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_林钊.pdf

作者简介:林钊，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拓展性研究”(19ZDA019)。Jon Elster:Alexis De Toqueville:The First social Scientis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8 法托克维尔著，黄艳红译: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192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10 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林钊摘要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相遇是现代政治哲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他们表面的分歧相比，两位哲人内在的共识具有更深的历史意义。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民主的危机，即推动工业繁荣和个人平等的民主运动同时也在塑造一个内部蕴含撕裂和对抗的共同体。他们都从社会状况出发展开对民主政治的分析，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及其利己主义，其结果便是现代人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发生不可弥合的断裂，并催生了一个拒斥公共责任的平庸的中产阶级，这决定了民主国家无法摆脱其专制本性，也导致了革命与复辟的一再循环。他们都意识到，消除民主危机的出路在于扬弃市民社会而重建“社会”，这要求人们克服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以现实的手段开展自治和联合的尝试。马克思与托克维尔的思想关系绝不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简单的对立，相反，他们为现代民主的诊断开启了超越自由主义的视野。关键词马克思与托克维尔;革命;民主;个人主义;社会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072(2022)12 0049 10DOI:10 11778/j jnxb 20220625当代政治学者埃尔斯特曾描述过一个有趣的场景:“尽管没有证据，但很有可能，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在 1848 年 2 月的巴黎擦肩而过，当时托克维尔正处于革命的中心，而马克思正从布鲁塞尔经此短暂过境赶回德国。”埃尔斯特借此提醒人们，马克思与托克维尔一起出现在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政治形势烟波诡谲的 19 世纪中叶，乃是现代政治哲学史上最值得深思的事件之一。就算他们没有相遇于巴黎的街头，也必然相遇于思想的客观性之中。以剖析大洋彼岸的北美和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而闻名的托克维尔曾写信给朋友说:“我所思索的只能是当代的问题，说到底，只有我们时代的事情才能让公众和我自己感兴趣。”无独有偶，当青年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者开始他的批判生涯时，他告诉朋友卢格，他希望“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他的宗旨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无论他们口中的“当代”是被纳入“资产阶级社会”亦或“民94林钊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主社会”的阐释范式，都被这两位先知敏锐地觉察到表面繁荣之下的危机四伏。他们不是批判如贿选、资格审查、议会机制等操作层面上民主实践的失败，不是惋惜民主原则没有得到落实，而是从根本上指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本身是有缺陷的。他们都清楚看到，伴随着工业繁荣和个人平等进步的民主运动只能塑造一个内部蕴含撕裂和对抗的共同体。这种对民主的承认和警惕，让他们和古典自由主义保持根本性的分歧。两位在政治哲学谱系上往往截然相对的思想家却共同奉献了一份亟待挖掘的共识，那就是:只有探索新的政治科学以重建社会，才能克服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一、民主政治的社会分析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贵族与平民、神父与信众、领主与农奴、行会师父与学徒工人，一切身份的等级制度都消散了，一个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民主时代来临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随着精神的主奴辩证运动进入相互承认的平等阶段，历史开始了它的终结，法国大革命这场“世界历史性的”革命把人类带入“历史的最后阶段”，历史终结之大势不可阻挡，因为那“合理的”必然成为“现实的”。托克维尔认可这个浩荡的历史潮流，他深知平等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而且平等是民主时代的源发性事件，以至于所有社会状况都需要从这个根本因素来理解:“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个别事物则好像是由它产生的。”贵族制的消除意味着从前人们依附其上的秩序被瓦解，那种像牧人照看羊群一样的统治结构被推翻，对个人来说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其地位的“命运”再也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的中心。作为独立、无依赖的个体，每个人都相信上帝赋予了他与别人一样的尊严和施展自我的可能性，都相信他们有一个身份平等的前提，也完全可能实现一个平等的结果。正是对平等的推崇，才使民主作为“多数人的统治”具有了正当性。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如此强烈，俨然成为民主共和国最基本的德性，它构成了法律、制度、习俗、道德，甚至文学和审美的基础，它让事实层面存在的不平等变成非法，变成必须被改变的状况。作为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观察美国和法国的视角，就是以民主或平等为社会的基本状况，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解释法律制度、文化习俗等。在他的视野里，美国是成功的典范，法国则是失败的案例。托克维尔的社会分析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他为作为论美国的民主 读者的 25 岁的马克思预先展示了如何运用“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著名的方法论。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考察了美国的立法、行政、政党，下卷考察了美国的文化和民情，而在进行这些考察以前，托克维尔强调:“社会情况一旦确立，它就可以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得由研究它的社会情况开始。”托克维尔明白，社会情况是说明一切公共生活的根本因素。比如，在讨论美国的政府和宪法前，他指出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在本质上已经是民主的;在讨论法国政治状况时，他论证了 1789 年革命只是延续、强化而非扭转、破坏了革命前的社会状况。托克维尔熟读基佐，后者以“欧洲文明史”叙述了第三等级和贵族之间长达 500 年的漫长斗争，这让托克维尔明白，所有里程碑一般重大的政治变革乃是社会变革不断累积的结果。社会变革是缓慢的、隐蔽的，如同默默积聚水源的河流，而革命只是它在冲破阻碍时激起的巨大浪花。因此，托克维尔和同样醉心历史的马克思一样，都05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inan Journal(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2022 年 12 月No.122022总第 287 期Sum No.287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3 页。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 页。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52 页。几乎没有记述过独立战争、费城立宪会议、网球场宣言、攻占巴士底狱等令史学家们流连忘返的重大事件，也没有津津乐道于华盛顿、罗伯斯庇尔、路易十六、拿破仑这些伟大人物。在讨论美国联邦宪法时，托克维尔的一段话可作为其方法论的总结:“其实，能对社会的发展经常发生不可抗拒的影响的，倒是他(指立法者)无力改变的该国的地理位置，在他以前就已存在的该国的社会情况，他已无法探源的该国的民情和思想，他已不知其详的该国的起源。立法者像人在大海里航行。他可以驾驶他所乘的船，但改变不了船的结构，他既不能呼风，又不能使他脚下的大洋息怒。”马克思的观察视角与托克维尔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他也一再表明，法的关系、国家的形式、人们的意识形态等都是派生性的和被决定的，对政治的理解需要从社会考察入手。托克维尔所言的“天意”被马克思具体化为历史的必然性，决定政治必然进步的是生产力:“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马克思阐明，不可阻挡的生产力发展趋势要求人们更加广泛、密切、活跃地交往，这根本性地决定了劳动者必须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生产力发展是必然的，那么朝向民主和平等的历史进程也是必然的。就如同托克维尔坚信“民主岂能止步不前”一样，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这里的政治解放，简单地说，就是对个人平等权利的确认。政治解放的进步性，则充分表现在共产党宣言 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的阐述中。构成民主的那些要素，如对平等的政治权力的肯定、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等，刺激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尽管都从社会的视野来理解民主政治，但他们的不同则在于:托克维尔以社会心理学家的视角分析了市民社会成员追求民主的心理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及其意义，他把这种心理看作构成 19 世纪美国和法国社会的基础之一;马克思却把民主精神看作类似于宗教幻象的“精神鸦片”，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幻象而是产生这种心理幻象的现实机制。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清楚，对他们时代的欧洲大陆而言，民主只是精神，只存在于期待和想象之中。当 1848 年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假想的平等已经落败于事实的不平等，民主趋势与法国社会严重的阶级冲突现状形成了激烈矛盾。于是乎，作为七月王朝众议院议员的托克维尔与作为流亡革命者的马克思之间，有了一场针锋相对却所见略同的间接“对话”。当托克维尔在议会里愤慨陈词时，马克思正奋笔写作共产党宣言，托克维尔警告他那些麻木的议员听众:“请你们看一看我认为现在还很老实的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吧他们一再说我们的财富分配在目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所有制所依据的原则是不公正的吗?”马克思则写道:“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托克维尔忧心忡忡地说:“暴风雨已经出现在天际，正向你们滚滚而来。”马克思则写道:“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托克维尔所担忧的正是马克思所呼吁的。不论是呼吁革命还是力图避免革命，他们都清楚，革命不可避免。马克思对 1848 年革命的总结想必会得到托克维尔的认15林钊重建社会:马克思与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对话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84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27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2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 页。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918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8 页。法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926 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 页。可:“所谓的 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他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二、个人主义与现代民主危机1848 年革命的结局让保守派的托克维尔和激进派的马克思都没如愿:前者失望于革命的爆发，后者失望于革命的失败。而且，他们都清楚，导致革命的社会根源依然存在。“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六月革命失败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彻底失望，也是留给小拿破仑等新任反动派的诅咒。托克维尔有一个类似的论断:“我们的父辈已经看到了它(指 1848 年革命)的开始，而出于种种可能的情况，我们却看不到它的结束。”两人的预言在 20 年后的 1871 年都得到应验。让他们成为预言家的是他们共同的洞见:1848 年革命不是 1789 年大革命后这个民主社会的第一次危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危机早已由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和内在机制所决定了。民主的前提是平等的个人，平等的基础则是个人主义。民主运动的兴起，不仅意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