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国民经济的艰难调整_石仲泉.pdf

第 40 卷 第 1 期2023 年 1 月Vol.40，No.1Jan.，2023周恩来与国民经济的艰难调整石仲泉摘要 1960年至1962年经济社会发展困难的三年时间里，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埋头苦干、奋发图强，将三年特别困难时期变成了三年特别艰苦奋斗时期。周恩来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和政府总理，不仅体恤民情，与民同甘共苦、共克时艰；而且参与运筹帷幄，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性决策，使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境地中走了出来。关键词 周恩来；国民经济；调整作者简介 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既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时期，而是20世纪“大跃进”后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那时既有天灾又有人祸；既有内忧又有外患。但是，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批判“左”倾错误，坚决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埋头苦干、奋发图强，将三年特别困难时期变成了三年特别艰苦奋斗时期，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周恩来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和政府总理，不仅体恤民情，与民同甘共苦、共克时艰；而且参与运筹帷幄，制定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性决策，使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境地中走了出来。它凝聚着周恩来的巨大智慧和心血。一、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提出的历史缘由1960年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更长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老一辈革命家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Mao Zedong Thought Study72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三年大困难的主因，是我们党还没有深刻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固有规律的展现。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提出并在1961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坚决贯彻执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则可以说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后找出怎样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固有规律作出科学决策的体现。这里着重说明两个问题：1.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是怎样形成的从具体情势来说，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后，李富春在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工业生产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建议。征得邓小平等赞同后，1960年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进一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8月底9月初李富春以国家计委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周恩来赞同国家计委提出的方针，但作了修改。9月底，经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使之成为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周恩来为了让大家记住和贯彻落实，在是年12月国务会议上，对这八字方针的含义作了简明解释：“调整”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再生产，“巩固”是为了再前进，“充实”是为了更好配套，使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就更容易懂了。“执行这八字方针的任务是很紧张的，绝不是轻松的，问题是我们要主动的有秩序的有计划的紧张。”2.怎样认识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历史缘由这是一个有不少争议的问题。我以为，还是按照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历史决议”）的论述比较客观、全面、科学。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那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赞成这个“三因论”，简单地说，即不只是天灾、人祸，还有苏联撤人毁约逼债。这三方面原因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三年特别困难时期。首先，关于“人祸”。在一般人印象中，总以为这是刘少奇讲的。其实，最早讲“人祸”的是毛泽东。农村问题在1959年反右以后加重，“一九六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是年10月，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了，特别是看到河南信阳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材料，严重程度使他吃惊。12月底到次年1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准备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首先破除了对估计形势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思维定式，指出：不要一上来就肯定是“一个指头”，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把问题查清楚，有多少讲多少，不要有一个框框。接着，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1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79页。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4页。73说：“原来估计一九六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在这里，毛泽东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称作“人祸”。搜索他的著作，此前没发现他讲过。在中央常委里也没有人讲过。他可能是最早讲“人祸”的。刘少奇对“人祸”是讲得比较多的，也讲得很尖锐。他带头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在1961年4月回湖南老家作了44天调查。农民说，这几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说法对他影响很大。他回到北京后多次讲农村困难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最著名的，就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口头报告中讲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段话，讲得尽管很尖锐，但做了具体分析。第一，在全国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这里还是肯定成绩是七个指头，即是主要的。第二，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其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比如饿死人比较多的几个地方。他这样讲，把握了分寸，是有节制的。那种认为刘少奇讲全国是“倒三七开”、否定成绩是主要的观点，无疑是误读了这段话。周恩来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问题尽管感受深切，对出现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忧心如焚，但他对问题的认识却没有使用带有刺激性的语言。在目前已出版的周恩来著作和他的年谱传记中，都没有找到“人祸”用语。他对那时的失误是就事论事，没有作理论的提升概括。1960年夏天开始，全国范围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他在6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这是由于农业方面的瞎指挥、高指标和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和估产过高造成的。1958年北戴河会议公布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到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预计的粮食产量被夸大为8500亿斤。1959年，各地上报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后来落实的结果，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只有3300多亿斤，是上报数字的三分之一。高估产造成的假象，造成了高征购。1959年的征购数达到39.7%（正常年景一般只有20%多），远远超过农民的承受能力。所购的过头粮中有农民的口粮和种子。这样，到1960年就不能不发生粮食紧张，在农村便相当普遍地因营养不足而得浮肿病，有些地区闹饥荒就发生饿死人的惨剧。毛泽东、刘少奇正是将这种情况概括为“人祸”。周恩来在政治局小范围没有作这样的概括，在更大范围更不会讲这样尖锐的话了（即使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那样讲“人祸”时，他也没有跟着讲）。10月中旬，他在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机关17级以上党员干部作报告谈形势问题说：目前国内外形势虽好，但由于天灾、经验不够、外来因素、掌握政策不稳、干部作风不好、队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11页。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74伍不纯等原因，出现了困难。12月初，他在中共中央主办的报告会上说：我们的形势总的方面是好的，但确实存在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造成困难客观上是经验不足，主观方面是缺点、错误，其中有政策、作风等问题。随后，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做了错事，看来有一半是由于经验不足。1961年8月，他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也说：去年、前年的灾荒，许多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造成的。周恩来这样讲，符不符合实际呢？在广大老百姓看来，这是实际情况，是大实话，也可视为“下里巴人”之语。但对于爱作理论分析的“阳春白雪”们来说，似觉得这样讲，不够分量、不深刻。这就是见仁见智了。笔者认为，周恩来所以这样就事论事，讲得比较平和，第一，这与他的温润性格和崇尚中和的价值观念有关，他没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霸气。第二，1956年他主张反冒进的正确决策，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严重指责。这对他不能不有影响，何况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反右倾的后遗症还有很大心理压力。他讲话本来就很谨慎，“反反冒进”以后就更加谨慎，担心讲过头话。这是逻辑常理。尽管如此，在需要明确表态时，他还是坚持原则和实事求是，坚守责任担当，不回避问题。比如，1960年10月中旬，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工业生产形势说：“现在生产任务紧，下边不可能没有右倾思想的人，应当反。但是，要把右倾的人和提困难想办法的人分别开来，千万不要听到有人讲困难，就打回去。有的人既看到困难，又主动想办法，这不是右倾，反而是我党应当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讲这样的话，不能说没有风险。但从对党的事业言，他又不能不讲。他作这样的区别是必要的，那时还在开展反右倾运动，“左”的思想还很通行。他这样讲，可以保护一大批干部。就具体问题讲具体问题，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党性！其次，关于“天灾”。那三年确实有天灾。有人将那三年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老百姓来说，讲惯了，不必责怪。对著书立说者言，这样讲，不准确、不规范。因为它不是造成经济社会特别困难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人祸”，即1981年“历史决议”讲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是主因；那么“天灾”则是第二位的，起了雪上加霜作用。那几年天灾的情况是这样：1959年4月，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15省出现春荒；河北、山东等5省出现严重缺粮情况。周恩来收到上述两件灾情报告后，立即送毛泽东等传阅。毛泽东建议，3日内用飞机将灾情文件送到上述15省第一书记手中，并拟了以期高度重视的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周恩来还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信道：“这两个文件中反映的情况，有些地方一定已经处理，或者正在处理；可能有些地方的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因而还未处理；也可能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反映的情况不尽符合。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暂时（两个月）缺粮的紧急危机。”1960年秋后的灾情更为严重，全国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