益的维护者，又是官府职权的代言人，充当政府与基层之间 的纽带。清王朝覆亡之后，这种经纪人代为治理的政治环境渐渐滋生了腐败，经纪人逐渐看重自身利益而被半经济化，从而严重阻碍了 国家政治机构的合理化。其次，小农经济的乡村“经济内卷化”状态阻碍着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基层下沉。世纪前期中国 乡村出现了“经济内卷化”的现象，即总产量的增长来源 于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而非经济结构合理化。当时中 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是一种“过密化”的而非“质变性，的发展模式，小农为了缴租或糊口而被动地进入市场，这种看似带有一定商品化的经济是扭曲的，伴随着剥削性与谋生性的双重性质，小农经济通过劳动密集化与创造新生劳动力进入市场来提高总产量，而非通过生产资本化来实现。因为“经济内卷化”背景下的商品化是“谋求活命的理性行为，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因此，进行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若想赢得小农的拥戴，必须面对“经济内卷化”的 刚性经济结构，而近代国家政权建设更多是依靠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进。一方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一方是高高在上的国家权威，如何消弭这两者之间 的巨大鸿沟，这要求新政权的制度设计者具有极其髙明的政策治理手段。最后，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经济“内卷化”的宏观态势下，农民阶级的社会心理也成为民族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又一障碍。由于中 国传统的旧式统治方式，农民的政治心理往往是顺从型的。在经济方面，长期遭受剥削阶级压榨的农民，经济行为往往是保守的、脆弱的，具有典型的小农心态及与之相对应的行为特性，缺乏前瞻性与预见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现代的工业城市文明较多地在开放的城市地区传播，在相对闭塞的乡村地区则几乎没有影响。在国家认同方面，中国传统乡村农民长期接受封建王朝宣扬的顺民心理，其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帮助乡村农民构建国家观念，需要面对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心理认同 困境。加强先进思想传播，引导乡村农民由蒙昧走向文明，由保守走向开放，由顺从走向自主，这一做法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 的巨大挑战。相较于其他国家，中 国革命的艰巨性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盘根错节的各种政治势力和民间力量、极度内卷的小农经济、蒙昧守旧的文化传统、被动顺从的社会心态等共同形塑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百世图景。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现实形态下，中国共产党面对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困境，迎难而上，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调查会就在当时国家治理技术失灵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二、“调查会”：仪式展现与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技术层面的困境下，现代科学技术所提倡的遵循严格抽样原则的社会调查即面临着一种适应中国农村情境的“本土化”改造，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调查会正是这种“本土化”改造的成果。“调查会”始创于被称为“四大调查”之一的寻乌调查，此后被多次运用到中央苏区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寻乌调查被认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乃青海社会科学丨 年第期至促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要历史事件，而调查会作为调查的先导环节与主要形式，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调查会”的形式世纪年代末至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和总 战略逐步调整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活动范围一般在偏远的农村，深人农民家中开展下乡调查正是这种方式的体现。农村交通不便，一家一户调查既缺乏工作效率，也缺乏科学效应。调查会则能够有效地解决针对边远乡村和分散小农，在有限的时间和调查者人力物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快速而又集中地了解情况的需要。调查会以“会”的形式展现，但“会”只是一种浅层仪式，其并无严格的座次排列与刻板的会议形式。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调查会，实际上是借助“会”的形式开展社会调查，了解一线实情，既掌握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也能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达到社会治理成效。以寻乌调查为例，开会地点在厅堂中，内置两张并拢的黑色旧式八仙桌和两排双人凳，接待受邀人员。大家随意就座，畅所欲言。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空间内隐含的权力 布局，也能达到调查者所期望的目的，获得更加真实生动的信息。调查者一般只担任会议调解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一个聆听者。世纪年代的中 国农村，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存在大量的文盲，因此，从村庄的人文特点出发，聚集农民进行调查，可以减少其心理压力，以“拉家常”而非“开大会”的心态参与调查会，分享自己的信息与观点，以浅层化的仪式进行调查，使“调查会”成为政治力量与社会大众之间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独特互动技术。（二）“调查会”的抽样标准与互动技术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