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_孟科学.pdf

第2 5卷 第1期2 0 2 3年2月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o u r n a l o fS h a n d o n gU n i v e r s i t yo fS c i e n c ea n dT e c h n o l o g y(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2 5 N o.1F e b.2 0 2 3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孟科学,涂飞宇(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 6 6 5 9 0)摘 要:以沪深A股市场上实施产融结合的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深入探讨了公司高管学缘、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产融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换言之,当高管学缘多样性水平尚未达到临界值时,高管学缘多样性有益于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超过该临界值则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学缘多样性通过企业代理成本对非效率投资水平产生影响。未来,企业应进一步完善高级管理者选聘机制,注意治理主体之间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方面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不断完善公司高管团队的继续教育和团队培训机制,注重培育和健康使用高管间的社会关系。关键词:高管学缘关系;非效率投资;代理成本中图分类号:F 8 3 2;F 2 7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8-7 6 9 9(2 0 2 3)0 1-0 0 8 4-1 1收稿日期:2 0 2 2-0 3-1 4作者简介:孟科学(1 9 7 5),男,陕西富平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一、引言尽管投资效率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大量研究表明我国企业依然广泛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1,2。由于资金束紧带来的投资不足会使企业错失好的投资项目,许多企业开始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交叉融合,产融结合也因此成为很多公司的战略选择3。产融结合的信息效应和决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约束,解决了投资不足的难题,但也催生了投资过度现象的产生。目前,产融结合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融结合的动因41 0 0与经济后果54 5,6-8两方面,对与产融结合相关的非效率投资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非效率投资现象也与企业高层管理者(以下简称“高管”)决策密切相关。拥有相当投资决策权的企业高管,不仅其年龄、性别、学历、性格、品格等个人特征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作用,94 0在重视人情关系的文化氛围中,高管的社会关系也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力量,很多学者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入手研究高管社会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1 0,1 1,1 21 1 6但这些研究更加关注不同公司高管之间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针对企业内部高管团队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探索尚不充分。事实上,目前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高管人员都接受过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甚至有在教育科研部门工作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高管人员与同学、校友、师生以及高校同事等构建成的各种人际关系即为学缘关系1 36 2。因此,学缘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数量多样性特征,能反映高管成员的高校背景在数量上的多样性程度。学缘关系的存在以“母校情节”为基础,相同的文化烙印增加了校友间的信任感和认同感,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信息交换。多样性的学缘关系既能增强校友间的沟通与交流,又有利于防止高管团队成员过于依赖校友圈而催生的投融资合谋行为。实际上,探讨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企业决策与非效率投资间关系的文献还很少,高管学缘关系影响企业投资效率传导机制的研究也较为缺乏。本文以产融结合型上市公司为样本,整理高管个人教育背景和高校工作经历,构建产融结合型企业内部高管的学缘关系多样性指标,依托委托代理理论讨论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DOI:10.16452/ki.sdkjsk.2023.01.011孟科学,涂飞宇 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来自产融结合型企业的证据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委托代理成本在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U型”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探讨高管学缘关系及多样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与传导机制,丰富了非正式制度视域下高管私人经历与公司投融资效率间关系的研究。第二,着力分析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学缘关系及其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拓宽了公司投融资决策机制的研究。第三,通过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产融结合程度以及高管持股比例下,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公司内部投融资制度优化提供了微观证据。二、文献分析与假设提出为扩大经营规模和提升经营效率,企业对金融资本与实体资本相互渗透融合的客观需求,推动了产融结合现象的产生,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相互进入对方活动领域,形成了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实体产业两种基本的产融结合模式。两种模式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资本融合,在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以股权关系为纽带的内在结合或融合,41 0 3导致产融结合型企业不断出现。受金融制度约束,我国的产融结合主要采取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行业的模式。凭借与金融机构之间更密切的往来和更深入的信息与资金沟通,产融结合型企业发展的资金束紧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资金便利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资金使用效率的改善。实际上,产融结合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学者们也未得出统一的观点。其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投资效率的认识,其次是产融结合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对于企业投资效率问题,根据古典经济学的投入产出理论,企业的投资与产出相等时投资效率就达到最高点;这意味着,一旦企业运营过程存在纯粹损耗,非帕累托最优的投资即为非效率投资。也有学者认为,非效率投资的概念强调的是投资单位收益小于单位成本而继续追加投资的状态,相较于古典投入产出理论,这种观点更倾向于投资实务,但却面临着企业投资边际收益不易观测的困境。根据R i c h a r d s o n的观点,可以用与投资关系密切的经济变量预测企业最佳投资规模并以其作为比较基准,将非效率投资的概念界定为企业实际投资规模与最佳投资规模的偏离,1 4非效率投资也就可以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个角度进行刻画,这类思路和方法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54 4,1 5而且,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低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信息不对称是企业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的重要根源,委托代理冲突进一步恶化了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状况。考虑到产融结合可能带来的更复杂的委托代理问题,部分学者认为产融结合对投资效率有积极影响,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的密切关联关系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加强监督,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1 6如国内学者王立国从融资约束、企业家信心和风险承担能力角度分析了产融结合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证实了中国民营企业借助产融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1 7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在降低企业投资不足的同时,加剧了企业的投资过度,总体上来看,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恶化。一些以持股金融机构的实体企业为对象的实证研究发现,产融结合的实施弱化了债务融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1 8非效率投资现象也与企业高管决策密切相关。企业高管的个人特征及其社会关系都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力量。张兆国等众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高管人员的年龄、性别、学历、性格等个人特征确实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94 0俞俊利等学者也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入手研究高管社会关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1 21 1 7。但是,作为高管重要社会关系的高管学缘关系,直接就其展开研究的文献却比较少。实际上,叠加投资效率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凸显出依托非正式制度展开高管学缘关系影响企业投资研究的重要价值。一方面,高管人员在丰富的受教育经历中,与同学、校友、师生以及高校同事等构建起学缘关系,各个院校或研究机构独特的历史文化,赋予其求学者和工作者相似的文化修养和价值观。这种身份、气质和思想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有学缘关系的高管之间更具亲切感,有助于加强彼此的认同、信任和对企58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2 3年第1期业的归属感,1 9促使高管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能够兼顾个人和集体的利益。而且,受到教与学相同氛围的影响,来自同一院校或研究机构的高管更容易形成类似的专业知识应用与思维的方式,这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质量和决策效率,进而对投资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再者,各个学校在各地形成的“校友圈”也存在“小圈子”效应。校友圈既为圈内成员提供资源,也监督圈内成员声誉,个体一旦传出违约的坏名声,就可能面临关系网崩塌。因此,受到声誉传播机制约束,有学缘关系的高管也更倾向于理性进行投资决策。事实上,高管团队内部学缘关系过于单一的负面影响也是显然的。过于单一的学缘关系意味着规模过大的“学缘圈子”,这个圈子卷入的高管人数越多就越有可能固化为封闭的小团体,2 0团队决策时也就越缺少有价值的辩论,导致投资决策思想僵化和行为固化。而且,企业内关系网络过强也会削弱内部监督力量,群体内成员相互包庇甚至形成“内部人”控制局面。另一方面,高管学缘关系的多样性通常蕴含着信息多样性,具有更广泛来源的信息与经验的杂糅融汇可以提高团队成员的认知和思辨能力,决策时更容易出现思想交流与碰撞,有助于高管团队做出更高质量的投融资决策。但是,高管团队学缘关系过于多样也会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不利影响。根据“内群体偏好”理论,个体会通过分类将自己归属于某个群体,并将更多的资源和更积极的评价给予群体内成员;2 1学缘关系多样性程度过高很可能形成对团队目标认同的阻碍,进而分化团队成员甚至形成多个利益群体,各利益群体之间产生分歧和摩擦,会阻碍团队合作甚至引发冲突,不利于高管成员就投资项目的选择做出一致意见,催生非效率投资行为。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假设1:产融结合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存在“U”型关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管理者在做出决策时会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代理成本。委托代理冲突是引起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代理成本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管理者与所有者利益目标不一致时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试图通过支配更大规模的资源来谋取私利;信息不对称和资金约束又会使企业错失投资良机,造成投资不足。产融结合可能使得企业代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仅从学缘引起的企业高管团队内部关系协调来看,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较低时,高管们在少数院校具有更多交集,个人求学经历、受教育氛围和校园文化的相似性提升了高管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和对彼此的认同感,促使高管在决策中能够兼顾利己和利他因素,最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再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学缘关系是高管团队内部有利于增强团队稳定性的一种非正式制度,有利于推动代理方与委托方维持利益均衡的状态,2 2这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当然,过低的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也会削弱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导致代理冲突恶化;类似地,较高的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也可能导致高管团队内部形成多个利益群体,多群体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也会导致代理成本增加。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和假设3。假设2:产融结合型企业内部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与企业代理成本之间存在“U”型关系。假设3:委托代理成本在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三、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数据均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 S MA R)以及上市公司2 0 0 82 0 2 1年间的年度报告整理加工,用以分析产融结合型企业高管学缘关系多样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中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基础,剔除未持股金融机构的公司和持股上市金融机构的公司,剔除S T和*S T上市公司,剔除高管个人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公司,最终取得1 1 7家样本企业的数据。在实证部分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 9%上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二)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