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应对经济封锁的实践与启示_刘勇.pdf

史论漫谈842 0 2 2.12 Dec.中央苏区时期，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党领导中央苏区人民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淬炼出极其丰富、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经济斗争（一）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创建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疯狂军事“围剿”、政治“瓦解”的同时，实行了严密残酷的经济封锁，企图迅速扑灭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扼杀横空出世的红色政权。蒋介石发布封锁“训令”：“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的程度”。1932 年 8 月 20 日，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颁布所谓封锁匪区纲要。1933 年 5 月 21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后，马上颁布所谓中央苏区应对经济封锁的实践与启示刘 勇DOI:10.16624/ki.11-3844/d.2022.12.003百年潮85封锁匪区办法，加紧落实封锁的具体事项。纲要和办法对封锁的范围、对象、内容、措施、职责、惩赏等，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其目的就是要使赤区“物资困乏，交通断绝，日久自行崩溃”。其中，对江西的封锁特别严酷，全省除南昌和新建两县外，其余均被划为封锁区。南昌行营在先后颁布的综合的、专项的、补充的、修正的众多封锁令中，择其要者 14 种，印发封锁法规汇编，作为经济封锁的最高指引。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剿匪”指挥官也发布了各种封锁令。蒋介石反复告诫各级官僚：“监督指导的事情，全靠我们高级长官严厉、切实去办，凡紧要之处，一定要亲自出马！”为了把严厉的封锁措施落实到位，国民党当局构建了一个纵到底、横到边、见漏补漏的组织保障体系。在南昌行营，有蒋介石鹰犬之称的康泽组建别动队，负责监管经济封锁，别动队员数以万计、遍布各地。重点压实县级行政当局的责任，规定县长的九条职权，明确“由各该县长负责积极办事，不得稍涉迟延因循，致于咎戾”。强调，凡当地驻军最高级长官对于县长落实封锁“有监督指挥之权，亦即负有此责”。在邻近苏区的国统区，设立各种“公卖局”“公卖会”“公卖处”，对食盐、火油等特殊物资实行严格的专卖管制。在靠近苏区的城镇成立所谓“封锁匪区管理处”，专司监管执法职能。在所有与赤区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国民党军队“围剿”占领苏区的地盘后，立即设立所谓“封锁匪区管理所”，由地方民团负责经济封锁，严防死守。蒋介石特别指出：“江西这个地方的水路，四通八达，仅仅在陆地上设碉楼关卡围塞等，还不足以尽封锁之能事，所以格外要严密封锁水口，或各河沿岸，绝对禁止任何船只到匪区附近，或者停泊在匪区旁边，特别是要防他夜间偷漏”。为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专门成立了“赣江封锁处”，“秉承行营命令，管理赣江各县一切封锁事宜”。1932 年赣州战役撤围后，国民党军“沿江在建春门浮桥头、泥湾子、华林寺、塔下谢坑和乐桥渡口，直到信丰江口都筑了碉堡，派兵封锁赣江江面，无论白天、黑夜，水上、陆地，敌人都有巡逻兵、流动哨、侦探四处活动”。对闽西的汀江，也进行严密的封锁，“凡汀江上的船只只准顺流外驶，不准回汀”。更为狠毒的是，国民党当局停止地方自治，在基层推行保甲制度。以户为单位，10 户一甲，10 甲一保，分设户长、甲长、保长，保甲内实行相互监督和相互告发的联保连坐制度，即所谓一人“通匪”，全户同罪，类推而株连全甲、全保。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主要包括物资、交通和通讯三个方面，但最核心的是对涉及中央苏区“国计民生”特殊物862 0 2 2.12 Dec.资实行最严厉的封锁。如输入的食盐、布匹、药品、火油、硝磺等工业品，输出的钨砂、粮食、食油、木材、纸张、烟叶等矿产品和农产品。公卖处实行“计口售盐”“计口售油”，严格规定，食盐“每人每天，只许购买三钱，五口之家，得购一两五钱，余类推。但购时必须凭证，失证请求补发，手续甚繁。离赤区稍远之地，或可通融，一次购买三日之用”。至于旅客所需食盐，也实行严格的控制。“有些客栈，留了外来的旅客，所需食盐，是叫旅客们亲自到公卖处去买，数量自然是勉够一餐之用”。火油也控制得非常严格，“10人以上的家庭每天可购买 0.5 斤，5 人以上家庭可买四两，5 人以下家庭只能买二两”。纲要规定，对违犯封锁令者实行严惩：一、主犯者枪毙；二、放纵者枪毙；三、查获隐瞒不报及报不符实者监禁在执行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宁肯错杀，决不放过”，层层加罪，极为残忍，邻近中央苏区的地方，大批群众以“通匪”“济共”罪被杀被抓被罚。“以此论罪，仅赣县湖边乡就有 23 人被杀害，13 人被关押判刑，1300 余户被查封家产”。国民党严密残酷的经济封锁使原本薄弱的中央苏区经济雪上加霜，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出入断绝，中央苏区的经济濒临窒息。赣南、闽西偏居一隅，空间狭小，丘壑纵横，经济落后，一旦流通阻断，必然商业凋敝，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1932 年后，有“红色小上海”之誉的长汀“80%的店铺因没有进货无生意可做而停业关门”。剪刀差扩大，严重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方面外来工业品，如布匹、洋油、洋火、食盐等减少输入，价格日益高昂；另一方面内地农产品，如纸、木、豆、烟叶、夏布、粮食等销不出去，价格大跌特跌”。剪刀差大大影响中央苏区的生产生活。咽喉被卡，直接损害红军部队的战斗力。粮食、食盐、布匹、药械、硝磺都是红军的战略物资，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把红军战斗力的咽喉卡住了，怎样去打胜仗？恐慌出现，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加上混入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特务造谣污蔑，一些地方出现恐慌，这对中央苏区的社会稳定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极端有害的。（二）突破举措面对国民党极其残酷的经济封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非凡胆识，组织和领导了中央苏区可歌可泣的反国民党经济封锁斗争。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对外贸易规模很小，主要是民间的赤白贸易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白区工作部进行的输入输出工作。如 1930 年秋，闽西国家政治保卫局设立的“工农通讯社”，就有“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这些物资输入根据地”的职能。1932 年 10 月，毛泽东受到“左”倾百年潮87路线排挤和打击。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毛泽东身处逆境，顾全大局，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打通对外贸易。1933 年 4 月，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内成立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切实加强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领导。他在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中指出：“提高各业的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因此，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内设的对外贸易局旋即改为对外贸易总局，下设赣县江口、会昌筠门岭、闽西汀州、泰和寺下分局，后来又扩大到 19 个分局。在各重要进出口地，还设立了 10 个采办处。与此同时，中央财政部成立了国家银行，在赣县茅店、会昌筠门岭等赤白边境设立了 22 个关税处，全力配合和支持外贸工作。为了迅速突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维埃中央政府确定了“国家采办与鼓励私人自由经商相结合，专业办外贸和群众办外贸相结合”的外贸总方针。毛泽东指出：“苏维埃的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须商品而努力”。中央政府强调：“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和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贯重视保护商人利益，鼓励商人投资工商业，开展赤白贸易。早在 1929 年 1 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途中，就发布红四军司令部布告郑重宣示：“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同年 3 月，红四军党部在汀州发布1932 年 5 月 1 日毛泽东签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布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882 0 2 2.12 Dec.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明确宣布：“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1932 年 1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工商业投资暂行规定，明确“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所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1932年8月，财政人员委员部发布关于矿山开采权出租办法，明确规定：“凡属地下埋藏之矿产，如金、银、铜、铁、锡、煤炭、钨砂、石炭等，都准许私人资本承租开采”。苏维埃中央政府 1931 年 11 月颁布的暂行税则，彻底改变过去负担不合理的税务制度，“以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进出口贸易，保护白区商人的利益”。此后，根据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多次调整和优化关税政策。1932 年秋，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为几种商业品减税问题的命令，明确作出了鼓励进出口的物品“减收半税”的规定。1933 年 7 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发行 300 万经济建设公债，“除以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用费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1933年11月，为保障对外贸易的交通运输和反“围剿”需要，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修筑22条干线及县区乡支路的计划。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的交通网，形成 5条贸易线。同时加强了水上通道的疏通。1933 年第五次反“围剿”前，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人民“应该想出许多办法去输出我们的土产，去输入油、盐、洋布，我们应该大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寻找许多小道到白区去，有组织的去进行买卖，使敌人无法封锁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一切努力和牺牲去争取这一战争的胜利”。（三）重大战果中央苏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在血雨腥风中绝地出击、巧妙周旋，反经济封锁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畅通了经济循环。中央苏区对外贸易中，大宗的出口是粮食、钨砂，大宗的兴国县城区坝上乡南岭村苏维埃政府发给刘先辉等二人前往赣县江口做买卖的通行证百年潮89进口是食盐和布匹。粮食出口，“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矿石出口量，每年三百万担”。“中央苏区每年买进食盐价值约九百万元，布每年买进价值约六百万元”。“枢纽”打开，流通活了，商业繁荣，“剪刀差”缩小，农业和手工业恢复生机，中央苏区的国民经济进入较为良性的循环。增加了财政收入。对外贸易征收的税收和取得的利润占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份额大幅提升，较好地保障了中央机关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正常运转。特别是1932 年 7 月，中央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后，保障了军费拨付。1934 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还带上了 160 担金条、银元和苏票。支持了军事斗争。通过对外贸易换回的大量战略物资，缓解了红军缺医少药、弹药不足等严重困难。1934 年 7 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异常激烈时，中央指令外贸总局两个月内采购 10万元西药，仅江口分局 40 多天就采办了8 万多元西药，为反“围剿”和中央红军长征作出了贡献。改善了苏区民生。对外贸易换回的工业品通过公卖或分配给群众，解决了群众的急需。对外贸易中修建的交通运输网络，也极大地方便了赣南闽西山区群众。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与1933年之前相比，兴国县长冈乡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部分人民群众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维护了社会稳定。对外贸易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经济的活力与生机，缓解了物资的匮乏，稳定了市场的价格，也就稳定了人心，稳定了社会，稳定了苏维埃政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要长征了，但中央苏区人民对党和红军的感情忠贞不渝，他们既倾其所有支持 8.6 万红军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