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_曾庆芬.pdf

江西社会科学202312023年第1期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到2030年前对重点行业要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资源消耗，推动绿色经济转型以及产业优化升级，减少污染排放。而重污染行业一直是环境治理的难题。根据2020年公布的生态环境统计年报显示，全国工业源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49.7万吨，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3.2万吨。其中，仅黑色金属冶炼、化学原料制造业等21个重污染行业中的前5个行业的大气及水体污染就占我国总污染的四到五成，表现出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的特点。因此，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下，推进重污染企业的降污减排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及学界主张对重污染企业采取处罚规制、强制搬迁和关停限停等做法控制外部性。但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企业的广泛应用，重污染企业降污减排的实践将有更多的选择。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将发展数字经济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壮大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曾庆芬廖宏涛在“双碳”战略下，重污染企业能否融合数字技术发展低碳生产模式对双碳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基于20092020年A股489家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对排污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化发展可以通过“降本增效”机制实现降污减排。有些重污染企业实施数字化发展后具有扩大生产进而提高排污水平的趋势，但是数字化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的管理成本效率的优化抵消了这一趋势，使总体表现出减排效应。同时，这种减排效应因企业所有制性质和规模的不同表现出差异。因此，政府要强化数字技术在重污染企业的渗透，进行差异化监管并促进绿色转型。关键词数字化发展;重污染企业;降本增效;降污减排中图分类号F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23）010110-12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双循环新格局下西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及挑战研究”（2020SYB72）曾庆芬，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成都610041）廖宏涛，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四川成都610041）110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着力推动数字技术在生态领域与绿色发展中的推广应用。因此，重污染企业在转型中用好数字技术推进降污减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文献评述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重污染企业的减排治理方式。一是利用政府政策对污染企业施压，进而促进其减排或转型。1这种末端治理政策最初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种执法成本高、一刀切的方法，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效率有待提升。二是利用市场手段，使用碳排放交易、环境税收、绿色信贷与补贴等金融工具激励污染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同时降低技术创新与转型风险，使污染企业积极能动地实现减排。2-4市场参与程度的提高使污染企业能采取更多的减排策略，缓解了行政手段的僵化。三是鼓励企业自我规制，完善企业绿色信息。通过定期披露环境信息、企业社会责任等状况，加强公众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价值，刺激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最终实现绿色发展。5在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下，企业自愿进行自我规制增强了污染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降低了污染排放。以上研究表明，现有对企业污染的治理方式多数从末端治理与外部社会环境激励的角度出发，治理手法从单一逐渐演化到多样，显示了我国近年面对生态问题所做的努力，在防污治染的同时竭力减少对企业和经济的冲击，回答了如何推进污染企业降污减排的问题，但没能很好地回答重污染企业如何实践降污减排的问题。而近年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数字化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实践效果。在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中，Acemoglu认为，数字技术可与传统生产模式的企业相互嵌合，优化生产资源的利用率。6随后一些学者通过宏观视角探讨了数字化发展可以变革金融系统，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覆盖到污染企业7，亦可推动创业创新和产业赋能升级实现区域的绿色发展8。另一些学者以微观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作用，Xiong Lixin等人在研究长三角重金属企业时发现，当地区重金属企业集聚程度超过阈值时，企业数字化能促进污染企业降污减排9，这说明数字化对企业的减排作用存在事实上的可能。而部分学者更进一步地指出重污染企业减排可能存在的路径，发现企业数字化通过促进企业的信息共享能力以及协同创新能力，引导重污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011以上对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研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但仍有一些局限。一是学者较多从区域与金融的视角讨论数字化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而较少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区域视角的讨论常选用地区的数字化发展与环境指标，无法体现区域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个体的环境效应被地区数据掩盖，且鲜有针对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研究。二是既有研究多数讨论数字化改变污染企业的创新能力变相实现绿色发展，而较少关注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减排的直接作用，研究路径较为单一，且实证以绿色专利、社会责任等间接指标检验企业绿色发展成效，而较少使用直接指标。二、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影响减排的机理分析(一)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降污减排的积极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能提高生产的智能化与集约化水平，进而降低排污水平。一是数字技术的发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减排效应研究111江西社会科学20231展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数字化核心技术不仅包括微处理芯片、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及其算法、PLC控制器等硬件系统，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制造等信息软件系统12，数字技术中的软件系统极大地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利用以往生产中不能关注与量化的冗余信息，并配合机器人、传感器等大量硬件系统的运用，使制造环节的智能化程度显著提高，在生产过程中智能化的机器设备形成对人工的替代13，从而优化了重污染企业的生产结构，提升了单位时间内劳动生产的综合效率。二是数字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生产的集约化水平。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生产设备和工艺的集约化改造，不仅将复杂的制造工艺集成为一个或数个生产步骤，也可以将绿色低碳技术嵌入重污染企业，将硫、碳一体脱除等绿色技术融合在传统生产线中，降低了污染排放。14在能源领域，数字技术促进了石化化工产品制造工艺的集约化改进，使重污染企业的加工工艺及精确程度提升。电子化控制下的电解法炼钢替代煤炭炼钢，提高了成品的质量以及纯度，炼钢不再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提高了燃料利用率，节约了生产中能源的投入，推动重污染企业逐渐从高能低产向低能高产的绿色转型，实现重污染企业与新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双赢。以上分析表明，数字化的“增效”作用可直接作用于重污染企业的生产环节，在提高企业综合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污染水平。通过信息共享优化供应链与企业管理措施，减少既定产值下造成的污染。一是数字化促进企业之间的供应链信息交流与传递，节约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管理成本，从而降低制造周期内的污染排放。从企业产品周期的视角来看，企业的产品从生产定型再到客户的手中大致要经历产品设计、供应链采购、质量检测、市场销售、终端配送等流程，价值实现周期长，期间企业上下游在原材料获取、产品制造、运输销售等环节将产生大量资源损耗与浪费,制造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增加。在上游单元中，数字技术对产品生产的全周期进行监控并优化各个环节，借助数字化技术搭建信息化管理平台,构建集约型财务核算方式15，互通产业链上下各单元，提高生产管理效率16。在下游单元中，信息面的互通拓宽了企业的销售渠道，促进精准获客水平的提升，加强了企业在单位时间与资源消耗下的创收能力。这些措施均相对缩短了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端的交易成本,减少了运输中物件的损耗与资源浪费，进而降低污染排放。二是数字化促进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提高了整合资源能力17，降低企业绿色转型的沟通成本。企业的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协调员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也要求企业内部或者与第三方进行知识整合，而数字化能有效激发企业在产品生产、防治污染以及产品销售等不同领域的技术交流，促进了内部绿色创新18，使产品设计得到改善，达到相同质量时所费的材料减少，创新的设计也使顾客回头率提高，既增加了企业盈利能力，又实现了绿色发展。在机会成本的视角下，以上产生的额外收益均可视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数字化而节约的隐性成本。因此，“降本增效”带来的收益将渗透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说。H1：数字化发展能促进重污染企业降污减排。H2：数字化发展通过集约化与智能化改造提升企业综合效率，从而实现降污减排。H3：数字化发展通过信息交流与知识共享实现相对降本，进而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二)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降污减排的消极影响数字化发展对重污染企业具有节约成本、提升效率等积极的影响，使重污染企业的盈利能力提升。但是，企业可能做出对环境的逆向选择，即为追逐利润而扩大生产的绝对投入，造成整体污112染水平增加。可能的原因在于，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对其产出效率的影响，取决于其行业特征及生产规模的大小，使得不同的企业在数字化改造下会做出不同的生产策略。在鲁晓东和连玉君的研究中，相比其他行业，我国重污染行业效率普遍较低，其数字化的规模效益处于递增前夕，而电子通信等高新技术行业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传统行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19在这种生产规模的异质性下，数字技术的运用可能会使重污染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超过其他部门企业，盈利水平大幅上升，导致企业选择生产扩大化，生产投入的单位成本减少而绝对成本增加，这种逐利倾向使扩产下的总体排污水平提升。20因此，这种生产力悖论的出现可能使得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导致与前三个假说相反的效果，抵消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减排效应。综上，本文提出一个相悖的假说：H4：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会使企业具有扩产倾向，使排污水平上升。三、研究设计与数据(一)实证模型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构建数字化发展与重污染企业排污水平的基准模型(1)：Stand_lerijt=0+0Digitalit+1nConit+statej+yeart+industryit+it(1)其中，Stand_ler为标准化排污费，是排污费除以地区排污费征收强度，反映企业i在所处j省份第t年的污染水平，指标构造说明详见后文。Digital表示重污染企业i在第t年的数字化发展指数,Con为相关控制变量,state为省份固定效应,year为时间固定效应,industry为行业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实验均采用含稳健标准误的回归模型。为检验重污染企业数字化发展是否能通过降本增效路径影响其排污水平，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包含式(2)(3)的中介模型：Midijt=1+1Digitalit+2nConit+statej+yeart+industryit+it(2)Stand_lerijt=3+3Digitalit+Midijt+3nConit+statej+yeart+industryit+it(3)Mid为中介变量，本文中使用全要素生产率（lntfp）、单位管理成本的营收效率（rev_MS）作为降本增效路径的中介变量，其中lntfp衡量“增效”机制，rev_MS衡量数字化发展下的相对“降本”作用。为控制宏观因素以及行业因素的影响，回归均加入了省份、年份、行业固定效应。(二)样本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本文根据2010年环境部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作为重污染行业评定标准，含火电、钢铁、化工、制药等16类行业，并对照2012年版上市公司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从中挑选出21个符合重污染行业特征的行业代码，即：B字头06、07、08、09、10，C字头15、17、18、19、22、25、26、27、28、29、30、31、32、33，D字头44、45。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近年，为凸显数字化发展对重污染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