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演化进程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_包涵川.pdf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风险演化进程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包涵川（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00）【摘要】民众动员是社区应急管理的重要途径。风险具有“转换态”，意味着风险经常处于发酵或衰退的中间环节，而社区应急动员亦须根据风险形态及时调适。从动员理论出发，“弹性动员”成为社区应对风险演化期的社会参与模式，它指的是社会力量投身于应急管理过程中并不断调节参与的广度和强度以及时抑制风险的动员行为。基于对某社区应急动员实践的长周期跟踪，可以发现社区“弹性动员”模式在主体网络维度上，实现重点动员与全员参与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动员目标维度上，实现解决问题与提升能力之间的统筹兼顾；在组织形态维度上，实现科层组织和任务组织的灵活调适；在激励要素维度上，实现理性引导与情感驱动的有机平衡，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显著的韧性。应急动员需要根据风险形势调节其强度，动员亦能融入社会常态运行之中，而社区政权能够在应对风险之中发挥其自主性。【关键词】社会动员；风险转换态；应急管理；应急动员【中图分类号】D6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22)03-0055-11人类文明进入现代以来，风险不断潜滋暗长，成为现代治理体系不得不面对的“副产品”。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空间，城市中的各类社区具有人员高度聚集、快速流动的特征，这既使其获得了丰富的治理资源，表现出社会运行的高度效率性，亦使社区需要时刻防备各类灾害的冲击。而在众多社区应急管理的实践途径中，人们取得的一条共识性经验在于，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对防灾减灾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识别和扩展了应急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将多元治理和社会协作的思路引入灾害应对的进程中，使民众将积极参与国家灾害救援过程视为自身的义务，为社会快速纾困提供了重要支持。相关逻辑在中国治理场景中得以充分显现。近年来，在应对各类风险灾害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呈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壮阔图景，涌现了众多感人肺腑的英雄壮举。总体来看，民众快速动员实现了应急响应，以群策群力的方式快速聚集灾害救援当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源，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提升民众的风险意识，并推动公共政策和社区治理模式在危机情境中的适应性转型1-2。然而，社区应急动员并没有绝对固定的实践方案，需要针对不同灾害类型以及社会环境状况调整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因此，关于应急动员的探讨有必要进一步结合风险特征。事实上，从风险的演化规律来看，任何类型的风险从苗头状态转化为严重灾害通常需要一定的演化周期。换言之，风险在充分显现其危害之前，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产生和发酵阶段。而在此之后，多数风险也不会突然消亡，而是存在着衰退过程3。应对风险亦不能只靠事后的力挽狂澜，更加需要在灾害显现端倪之际及时发现并加以处理。而从另一个角收稿日期：2022-04-15作者简介：包涵川，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区应急管理。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党员下沉基层 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21CZZ008）。社会治理与建设-55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度来看，诸种现代风险是很难绝对根除的，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件等风险与社会治理相互伴生。正如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世界秩序没有“他者”，每个人都在“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中与风险共存4。因此，可行的应对之策不是让社会停止运行以完全回避风险，而是不断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做好风险预警和应急响应，将各类灾害及时消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民众具备风险思维和互助意识，提升风险状态下的民众自救能力和社会参与水平，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形成灾害应对合力。基于以上论述，下文将重点关注社区动员的实践模式，将其置于动态风险演化背景下分析相关的灾害应对机制，并重点探索以下问题：在风险演变的环节中，社会动员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时适应不断变化的风险形态？如何从学术理论出发，理解这种动态多样的社区动员类型？其中表现出怎样的实践特征，又包含了怎样的学理和实践启示？回答上述问题既有助于正视和发掘社区应急管理的本土性经验，亦能够为社会治理学说提供丰富的中国智慧。一、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目前学界已经广泛关注了应急管理中社区动员的现象，相关研究涉及动员主体、动员过程和动员效果三个方面，具体如下：第一，在动员主体方面，学界论述了参与应急管理活动中的社会主体类型及其实践意义。在这一方面，童星将自然科学当中“熵”的概念借用于应急管理领域中，“熵”指的是“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被转化做为的能量之总和”，其运行过程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而为了推动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就必须重视民众自组织的重要作用5。有研究发现，社区应急管理具有高度专业性，而基于各类技能产生的社工组织成为维护社区安全的重要力量。这些组织推动了不同主体的多元联动，在促进资源整合、重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维系了人际信任关系，为灾害应对提供了重要支撑6。相应地，张海波指出许多事先游离于应急管理体系之外的组织在非常时期参与基层动员中，这些“突生性”的组织在应急网络中起到了枢纽性作用，成为志愿者群体的关键来源7。相关论断已经为学界广泛研究证实，在此不做赘述。而除了诸多社会组织之外，企业也在灾害应对中承担了重要功能，其独特优势在于企业嵌入应急管理产业链中，并参与风险应对构建了其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应急协作关系8。除此之外，普通民众在应急管理中亦能够积极承担责任，他们凭借人数众多和分布广泛等优势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在危机产生伊始化解社会风险9。第二，在动员过程方面，许多学者关注了社区应急动员的技术路径。有研究从多个路径总结了社会动员的过程，包括权威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官僚组织同构、社会组织吸纳与培育、项目制运作的实践过程等方面，体现了“从科层动员到社会动员”“从总体性控制到技术治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从偶发创新到扩散转化”的多重运行逻辑10。相关研究大多认为，政府的主导性在社区应急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1。也有研究指出，公共安全中的社会动员有赖于焦点事件的建构，党政机关等会围绕着相关议题在舆论上进行风险预警，将社会各界广泛动员起来12。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有研究指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应急动员中起到赋能的作用13。较近的研究还关注了社会动员中精神激励现象，意指基层党政干部和社会精英的率先垂范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创设的强大感染力14。国外的研究与此类似，近期分别重视了权威机构在应急动员的核心作用15、缔造能够聚合多类主体的长效动员纽带16等内容。第三，在动员效果方面，诸多文献强调了广泛的社会参与对应急管理的重要意义，它在最大程度上集中了全社会的资源，节约了行动成本，从而缓解了灾害导致的消极影响17。也有研究指出社区应急动员增强了社会资本，使应急管理的主体紧密融入治理网络之中，为有效应对各类灾害创设了良好基础18。还有研究指出，应急动员提升了个体对救灾知识的认知，使社会成员习得了应对风险灾害的经验技巧19。也有研究指出不同应急动员类型有着差异化的效果，在应对一般化风险的“常规化的应急管理（Routine Emergency Man社会治理与建设-56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agement）”当中，要尽量采用灵活和有序的动员方式20。还有研究认为，社区层次的动员不免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冲击，启示了因地制宜采取动员策略的必要性21。从文献综述当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相关话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分析了社区应急动员的主体和制度、结构与过程等多个方面。但是，现存文献也存在着“白璧微瑕”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目前的研究仍然集中于对灾难造成实质性危害之后社区层次的动员。然而正如前文指出，风险从开始滋生到造成大范围危机之间的转化过程构成了化解灾害的关键窗口期，亦是灾害应对的主要环节，如何在这一期间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以及时遏制事态蔓延？广大社区居民和其他主体又是依循怎样的过程组织起来？对于这些问题，既有的文献未能够给予充分关注。其二，从部分研究论断来看，似乎灾害应对当中的动员规模越大越好，强度越高越佳，范围越广越优。然而，应急管理中的动员自身不是目的，它以恢复社会常态运行为目标，保障民众的正常生活。这说明在风险演化的不同环节应当及时调整动员的强度和具体方式，而既往研究提供的分析则较为有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弹性动员”概念，结合应急管理和社会动员理论，重点关注风险演化过程中的社区参与实践，并以某社区应对疫情的动员实践为例，论述“弹性动员”主要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最后对应急管理中社会动员的理论与实践提出发散性思考。二、弹性动员：一个理解社区应急动员类型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的“弹性动员”话语是理解风险演化期社区动员基本形态的学术概念，它可以被定义为在风险持续演化期间，社会治理当中的多元主体参与应急管理过程，并能够不断调节参与的广度、强度和具体形式以适应风险形态变化从而抑制风险发酵的动员实践过程。这一概念由社会动员和风险治理两方面构成，前者构成了本视角的理论内核，而后者则着眼于“弹性动员”的应用情境维度，以下具体进行分析。从学术源流上看，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是社会科学中的经典话题。目前学术界广泛引用的定义来自著名学者卡尔多伊奇。在他看来，社会动员指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化总体过程，涉及资源占有、社会环境、制度结构、行为方式、社会经验与社会期待乃至社会成员的记忆等多个方面，蕴含了人们对于新的群体依附（Group Affiliation）的需要和新型个人身份的产生22。而在此基础上，社会动员理论认为民众“站出来”参与社会活动受到个体心理、集体意识、情感激励和理性驱动等多方面的影响，并包含着对民众的动员以及实现社会治理结构改变的蕴意。社会动员特别是大规模动员所面对的局面并非是社会的常态，动员意味着推动变革，这契合了应急管理的内在逻辑。作为应急管理的客体，风险的产生和发酵过程实际上构成了对常态治理结构的冲击过程。而应急管理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社会结构不断转型以适应风险局面。不难看出，虽然动员理论和应急管理之间的逻辑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是两者并不能完全耦合，应急动员只是较为特殊的动员类型，有着不同于其他动员过程的独特逻辑。一方面，从学术史出发，部分社会动员具有破坏性，经常和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高度关联23。用著名学者沃勒斯坦的话来说，现代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社会动员本质上是“反体系运动”的一部分，是不稳定的社会机制24。显然，应急管理中的动员与此不同，其在本质上更重视建设性和拨乱反正，力图减轻风险对既有治理格局的冲击，使社会重新回到常态化的轨道。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动员理论与实践着眼于宏大的社会过程和治理结构的基本盘。诸如2020年初的全民抗疫等动员类型确属国家范围内整体上的社会行动，但是大部分应急动员发生的范围是相对有限和微观的。比如，各地经常发动民众应对城市内涝，社区组织居民“楼长”等积极分子抗洪排险和清理街道。显然，此类社区动员多发生于以若干平方公里或楼栋为边界的“一域”，它们为数众多却不易被关注，不会影响社会全域的运行。在此基础上，从方法论来看，社会动员不仅社会治理与建设-57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可以从宏观着手以鸟瞰社会治理的整体结构，也可以“解剖麻雀”，发掘应急动员行为的内在构成因素。在这一方面，著名学者帕森斯曾经提出，社会行动“包含有一个共同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实质上就是这些成分之间的关系不能再简化的基本框架。”相关框架包括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等多个方面25。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动员也可以依循此逻辑进行剖析，探索其中的一般性机理。而从应用情境上看，本文提出的弹性动员概念关联风险演化过程中的社会参与问题。实际上，现代社会之所以被称之为“风险社会”，正是由于各类风险事件是难以绝对根除的，现实中几乎无法找到一处绝对没有风险存在的世外桃源。正如著名学者吉登斯提出的，现代社会在削减了部分风险类型的同时，又导入了前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或蔓延的全球性风险26。在此基础上，任何风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