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_席楠.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席 楠（南京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摘 要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从翻译理论出发，对于归化和异化翻译路线是否非此即彼存在争议。以胡适的白话诗翻译为例，从翻译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发现胡适的白话诗翻译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以推动文学改良为目标，其翻译均不是归化的，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同时，它们也不是异化的，同样偏离了原语诗歌。在方法层面，其白话译诗以“白话”为中心；在策略层面，其以“诗体的解放”为中心；在伦理层面，胡适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文言一致”为中心。最终，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实现了对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原诗的双重偏离。关键词 胡适 白话诗翻译 归化 异化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世纪初中美新诗运动在诗学理念上的差异与启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美国反文化运动时期小说中的暴力书写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席楠，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后，研究方向：诗歌翻译、英美文学。，“”，：，：，.，：，：，.翻译学界长期以来都对“归化”与“异化”问题存在争议。“归化”和“异化”是由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在 世纪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路线，“归化”指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读者，让作者走向读者，“异化”指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走向作者。施莱尔马赫强调“归化”与“异化”截然不同，差异明显，译者只能尽可能不懈地遵循其中之一，任何对二者的混用都将产生相当不良的结果，甚至会使作者与读者根本不能相遇。受到施莱尔马赫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 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中指出他更提倡“异化”，认为尽管“异化”翻译因偏离本土语言规范在国内不受欢迎，但却是对英语国家霸权的策略性文化干预，并能形成对种族中心主义、帝国主义等的抵抗。此后，“归化”“异化”概念在国内学界受到重视并一度引起国内学者对二者孰优孰劣展开探讨，如孙致礼在 年发表论文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推崇异化翻译，相反，蔡平在 年发表的论文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中提倡归化翻译。然而，随着韦努蒂后期对自己观点的更正与国内翻译学界理论水平的提高，近来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归化”与“异化”并非如施莱尔马赫所说是二元对立的，相反，二者有部分重合、交叠之处，如冯全功在 年发表的论文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中指出，从方法、策略、伦理三个层面来看，“归化”和“异化”并不能被截然分开，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辩证关系，存在着既非完全归化也非完全异化的翻译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以翻译理论为出发点，认为在翻译实践的不同层面可能存在对这两种翻译路线的混用，并且有人提出在涉及语言处理的微观之处宜采用归化，而在宏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宜采用异化。本文以对翻译作品的分析为出发点，以胡适的白话译诗为例，指出在现代汉语初创时期，胡适出于推行文字、文学、文化改良的目的，在方法、策略与伦理三个层面上，其白话诗翻译均是既非归化也非异化的，其白话译诗不仅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和文化，也偏离了西方原语诗歌。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值从文言文到现代汉语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转折点，胡适在翻译时面临的语言和文化状况都非常特殊，在翻译过程中，他不仅需要同时与外语、文言、白话DOI:10.13916/ki.issn1671-511x.2023.01.006三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协商，还要面对新诗与旧体诗两种不同的诗学，以及国内持不同观点的文学专业人士、出版组织对新、旧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受这些因素影响，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并恰恰呈现出典型的非归化非异化特征。一、以“白话”为中心：方法层面的非归化非异化学者冯全功认为，归化和异化涵盖方法、策略和伦理三个层面，方法是局部的、具体的，主要以句子为操作对象，既包括句中的语言词汇，也包括句法本身。由于胡适的白话译诗是他发动新文学革命的工具，其白话译诗在方法层面首先是非归化的。年，胡适采用骚体翻译墓门行（“”），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首旧体译诗。年，在寄陈独秀中，胡适提出古典主义当废。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为了废除“死文字”“死文学”，应该创造“二十世纪之活字”“活文学”，胡适又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胡适在尝试集的“自序”中写道，“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钱玄同在为尝试集作序的开篇也谈到“立”白话文、“废”文言文。钱玄同称赞“适之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白话文学 新文学 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白话”就等同于“新”，文言就是讨伐的对象。年，胡适翻译了他的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自此，胡适的诗歌翻译偏离了文言文与旧体诗轨道。然而，在方法层面，胡适的白话译诗同时也是非异化的，和西方诗歌的原文相比，其译诗也存在着诸多偏离，并且胡适的白话译诗是以“白话”为中心的。胡适强调白话等同于“俗话”，他指出，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是“清白”“明白”，也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胡适欲践行用白话著诗，因此，白话诗的语言、文法就应该具有白话的特征。他认为“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主张在修辞上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功夫”，将重点放在“言之有物”的“物”上，还强调“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在文法上，他也认为“作诗如作文”，“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在以“白话”入诗的想法指导下，胡适的白话诗翻译在语言上发生了由原诗的书面语言、文学语言到口语化、通俗化的译诗语言的转变，他不仅在译诗中添加了原诗中本不存在的叠词、助词、俗语，还对原诗中的修饰语进行删略。在关不住了！中，胡适将原诗“”译为“叫爱情生生的饿死”，副词“生生的”在原诗中并未出现，胡适运用叠词使译诗语言变得口语化，更凸显白话的特征。另一诗行“”被胡适译为“一阵阵五月的湿风”，叠词“一阵阵”也是由胡适刻意加入到译诗中。相反，这句诗行中的“”却并没有被翻译。作者蒂斯黛尔在 年创作该诗时生活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这里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干燥。用“”来形容五月的风，不仅指湿润的春风不同于凛冽的冬风，还因为这是一首意象主义诗歌，诗人“非常注重塑造诗歌意象，强调意象的具体与明晰”I0。使用“”一词能赋予读者自然界万物更新的具体意象，又进一步烘托出叙述者爱情萌动的心理状态。但是胡适认为“白话”应该“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直接将“”删除，弱化了原诗的诗学特征，削弱了原诗语言的文学性。此外，胡适的其他白话译诗也多次出现刻意添加的叠词，比如在清晨的分别（“”）中，原诗为“”，胡适将“”译为“一个空洞洞的世界”，不仅增加了叠词，还扭曲了原诗的含义。同时，胡适也在白话译诗中添加了很多原诗中第 期非归化非异化：胡适白话诗翻译中的双重偏离I0冯全功：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中国翻译 年第 期，第 页。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一卷），第 页。胡适：自序，胡适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年，第 页。钱玄同：序，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钱玄同：序，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胡适：答钱玄同书，胡适全集（第一卷），第 页。胡适：自序，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胡适：自序，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毛丹丹：重审“现代派”诗人的诗学策略，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第 页。并没有的助词，如“了”“的”“呢”“着”等，使译诗语言更接近于日常口语和散文语言。比如关不住了！这首译诗全诗共十二诗行，以“了”结尾的就占四行。其他白话译诗如奏乐的小孩清晨的分别一枝箭，一只曲子中均被添加了相当数量的助词。出于白话通俗、“土白”的特点考虑，将原诗中的文学语言在译诗中改写为俗话、俗语也是胡适译诗语言的另一大特色，比如胡适将老洛伯中第四节的“”译为“你看他两口儿分上”，将第五节的“，？”译为“只抛下我这苦命的人儿一个”，在一枝箭，一只曲子中又将“”译为“箭杆儿”，“”译为“心坎儿里”等。除语言外，在句法上，为了能使译诗达到“白话”说得清楚、明白的标准，以及合乎语法规范、文法结构，胡适还将原诗的精炼短句扩充为语法成分完整的长句，故意重复某个句子成分，甚至不惜增添一些原诗中根本不存在的语言信息。比如在别离中，原诗为“”，胡适译为“我可以抱着她，亲她的脸”，对原诗的宾语进行了充分的补充。在译薛莱的小诗中，原诗为两节，但胡适的译诗却为三节，他将原诗第二节的前两诗行扩充为一个完整的诗节，此处原文、译文如下：，蔷薇谢后，叶子还多；铺叶成茵，留给有情人坐。胡适将主语“”改写为短句“叶子还多”，将动宾短语“”补充为两个分句“铺叶成茵，留给有情人坐”。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胡适翻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一枝箭，一只曲子（“”）中，原诗为三节，译诗比原诗多了一个诗节，原诗的最后一个诗节被扩充为译诗的两个诗节，而且胡适针对这种译法解释道，“原为三节，我把第三节分做两节，比较明白一点”，可见胡适这样翻译的原因就在于要让语言清楚、明白。此处原诗和译诗分别为：，；，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我找着了那枝箭，钉在一棵头老橡树高头，箭杆儿还没有断。那只曲子，我也找着了，说破了倒也不希奇，那只曲子，从头到尾，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胡适将“”译为“钉在一棵头老橡树高头”，添加了一些原诗中并不存在的语言信息，还将表状态的宾语补语“”扩充为一个完整的句子“箭杆儿还没有断”。原诗中不存在“说破了倒也不希奇”这句话，也被胡适加到译诗里。他还将原诗最后两个诗行中的宾语“”“那只曲子”在译诗中重复两次，并将这一长句扩充为一个新诗节，把地点状语“”译为一个短句“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自行添加了原诗中没有的谓语动词。二、诗体的解放：策略层面的非归化非异化在策略层面，归化和异化是在语篇上运作的，语篇即指句群。具体到诗歌翻译，策略层面就主要涉及诗体的翻译。胡适翻译白话诗时在策略层面仍然没有遵循归化翻译路线，偏离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诗体。年胡适在寄陈独秀中提出文学革命需从八事入手，其中之一即“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又批评骈文律诗束缚人之自由，因为“不当枉费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新文学应废骈废律，方才接近语言之自然。年在答钱玄同书中，胡适指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卷胡适：译薛莱的小诗，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胡适：一枝箭，一只曲子，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胡适：一枝箭，一只曲子，胡适全集（第十卷），第 页。冯全功：试论归化和异化的生成动因与三个层面，中国翻译 年第 期，第 页。胡适：寄陈独秀，胡适全集（第一卷），第 页。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全集（第一卷），第 页。五言、七言均不合语言之自然，胡适赞同沈尹默的观点，认为“白话诗尤不可讲音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又对“文须废骈，诗须废律”这一观点补充道，“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在答朱经农中，胡适提出“诗体的解放”，为打破一切束缚诗歌的枷锁镣铐，胡适拒绝为白话诗设立任何规则。在 年的答任叔永中，胡适再次谈到律诗做不出完全的好诗，白话新诗不注重诗意和诗调。胡适对于白话新诗诗体的主张与中国传统诗歌诗体、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划清了界线。在 年诗与文的区别一文中，胡适再次强调诗和散文的区别不在于有无音韵，而在于抽象和具体。由此可见，胡适为白话新诗制定的诗体是没有任何规则和束缚的，他讲求自然的音节、自由地说话，推崇“诗体的解放”。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举例道：“威权乐观都极自由，极自然，可算得我自己的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如初版最末一首的第一段：热极了！更没有一点风！那又轻又细的马缨花须，动也不动一动！”这一被胡适认为最理想的白话新诗诗节，既没有格律和节奏，也不押韵。然而，胡适在翻译白话新诗时采用的诗体解放策略和西洋诗体也并不相合，也同样不属于异化翻译。传统西洋诗歌大多对格律、韵律有规则要求，即使是被美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