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勘新时期“史料”的生成与...《新文学史料》编纂实践为例_吴艳.pdf

重勘新时期“史料”的生成与观念机制以新文学史料编纂实践为例吴 艳当代文学六十年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掀起了一股史料研究的热潮，并取得诸多扎实、丰硕的成果，推进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建设。而文学界上一次大规模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则要追溯到历史转轨的“新时期”，这其中，新文学史料 这份刊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新文学史料 为例，通过对其编纂实践的分析，重勘新时期“史料”的历史生成与观念机制，希望达致以“内在化和相对化的复眼”(1)开展出对“新时期”起源阶段的深层历史理解。为了方便讨论问题，先对 新文学史料这份刊物创办的初衷、设想、“编辑哲学”做简要介绍。1978年12月，新文学史料 创刊。据牛汉回忆，新文学史料 最终命名为“史料”，而非“资料”，与萧乾的提议有关，“最初想把杂志叫 新文学资料，萧乾认为资料 仅供参考，提出改为 史料，说这样有权威性。”牛汉对此表示认同，“改得好，刊物的性质都变了”。(2)由“资料”到“史料”，一字之差，却也对刊物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新文学史料 在其创刊号的“致读者”中明确了刊物自身所需要和理解的“史料”。这个丛刊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也刊登这个时期有关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流派、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还选登一些过去发表过的比较重要但现在不易看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以及当前文学史工作的动态、报道和对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意见等。为了更好地了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怎样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本丛刊也将适当刊登一些有关的反面材料。本丛刊以19191949年这个时期为主，在此前后，即近代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为了衔接，也适当发表一些有关的资料。(3)从这段说明看，新文学史料 对于“史料”所涉及的体裁、范围、类型等均有相应明晰的界定，而且对内容的要求所涉甚广，可谓相当开阔、包容，为“新时期”老作家们重新“亮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与此同时，这一界定也有历史转轨之际的策略性考量和表述。譬如“本丛刊也将适当刊登一些有关的反面材料”。鉴于“新时期”乍暖还寒的特殊时代氛围，一方面，提前声明，强调是为了反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如何在斗争中发展起来，才适当刊登相关反面材料。目的的正当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获得相应的豁免权。另一方面，“反面材料”同样并非不言自明，而且“反面材料”这一表述毋宁说更多是一种姿态性的表达，主要是为刊物自身对于“史料”的刊发争取了更大的话语权和腾挪空间。很大程度上，这一表述也是得益于当代文学与政治、与当代史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经验。需要追问的是，历史转轨之际，一切都处于形塑和展开中。新文学史料 编辑组成员因何、如何拓展出对于“史料”的理解？当编辑组成员纷纷登门拜访老作家或通过写信进行组稿时，老作家们所提供的“史料”书写与编辑组成员对于“史料”的理解之间是否存在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一、楼适夷与黄源关于“史料”问题的通信1973 年 9 月 21 日，楼适夷由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新四连返京，名义是离职休养。此后虽身在北京，却一直没人管。(4)1974 年 12 月 20 日，楼适夷的档案关系调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参加完两周集体学习后，他正式办理退休。(5)1978 年 2 月 12 日，楼适夷顺应当时的平反热潮给胡耀邦写信申请平反。4 月20 日，正式获得平反。在平反的第二天，楼适夷致信黄源：“昨天出版局党委领导正式宣布：撤销七二年干校对我历史问题的错误结论，恢复五七年文化部审干结论。从今天起恢复组织生活，暂以顾问名义参加社务，待进一步安排工作。”(6)随后，鉴于人文社内部正处于人员变动、调整之际，相应工作缺乏切实的领导推进，严文井和韦君宜建议他负责主管人文社现代文学室的“五四文学”部分。楼适夷以顾问的名义和牛汉一起参013与了 新文学史料 的筹备和之后的编辑、组稿事宜。鉴于牛汉此时尚未平反，楼适夷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主编的职务和功能。楼适夷与黄源是多年好友，两人私交甚笃。自1973 年起就一直密集通信。彼时两人一人在干校，一人在杭州，通过信件互通有无，所涉话题颇多。在 史料 筹备、出版、发行的过程中，两位老友也曾就相关问题多有交流。其中之一就涉及“史料”的价值问题。1978 年 10 月 12 日，黄源致信楼适夷：“史料丛刊第一期，已看到（黄源此时看到的是 新文学史料 第一辑目录，引者注）。我有点感觉，怕史料（本来就叫史料）多而史论意味少，即史料本身价值如何。这是我作为你的老友，心想你注意的。”(7)随后，楼适夷在 10 月 20 日回信，“史料丛刊，我的本意是重材料而不重议论，不追求史论意义。但史料价值是主要问题，尽量争取第一手材料，而确实于文学及时代有意义的。第二点比较困难，好多人喜欢自我标榜，有些材料有没有历史价值是很可疑的。黄沫同志思想倒是很开放的，就是选材太无标准，几乎什么稿子他都要，这里我就和他常闹矛盾，我的方法是原则尽量不退让，有意见尽量提出，大的问题让文井、君宜去决定，我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 顾问。”(8)从以上两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楼、黄二人都对“史料”的价值问题提出了担忧。如果说黄源是以多年老友的身份善意提醒，那么楼适夷所言“好多人喜欢自我标榜，有些材料有没有历史价值是很可疑的”，当是基于对彼时文艺界多位人士的了解和收到稿件后的阅读体验。“新时期”正在展开，历史转轨之际，每一位作家都面临着如何重塑自我形象的问题，尤其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老作家们来说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回忆录、自传、口述等因着当事人身份的加持会影响，甚至规定之后学术研究工作的展开。而基于对这一点的考量也会让他们在重塑自我形象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产生自我标榜、自我辩护、自我开脱等各种微妙心理和潜意识，甚至思想无意识。加之文艺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各种矛盾纠葛，平反的先后顺序、平反后的职位安排、待遇恢复等，都会在不同层面影响到他们的回忆、讲述、写作。凡此种种，无疑都为史料的辨析工作和史料的价值问题增加了难度，也成为 新文学史料 上论争文章产生的原因之一。此外，基于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知识分子在 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反复遭遇各种批判，内心多有“伤痕”，很多亲历者不愿正面、直接、详尽地回叙历史，甚或直接放弃回忆。从而导致相关史料的空白和局限。(9)这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回到讨论。楼适夷此时对于史料价值的判定基于两个条件：一、尽量争取第一手材料。鉴于文艺界多位老作家都已经进入人生暮年，抢救史料无疑成为当时亟待展开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是刊物创办的主要用意。二、于文学及时代有意义。从这两点看，显然楼适夷认为史料并非只是简单地拾遗补阙，而是有自身独立的品格和价值，这其中尤以“于文学及时代有意义”为重。以这两条作为标准，自然并非所有文章都能达标。1979 年 1 月 5 日，楼适夷致信黄源：“最近我不大去过问 史料丛刊 了，第二辑稿已看完。也有好文章，不过有些地方芜杂了，我是主张严些的。”黄源 1 月 8 日复信：“你对 史料丛刊 的见解，是对的。芜杂了，降低质量，不能把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都扯上去。有些被压很久的人，让他有机会露露面也是需要的。”(10)从两人的通信看，楼适夷较为严谨，对“史料”有基于自身编辑经验的判断。黄源则相对宽厚包容。一方面承认不能过于芜杂，降低刊物的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时期”刚刚开始，大量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老作家都需要借助 新文学史料 这一个舞台重新“亮相”。黄源这一颇富“人情味”的说法意味着“非常年代”紧张、畸形的人际关系状况的结束，同时，也昭示了“日常生活”的再次归来。换言之，在经历了历史的重创之后，所有人都亟须被安抚。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当然是能够重新回到文艺创作的队伍中来。就此而言，能够重新发表作品无疑是一项重要表征。然而两人的讨论尚无结果，糟心的事情又来了。1979 年 2 月 16 日，楼适夷致信黄源，“我无山头，又不会爬，看来已到退伍免冠的时候了，我决不计较，只自己尽力做些能做的工作。我与 史料丛刊 编者关系也搞坏了，第三期已不再顾问。虽然这工作对我合适，但我受不了窝囊气，也看出有点根源，就乐得逍遥了。(11)楼适夷信中的隐微之词笔者至今尚未能全面考证。可以补充的是，楼适夷试图出版冯雪峰的书受阻，(12)以及前文提到的他认为黄沫收稿过于芜杂当是主要原因。新文学史料 1979 年第二辑编发了茅盾和冯雪峰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文章。冯雪峰的文章“文革”期间黄源楼适夷0142022.12就已经在小范围传播，茅盾这一时期闭门谢客，并不知情。这时意外看到冯文后，大呼“被欺骗”，写下 需要澄清一些事实 一文，引发各方争议。新文学史料 编辑组也因此处于旋涡之中。楼适夷在 1979 年 5 月 14 日给黄源的信中写道：“新文学史料丛刊 出了不少问题，社里开了党委会讨论，决定还是要我管，我有点糟了。”5 月 30 日又去信，“史料丛刊 已捅了一些娄子，为茅公文及雪的材料发表，反应强烈，正反二方面都来稿。出版社搞得很为难，因此又要我管，我的方略，是一切请示中央，文井和出版局已接纳意见。陈学昭同志现在痊愈了吗？她的回忆录，在第四期刊完后，续稿方面，可否重加考虑，能够简洁一些，因大家感觉私生活写得太多太细，好像脱离了文史资料的性质。萧军的 注释录 也要求他压缩了，此事尚未向学昭同志提出，你可否顺便时问问她的意见？(13)黄源6月1日回复：“茅公文和雪的材料，文学评论 不发表，决定由内部刊物 史料丛刊 发表，其实名为内部刊物，发行在十万以上，等于公开，反应必大。今后遇到此类事，兄的主意，请示中央，是唯一的办法。追悼会悼词也只能请中央裁决。学昭同志车祸(14)后，虽无大伤，但也伤了元气（淡秋同志也如此，最近去看他，甚虚弱），只能在房内走动走动。她在第四期 史料丛刊 中的文章，我也有同样的意见。去年我帮她看些未发表稿件，倒是坦率地告诉她意见，现在从旁委婉地向她一说。你们用编辑名义，作为群众反映，向她提出如何？我们对她，当然支持，但有善意意见，也不能不说，否则也不够朋友了。”(15)茅盾文引发争议，楼适夷迫于各方压力一时无法裁决，只能选择向中央请示。这是当时情势下最稳妥的办法。而关于陈学昭的讨论则涉及史料的价值问题。陈学昭此前通过黄源向 史料 寄稿。1978 年 9 月 25 日，黄源致信楼适夷，“学昭同志寄给你的，投稿 丛刊 的文章，你仔细给她看看，有意见告诉她，不要客气。我对她说过，她也托我。她也是老作家了，我们要照顾她。”(16)此后，新文学史料 从 1979 年第 2 辑起刊登陈学昭系列回忆录，共刊发回忆录五篇。(17)陈学昭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她年少时的成长经历、在法国的生活以及两次去延安的前前后后。在楼、黄二人所说的第四期中，陈学昭以24 页的篇幅详陈她经苏联赴法国的过程，以及她与两位男士的感情纠葛、婚姻状况等。虽然其中也夹杂了文学创作的部分，但因大量涉及个人感情经历的描写，一定程度上招致了他人的不满。楼适夷提出“大家”认为陈学昭的回忆录侧重于私生活，脱离了文史资料的性质。此处并未直言“大家”是谁，但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历史转轨之际相对普遍的共识：过于私人的感情生活经历并不具备相应的“史料”价值，参照标准是是否对文学和时代有意义。在此期间，黄沫曾经想在 1979 年后将刊物改为双月刊，楼适夷则主张以质量为主，作不定期比较妥当。(18)黄源在 1978 年 9 月 27 日复信，“你们那里多出回忆录，我完全赞成。史料丛刊 刊鲁迅专栏，很好。但不要用固定 每期 字眼，免于被动，要有质量。当然，属于史料性质，一点一滴，都是好的。”(19)显而易见，两人关于刊物“不定期”的考量主要是从史料价值出发，担忧改为双月刊后未必都能有契合 史料 创刊号“致读者”中所需求的“史料”文章。此后，史料 一直以季刊的形式发行，延续至今。楼适夷作为 史料 顾问，对于刊物所选文章提出质疑自是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既然刊物强调“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