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因果作用_高可翔.pdf

心理学报 2023,Vol.56,No.2,210-223 2023中国心理学会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0210 收稿日期:2022-05-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3271102;31970980;31920103009)、广东省“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2018B030335001)、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ZD153)、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2023SHIBS0003)支持。通信作者:张丹丹,E-mail: 210 腹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因果作用*高可翔1,2 张岳瑶2 李思瑾2 袁加锦1 李 红1 张丹丹1,2,3(1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成都 610066)(2深圳大学心理学院/磁共振成像中心,深圳 518060)(3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深圳 518055)摘 要 情绪调节对维持个体心理健康、适应社会生活十分重要,然而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外显情绪调节,目前我们对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为揭示内隐情绪调节的核心脑区,本研究使用句子整理任务启动内隐认知重评,并采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激活内侧前额叶特别是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考察该脑区在内隐情绪调节中的因果作用。结果表明,vmPFC被激活的被试组(实验组,n=40)在内隐认知重评启动条件下比 tDCS 伪刺激组(对照组,n=40),在观看负性图片时报告了更少的负性情绪,同时负性图片诱发的晚正成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波幅更低(LPP 是情绪体验强度的客观指标)。同时,实验组比对照组在观看负性图片时表现出更低的枕区 P1 波幅(P1 为早期视觉注意程度的客观指标)。以上结果说明,激活以 vmPFC 为代表的内侧前额叶不但能增强内隐情绪调节的效果,还能减少被试对负性刺激的早期注意分配。本研究是采用 tDCS 技术考察启动引起的内隐情绪调节的首次尝试,研究结果不但表明了以vmPFC 为代表的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关键作用,还为临床应用研究指出了增强内隐情绪调节能力的神经调控潜在靶点。关键词 腹内侧前额叶,内隐情绪调节,经颅直流电刺激,启动,认知重评 分类号 B845;R395 1 引言 情绪调节对个体维持心理健康、适应社会生活十分重要(Gross&John,2003)。广义的情绪调节是指在情绪发生过程中通过改变认知、行为和环境等来影响情绪的产生、体验和表达(Gross,1998)。情绪调节可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各种策略达成(Braunstein et al.,2017)。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外显(有意识的、主动的)情绪调节,而近来一些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过程也可以是内隐(无意识)的,且极少或不需要消耗以外侧前额叶(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为代表的认知控制资源(Gyurak et al.,2011;Koole et al.,2015;Koole&Rothermund,2011)。内隐情绪调节能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体验及相关生理反应(李红,袁加锦,2018;Mauss et al.,2007;Wang&Li,2017;Williams et al.,2009;Yang et al.,2015;Yuan,Ding,et al.,2015;Yuan,et al.,2019;Zhang et al.,2020)。然而与外显情绪调节不同,目前我们对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及脑机制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情绪加工神经模型(Etkin et al.,2015;Phillips et al.,2008;Rive et al.,2013)指出,外显情绪调节需要调用负责认知控制的外侧前额叶皮层,包括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和腹外侧前额叶(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而内隐情绪调节则节省认知控制资源,它主要依赖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工作。不少研究者认为,腹内侧前额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可能是内隐情绪调节的关键脑区。vmPFC在情绪加工和调节过程中不仅通过与杏仁核、颞叶、腹侧纹状第2期 高可翔 等:腹内侧前额叶在内隐认知重评中的因果作用 211 体的功能连接,提取情绪相关的先验信息,对情绪内容进行评估并更新刺激的情感价值,同时还负责整合腹侧系统和背侧系统的信息,调控杏仁核的活动 从 而改 变情 绪 刺激 诱发 的 神经 和行 为 反应(Delgado et al.,2016;Diekhof et al.,2011;Hiser&Koenigs,2018;Motzkin et al.,2015;Roy et al.,2012)。目前共有两项脑调控脑观测的证据支持vmPFC在内隐情绪调节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两项研 究 同 时 采用 了 功 能 核磁 共 振 成 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技术。其中一项研究发现,采用tDCS激活内侧前额叶(包括vmPFC和亚属前扣带皮层)之后,实验组被试在观看负性视频片段时报告的负性情绪强度显著低于tDCS伪刺激组报告的评分(Abend et al.,2019)。另一项发现,采用tDCS激活vmPFC条件相比于伪刺激条件,被试在最后通牒游戏中被诱发愤怒情绪时,vmPFC激活增加,而愤怒情绪体验脑区ACC和前脑岛的激活减弱,且被试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增加,自我报告的愤怒程度降低,随后的攻击行为降低,此结果提示vmPFC在减少愤怒体验和愤怒表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Gilam et al.,2018)。需要注意的是,这两项研究仅考察了激活vmPFC所带来的情绪改善,没有对情绪调节进行实验性操纵,因此难以保证被试情绪的改善是由内隐情绪调节带来的。针对此问题,本研究将内隐情绪调节作为核心自变量进行操纵,建立内隐情绪调节和情绪改善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tDCS激活vmPFC,观察被试内隐情绪调节效果的改变,为揭示内隐情绪调节的核心脑区提供因果性证据。最常用的内隐情绪调节诱发方式是通过启动(priming)建立情绪调节目标,使个体对该情绪调节目标进行自动化追求(automatic goal pursuit)(Custers&Aarts,2010)。例如,Yang等人(2015)使用含有情绪调节语义的目标词来启动“调节情绪反应”这一目标,被试每次从两个备选词中选择一个与目标词的语义相匹配的选项,从而通过语义加工过程为被试“植入”情绪调节目标。该内隐情绪调节的启动方式称为“词语匹配任务”。又如,Yuan等人(2019)要求被试从打乱顺序的五个词中挑选四个词组成一个语法通顺的句子,而句子中每次都含有一个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词(例如“接受”、“顺其自然”),这样被试也可以通过语义加工被植入某种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接受策略”,acceptance)。该内隐情绪调节的启动方式称为“句子整理任务”。已有研究发现,以启动方式诱发的内隐情绪调节,不但能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且对外侧前额叶的认知资源消耗较少(Mauss et al.,2007;Williams et al.,2009;Wyczesany et al.,2021)。例如,Zhang等人(2020)发现,内隐情绪调节可降低杏仁核和脑岛等情绪体验脑区的激活,同时不会引起额顶控制脑网络的明显激活。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证据也显示,使用内隐情绪调节下调负性情绪时,反映负性情绪强度的顶区LPP波幅减小,且不会诱发额区P3波幅的明显增强,后者被认为是认知控制卷入的指标(Yuan,Long,et al.,2015;Yuan,2019)。与外显情绪调节相比,内隐情绪调节在某些情境下或在某些人群中具有较明显的优势。例如Williams等人(2009)发现,在高压力损害认知资源的情境下,极少消耗认知资源的内隐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是比外显认知重评更适合的调节方式。更重要的是,对认知控制资源严重受损的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患者而言,虽然他们外显情绪调节策略(例如认知重评)的使用效率和使用频率均低于健康个体(Campbell-Sills et al.,2006;Garnefski et al.,2007;Garnefski&Kraaij,2006;Gross&John,2003),但患者的内隐情绪调节功能没有明显受损。例如,研究者发现抑郁被试在内隐启动的分心(distraction)策略下能有效降低在挫折任务中的消极情绪,但让被试执行外显分心策略时却不能达到此情绪调节效果(李红,袁加锦,2018)。由于内隐情绪调节具有上述优点,阐明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本研究针对内隐情绪调节的潜在核心脑区vmPFC,将tDCS组别作为被试间变量,比较tDCS激活组和伪刺激组之间内隐情绪调节效果的差异。情绪调节可以通过多种策略实现,其中认知重评策略最具环境适应性,该策略强调认知的改变,即通过重新解释情绪刺激的内容(例如,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调节情绪反应(Gross&John,2003;Ochsner et al.,2012;Suri et al.,2015)。本研究使用含有认知重评相关词的句子整理任务,启动认知重评目标,诱发被试对负性情绪认知重评的自动化追求(Williams et al.,2009;Yuan,Ding,et al.,2015)。实验中,采用图片浏览任务诱发被试的负性情绪,并记录脑电数据。行为层面,我们采集被试观看每张图片后的情绪自我报告评分以及任务结束半小时后的图片效价评分,用以考察内隐情绪调212 心 理 学 报 第56卷 节及阳极激活vmPFC的即时效果和短时间内的持续效应(Mauss&Robinson,2009)。电生理层面,本研 究 采 用ERP的 顶 区 晚 正 成 分(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作为情绪反应的客观指标。LPP通常在情绪刺激呈现500 ms后出现,在顶区达到最大值(Foti&Hajcak,2008;Hajcak&Nieuwenhuis,2006)。该成分反映了刺激的情绪强度(Hajcak et al.,2010;Liu et al.,2012),在情绪调节相关研究中被用于反映情绪调节的效果(Schnfelder et al.,2013)。例如,以往研究表明,下调负性情绪伴随着LPP波幅的降低(He et al.,2020;Yuan,Long,et al.,2015),且LPP波幅和主观负性情绪评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Li et al.,2022;Zhao et al.,2021)。基于已有发现,本研究假设：vmPFC是内隐情绪调节的核心脑区,内隐认知重评可有效下调负性情绪体验。在观测指标上,被试在内隐认知重评启动条件比基线条件的情绪评分更加正性、顶区LPP波幅明显下降;相比于伪刺激组,采用tDCS激活vmPFC可提高内隐认知重评的调节效果。本研究不但能深化我们对内隐情绪调节脑机制的理解,还可为采用tDCS提高内隐情绪调节能力、改善抑郁症等人群的情绪调节障碍提供临床指导。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招募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共80名。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无神经系统疾病及脑损伤史,参与实验时身体健康,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