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理和《故乡》系列小说中客家方言使用探析_郑冠宇.pdf

134今古文创钟理和 故乡 系列小说中客家方言使用探析郑冠宇（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一、引言钟理和是台湾重要的乡土作家，1915 年生于屏东县高树乡广兴村。钟家祖辈来自客家聚集地梅州，渡台后在台湾休养生息，至钟理和已经是第六代。1932 年跟随其父在美浓地区经营“笠山农场”，美浓地区是著名的客家小镇，客家话在当地的方言中占据统治地位。钟理和本人的母语也是客家方言，其作品具有十分浓厚的乡土风味。故乡系列是钟理和在抗战胜利后，携妻子自大陆北平返回台湾，于 1950 年写成的四篇短篇小说，用钟理和自己的说来说：“当时台湾在久战之后，疮痍满目，故乡已非记忆中那个可爱的故乡。作者在伤心之后，即将当时所见和所听到的一切忠实的相信很忠实地记在这篇报导性质的文字故乡 之中。”记录故乡的真实境况，是故乡 四部曲的主要内容。同时，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客家方言的词汇和俗语。这些客家方言词汇和俗语的使用使得故乡 系列小说有了不一样的审美意趣和表达效果，通过这些客家方言词汇的使用，还能一窥作家钟理和的方言创作观。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学术界对钟理和写作中的方言使用问题，也有了一些研究，比如 2006 年内蒙古师范大学杨志强的论台湾作家钟理和“乡土小说”的意识内蕴与审美价值 中有“白薯 之声：语言的张力、诗意与方言”一节对此研究；2015 年山东大学蓝天的文化视域下钟理和创作研究 中也有“文学的方言”一节来论述钟理和的方言观；2016 年暨南大学张利灵的论钟理和的乡土小说中有“客家方言的运用”一节来论述；【摘要】钟理和于1950 年写成的 故乡 系列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客家方言词汇。这些词汇涉及了方方面面，将“美浓风情”立体地展现出来，取得了良好的审美效果。然而在钟理和于1944 年完成的中篇小说 夹竹桃 中却并没有使用多少方言词汇，在这种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钟理和的方言创作观念：用方言词汇而不用方言语法，从而在增加地方文化底蕴的同时不至于晦涩难懂；以及作品语言应与小说主要背景配合，达到相互映衬的效果。【关键词】钟理和；客家方言；故乡 系列；夹竹桃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6-0134-03【DOI】10.20024/ki.CN42-1911/I.2023.06.0422018 年赣南师范大学黄秋菊的钟理和文学作品 笠山农场 中的客家文化意象 中对钟理和笠山农场 中的客家方言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些文章多是阐释了客家方言使用给小说增添了地方文化色彩，加强了乡土韵味，是在“作者-作品”层面上所进行的论述，但对小说语言本体的研究也应重视。二、方言的运用与“美浓风情”的描写（一）“美浓风情”的立体描写方言的文学功能表现为铺垫文化底色，方言本身就沉淀了大量的人文历史信息，通过对方言的合理利用，能够将一定的地域文化更加“不隔”地传递出来，这是“文学中的方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借助于方言独特的表达语式，更能细腻、生动地展示出当地的风土人情，这是普通话难以达到的效果。在钟理和的故乡 系列四部曲中，方言词汇和俗语的使用，同样具有这种良好的艺术功能和审美效果。客家方言词汇和方言俗语的运用，使得故乡 系列小说展示出了更加真实动人的“美浓风情”。“美浓风情”的“真实”，主要体现在“立体”上。首先，通过方言词汇的应用，将“美浓”地区的风土人情比较全方面地展示出来。“洋火”“长衫”以及“眠床”等具有客家特色的日常器物；“廊屋”“檐下”和“壁”这些独具特色的客家住宅称呼；以及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祭祀风俗，如“王爷”“法师爷回坛”“关了三天神”等等，都从方言词汇的巧妙应用中展示出来。读者通过这些文字，就可以走进“美浓”世界，感受到更加真实的客家风物。文化综合1352023 年第 6 期方言词汇和方言俗语的使用，使故乡 系列中的描写突破了“事物”的范畴，实现了“客家风物+客家方言”的立体架构。语言本身不是目的，客家方言背后所蕴藉的“美浓”地区居民的文化心理才是真正耀眼之处，独特的祭祀风俗，背后蕴藏着“美浓”人民对传统、以及超自然力量的复杂情感；独具方言的特色的农事词汇，表达出了“美浓”地区农耕文化的独特样态；更有那些客家的口头俗语，以及那些寄寓爱情的民谣，这些方言现象的背后，就是“美浓”人民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二）客家方言运用的读者接受效果于接受者而言，故乡 系列小说中客家方言词汇和俗语的运用所造成的审美效果，应该分为两个维度。首先，就懂得客家方言的读者而言，客家方言词汇的运用更具认同感与皈依感。日据时期的台湾白话文运动就提出了“台湾话”写作的口号，在当时就是为了团结台胞和保存固有的文化传统，虽然故乡 系列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创作出来的，但客家方言的运用仍然具有这种作用。客家方言的运用，对于本土客家人而言，实质上产生了一种“共情”作用。语言是情感的载体，而当客家方言本身作为一种小众语言，而非共同语时，客家方言本身所承载的客家族群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反而更是浓烈。尤其当故乡 系列小说的主要背景还是钟理和本人的家乡客家地区时，语言和文章主体间的配合显得相得益彰，作者在小说中对于故乡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但无论如何，作者始终给故乡倾注了十分浓烈深厚的感情，或赞美或反思，但他所有这些复杂的感想，均是基于对故乡深厚的感情而生发出来的。很多读者也许没有钟理和的这种经历和见识，但却懂得了客家方言，能够从客家方言中所寄寓的乡土情感中一窥钟理和的内心，最起码从情感基点上来说，与钟理和是有很大一致性的。对于不懂客家方言的人来说，这成就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也许不是钟理和的本意，但确实是在不经意间成就了这种艺术效果。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 中说：“艺术的手法就是将事物 奇异化 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时间和难度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客家方言的运用，形成了一种“语言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形象的作用在提供视觉效果，而非识别，需要读者在识别的过程加以理解。这通过客家方言词汇展示出来的形象，许多读者是不熟悉的，也许需要借助注释或者查找资料来理解，但正是这种理解的过程，使得读者能够对文中的“美浓”风情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比如“红龟糕”“麻油酒”“白切大阉鸡”（北方无阉鸡之说）等这些客家美食，以及“长枝竹”“驳驳子”等植物，于很多人而言，都是陌生的物象，都需要去查资料弄懂。但正是这个查资料的过程，却能使读者对客家的风土人情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解和认知。三、“文学的方言”钟理和的“方言写作观”钟理和的“方言写作观”，在钟理和本人与钟肇政的通信 致钟肇政函 中清楚表达出来。总结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点。首先，钟理和是反对钟肇政的“台湾方言文学”这种主张的。原因有几项，其一，“台湾方言”多指闽语，虽然台湾本地人中讲闽语的占了大多数，但台湾人中还有很多人讲客家话、粤语，若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客家方言，会导致许多人无法读懂。总的来说，要求每个人都懂闽南语以及直接进行闽南语的阅读是不现实的。其二，在四十年代末，以闽南语为母语的人当中，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当中，国文功底本就不足，更是难以阅读方言文学；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当中，虽多能讲方言，但对阅读闽语还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如果大量使用闽语进行写作，会导致导致语言不通，造成隔阂与误解，反为不美。所以，这种大量采用闽语进行写作的“台湾方言文学”主张是行不通的。但是，钟理和本人也不是完全反对将方言应用到写作当中，其本人在四十年代后也一直在进行着这方面的探索与试验。钟理和赞同的是“文学中的方言”的命题，即是不可纯粹使用方言写作，但可以适当将方言词汇用进文学作品，使之与作品本身相得益彰。这里面包括了“台湾文学又确乎有台湾文学的特色”问题，只把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的重要因素，而非全部。方言词汇的运用，就是为了在文学作品中增殖台湾文化底蕴，使台湾本土文学作品更具特色。钟理和本人也对此多加实践，他自己也说，“相信在拙作笠山农场 一篇中，个人已经尽量予以应用（方言）了”。其实，故乡 系列小说本身就是钟理和“文学中的方言”理念的一次重要实践。四、故乡 系列小说与夹竹桃 的方言应用对比探析在1944 年，钟理和于北平写成了中篇小说夹竹桃，该文是以抗战中的沦陷区北平为背景，写实性地描写了北京大杂院里的人生百态。值得思考的是，在夹竹桃这篇以抗战中的北京城为背景的小说中，却极少用到方言词汇。从语言学的层面来说，夹竹桃 中的语言其实反映了作者钟理和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北京话创作。但在 1950年才创作出来的故乡系列四部曲中，却出现了大量客家方言词汇、俗语和歌谣，这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绝不是因为作者语言不成熟，而是作者有意为此，在这背后蕴含着钟理和“文学的方言”创作观的细则。136今古文创首先，使用客家方言词汇、俗语，而不用语法。钟理和本人也说过，他已经在笠山农场 中尽量使用方言词了，但其实在故乡系列中就已经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了。但与夹竹桃 相比，在故乡 系列小说中，钟理和也仅仅是应用了许多客家方言词汇而已，在语法方面还是与夹竹桃 中的语言没有过多的区别，在语法上依然是用了“官话”中的一般语法，并未过引入客家方言的语法。但这也是很合理的，在写给钟肇政的书信中，钟理和就提出了，之所以反对钟肇政的“台湾方言文学”的主张，就是因为该主张将“台湾方言”笼统地定为“闽南语”，如果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势必会使得很多不懂闽南语的人无法读懂，即使是懂闽南语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读得懂写成文字的闽南语。其实，如果恰当地引入一些方言词汇，即使一时看不懂，但通过上下文语境去推断，也明其大意，不会对阅读造成过大的阻碍，反而还会起到增加文化底蕴的好处。但如果连语法都进行变化，那就会使得文章语句发生很大变化，整体难以看懂，对不懂客家话的人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这种文学的生命力就会被削弱，甚至会发生文学上的“隔阂”。比如王祯和的作品就是过多引入了方言语法，造成作品晦涩难懂。在“日据”的背景下，这种写作方式尚有其意义，但对于抗战胜利后钟理和的创作而言，大量使用客家方言语法使作品“诘屈聱牙”，意义就不大了，反而会有消极作用。钟理和在故乡 系列小说中所使用的客家方言词汇是经过选择的，与“官话”的区别其实并不大，能够在增加客家文化底蕴的同时又不造成过多阅读障碍。就比如使用“三几个（三两个）”“对倍（两倍）”“不多几天（没几天）”“换换肚子（换换口味）”以及“天高地底（天高地厚）”等词语，虽然带有很明显的客家方言特点，但其本身并不难理解，即使是不懂得客家方言的读者，只需稍加注意，也能够比较流畅地理解其大意，基本不构成阅读上的障碍，这和王祯和等人的小说语言有很大不同。在故乡系列小说中，比较难以理解的方言词汇无非就是那些独具特色的客家美食，例如“红龟糕、“麻油酒”等，但这些词可以笼统地理解为“客家美食”，即使忽略它们，也不影响大意。用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客家方言的使用，主要集中在了名词性词语上，而动词性和形容词性词语基本上还是遵循了“官话”的用法，且在语序、语法上并未使用客家方言的用法，所以在阅读时并不造成障碍。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中，语言本身并不是目的，语言使用的好坏与否，取决于其与作品描写主体的配合。故乡 系列主要的关涉主体就“美浓”地区。所以，适当地运用客家方言是能够“铺垫地方文化底色”的，这与文章的主体内容之间相互呼应。但在夹竹桃 这一中篇小说中，描写的主要是抗战期间北平的底层老百姓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夹竹桃 中主要使用以“北京话”为主体的“官话”写作，这也是一种对主体的配合。方言写作，有其优胜之处，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在夹竹桃中使用许多客家方言的词汇，展示出了过多的客家韵味，那与小说的主体岂非相悖，那就会造成语言与小说主要内容之间的撕裂，小说会显得极不和谐，反倒会降低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五、结语总的来说，方言写作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其内涵是丰富的，通过对故乡 系列小说的客家方言使用情况的探析，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了解钟理和的方言创作观念。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