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_刘剑虹.pdf

第 37 卷第 1 期2023 年 1 月长沙大学学报 Vol.37No.1Jan.2 0 2 3108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刘剑虹，李文静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摘要：通过对当前家庭教育期望现状的研究，发现部分中国家庭存在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期望。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的形成受到传统功利性教育观、盲目攀比和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影响。这种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不仅会给青少年的学习带来消极影响，还会影响“双减”政策的落实。如果父母不能拥有理性的教育期望，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双减”政策的初衷可能难以实现。要真正落实“双减”政策，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让家庭教育期望回归理性。关键词：家庭教育期望；非理性；“双减”政策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681（2023）01-0108-052021 年，我国开始进行新一轮教育改革。2021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提到“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 拍照搜题 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1。同年 7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即校外培训可以培养孩子的才艺特长、艺术素养，充实课余假期生活等，涉及学科类的培训严令禁止2。2022 年 11月 23 日，教育部发布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管辖部门、适用情形等多项内容逐一清晰界 定3，这将进一步提升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法治化水平，强化“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双减”政策的出台，引起整个教育行业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改革，“学生减负”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虽然“学生减负”进行了很多年，但学生的负担却有“越减越重”的趋势，究其原因，“学生减负”不仅要关注学校教育层面的减负，更要关注家庭教育层面的减负。“双减”政策旨在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显而易见，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的源头是学校，而校外培训负担主要来自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期望引发的不合理的家庭教育规划。减负背景下，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来自校内的学业压力相对减轻。但这一变化也导致部分家长对孩子过分热烈的教育期望无法得到满足，转而寻求外部补偿措施，本该属于青少年的休息时间被各种“影子教育”占据，实际上青少年的学业负担不减反增。因此，要确保“双减”政策真正落地落实、发挥其预设效用，需要格外关注家庭教育期望。一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梳理（一）教育期望的内涵教育期望作为学术概念，指的是学生或其家庭监护人对其未来获得最高教育水平的预期愿望4。从代际视角来看，教育期望可分为学生自我的教育期望和家庭监护人的教育期望。教育期望虽然属于个体的主观想法，但可以用主体期望接受的教收稿日期：2022-09-08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共同富裕愿景下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研究”，编号：Y202146033。作者简介：刘剑虹，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教师教育、高等教育、教育史。李文静，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教师教育。109总第 171 期刘剑虹，李文静：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育层次，如高中、专科、本科等进行比较科学的量化统计，教育期望的高低变化也能被明确识别。本研究定位在家庭监护人的教育期望（下文简称为家庭教育期望）上。这里的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未来获得最高教育水平的预期愿望，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未来获得最高教育水平的预期过高或过低，过分超出或低于子女实际学习能力。（二）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视角学界对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上。杨春华认为，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教育有直接影响。父母职业、学历不同，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存在差异。高学历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也高；相同职业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呈现高度的一致性5。陈武元等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及其机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预期教育回报率、改变家庭教育偏好、放松家庭资源约束等渠道，提升家庭教育期望，推动教育公平6。余秀兰研究分析了父母社会背景因素与作为文化观念因素的父母教育价值观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发现父母社会背景虽然限制其教育期望，但教育价值观因为不受社会背景的限制而可能促成低社会阶层父母的高教育期望7。蔡庆丰等探究了社会资本、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关系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均对家庭教育期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在决战决胜教育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弥补社会资本短板、增强弱势阶层的教育期望，以促进阶层流动8。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家庭教育期望多被看作为一种因变量，研究也多聚焦于影响其增减的自变量。鲜有将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看作为一种自变量，研究其对于教育改革的影响。并且很多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研究似乎都隐含有一种底层假设，即教育期望过低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站在教育公平的立场，呼吁采取各类补偿政策，提高家庭教育期望。但我们应该看到，过高的教育期望与过低的教育期望一样，都会给青少年的教育带来不良影响。（三）“双减”政策实施影响因素的研究梳理总的来说，研究者多将“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归结于社会、教育行政部门、校外培训机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刘书生等基于利益相关者视域，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和家庭等多方博弈影响“双减”政策实施9。张善超等认为，教育行政部门的执行力、学校的实施力、教师的教学胜任力、学生的适应性、家长的教育参与和社会环境等都影响“双减”政策的落实10。杨小微等基于“双减”视角对减负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阶层跃迁焦虑”、教育“利益共同体联盟”阻碍、评判学业负担轻重的尺度模糊，以及能够“以评促 减”的评价指标开发不足等，都影响“双减”政策的落实11。在已有研究中，家长作为对“双减”政策实施产生影响的多方主体之一，重要性多被认为位于其他主体之后，导致其在推进“双减”政策落实中的重要作用被低估。因此，需要对家长这一重要影响因素投入更多关注，以更好地推进“双减”政策实施。二聚焦非理性的家庭教育期望（一）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的表征长期以来，中国父母普遍怀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期盼，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很高。如国内一项针对 550个家庭的调查研究显示，80%的家庭希望子女可以接受大学教育或更高水平的教育12。还有研究报告显示，有 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有约 65%的家长希望子女上“985”“211”类的名 校7。部分中国父母相信“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主观放大后天努力的作用，而忽视客观条件的限制，为子女制定了教育理想目标而不是合理目标。当目光聚焦到现实的升学情况时，我们就会发现部分中国父母的教育期望严重脱离现实情况。从2020年各个层次院校录取人数来看，2020年高考人数约1 071 万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录取约 7 800人，录取率为 0.073%；“985”大学共录取约 20 万人，录取率为 1.9%；“211”大学共录取约 56 万人，录取率为 5.2%。全国平均一本录取率不到 20%，最高为北京的 45%，最低为广西的 10%；全国平均本科录取率不超过 45%13。现实的升学情况与家庭期望的教育目标相差甚远，这表明部分父母的家庭1102023 年 1 月长 沙 大 学 学 报教育期望未建立在现实基础上，只是按照个人主观意愿去构想子女的未来。综合以往的研究结论和现实情况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断：部分中国家庭存在脱离子女实际学习情况的、过高的家庭教育期望。因此，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表征为：部分中国家庭存在盲目脱离子女自身学习情况、过度参与子女教育的过高教育期望。（二）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因素人作为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行为举止、观念见解始终为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左右，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也是在特定的文化、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我们尝试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剖析。1.传统功利性教育观的影响孔子说“学而优则仕”，汪洙也提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将读书、考试与做官密切联系，个人学识与权力地位挂钩，导致部分家长形成一种希望通过考试来实现向上层阶层流动的功利性的教育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教育价值观念使得家长忽视了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的育人功能，片面追求教育的选拔功能。随着家庭少子化现象的出现，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在独生子女家庭中更为典型。作为家庭生活的重心，独生子女被看作是改变家庭阶层状况的唯一机会，因而家长会对其抱有更高的教育期望。这种期望通过学习改变个人命运、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功利性教育价值观念，是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形成的原因之一。2.盲目攀比的结果社会比较是个人获取自我评价的重要途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的自我评价普遍存在优于平均值效应（better-than-average effect），即认为自身在智力、收入、外表吸引力等方面的表现比大多数人都更好、更优越14。优于平均值效应在家庭教育中也有所体现，父母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家的孩子更优秀。同时，中国父母深受“面子文化”影响，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激励其子女努力学习的情况比比皆是。家长把分数、成绩看作是孩子的奋斗目标，部分家长更将其当作赢得“面子”的工具，这种对考试成绩的盲目攀比也催生了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此外，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担忧与攀比，暗含了家长对其子女能否在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担忧，家长将这种担忧转化为对孩子教育的过高期望。3.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副作用1999 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大幅扩招。2008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 2 900万，毛入学率达到 23.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首位，实现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的历史跨越15。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过 50%这一关键节点，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历史性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 7%上升到 15%仅仅用了 5 年时间，从 15%上升到 50%也只用了 17 年16。以西方最早、最快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美国为例，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7%到 15%大约用了 30 年，从 15%到50%则用了将近 40 年17。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来完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而中国只用了十多年。急剧的增长带来了难以消化的副作用，高等教育扩招、入学名额增加，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愈发理想化。三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当家庭教育期望趋向非理性时，青少年的学业负担过重，这不仅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还严重阻碍“双减”政策的实施。（一）有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超额的学业负担使得本应属于青少年的户外活动时间被各类辅导课程占据，间接导致了青少年近视、肥胖、心理障碍等问题。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 52.7%18，儿童超重现象也日趋严峻。此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同样处于失衡的边缘。当子女的学业表现未达到家长预期时，家长往往会把这归因于孩子不够努力等可控因素，而忽略了子女自身能力等不可控因素；高昂的教育支出也增加了青少年的心理压力，特别是来自家境中等偏下或困难家庭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其中重度抑郁为 7.4%19。一系列加压行为对青少年的身心健111总第 171 期刘剑虹，李文静：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对“双减”政策实施的影响康造成了巨大影响。（二）阻碍“双减”政策落实非理性家庭教育期望还会导致家长曲解“双减”政策的目的，影响家校合力的生成，催生校外的违规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