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理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表现_赵燕.pdf

第38卷第6期2022年12月吉 林工 商 学院 学 报JOURNAL OF JILIN BUSINESSAND TECHNOLOGY COLLEGEVol.38,No.6Dec.2022风险管理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表现赵燕，陈忆梅（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摘要 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风险管理视角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表现的关系，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其正向作用，内部控制质量则会强化其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风险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进而促进绩效的提升。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绩效；财务风险中图分类号 F275.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3288（2022）06-0074-08收稿日期 2022-09-10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创新惰性视阈下内控机制对企业战略选择影响研究”（AHSKQ2019D009）作者简介 赵燕（1984-），女，安徽蚌埠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战略与创新管理、公司治理；陈忆梅（1998-），女，浙江杭州人，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战略与创新管理、公司治理。一、引言21世纪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韧性显著，数字技术的大量投入和应用推动了我国实体经济改革，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四成。在数字化大浪潮下，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发展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数字化转型升级变革运营模式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1。企业能否及时抓住技术赋能的新机遇，依托数字化转型获取可持续发展动力，提高财务绩效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的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出现了部分企业因转型周期过长的“不敢转”、转型能力弱的“不能转”等现实困境2。2021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 显示，2021年有16%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显著成果，多数企业仍面临转型失败的问题，而风险因素是企业战略转型发展的重要制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容易加剧转型进程中的决策风险、创新风险；另一方面，在内部制度环境不健全、风险监管机制松弛的情况下，信息约束、委托代理等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到技术转型的顺利实施。基于此，本文从风险管理视角出发，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分别考察其在数字化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作用。此外，研究表明在新技术的引入对企业行为选择、绩效影响等过程中，财务风险都发挥着重要作用3，因此，本文将财务风险纳入逻辑框架，考察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的机制作用。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从宏观视角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与社会影响，主要选取省市级指标对数字化转型进行刻画与衡量，而以微观企业为视角的研究并不多。部分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缓解信息约束1、降低风险3、获取资源4和商业模式创新5等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并不能对企业运营绩效产生促进作用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与绩效可能呈倒“U”型关系7。总体而言，研究结论并未统一，尚存在继续深入的空间。本文的贡献主要如下：一是从企业风险视角 74DOI:10.19520/ki.issn1674-3288.2022.06.008出发，关注内外部风险因素对技术转型和企业绩效提升带来的影响，有助于揭示数字化转型中风险干扰和防御的重要影响，为风险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二是将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两大环境因素融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中，考察二者的调节效应，拓展了经营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范围，为破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理论支撑。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资源的独特性是其长期竞争优势的保障。首先，企业获取数字化资源，对其加以优化整合、有效管理，可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8-9；数字化资源能够充分调动和融合运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加速资源要素流动，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其次，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挖掘数据并迅速获取高质量信息，协助管理者及时发现企业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反馈决策的实施效果10，从而缓解代理冲突，完善企业内部监督，优化管理者的决策环境11，提高企业管理决策有效性和治理水平12。此外，随着技术转型的推进，企业能够向外界更好地传递内部运营状况，从而吸引外部优质资源投入，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巩固企业风险应对能力，维持自身财务状况稳定性，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升形成有力保障。再次，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基于技术与创新的战略发展模式，企业通过实施新的战略和商业模式、构建新的业务逻辑、更新产品与服务来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同时13，能够更高效地将技术投入转化为经济价值，企业利用技术升级的契机加大配套技术设施和人才建设，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最后，根据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管理是通过风险识别、测定、处理及风险控制技术，把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管理过程。结合技术创新理论，数字技术创新为优化风险管理提供了新路径：数字化发展使得企业内部沟通加强，内部监督效率提高，增强风险管理有效性，经营风险得到缓和；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全面的数据和风险分析，可以通过全过程与全方位的监督财务管理来降低财务危机的发生概率1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H1：数字经济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二）数字化转型、政策不确定性与财务绩效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次高速增长阶段，政府的干预有所增强，经济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提高，对微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财务绩效产生了一定影响15-16。首先，政策不确定不仅会抑制企业资源的整合管理，还可能抢占数字化转型的资源基础。一方面，随着政策不确定性加强，企业难以对未来的政策环境进行准确预测，使得数字化转型中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剧增，不利于企业运用数字技术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从而降低对内外部资源管理配置的效率，阻碍数字化进程，引发的资源错配风险会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政策不确定加强也意味着企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成本来减轻其不利影响，这会导致原本该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被占用，转型的资源基础被削弱，增加数字化转型中新业务的运营风险，继而影响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其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创新风险，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的意愿会减弱，推动变革的积极性会下降。研发活动有较强的不稳定性17，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因素影响，由于研发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发生的变动，企业将面临较大的研发失败风险，难以实现数字化战略的绩效提升。最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会加剧企业经营环境的波动，影响企业现金流的稳定18。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约束加重，银行借贷政策更加严厉，投资者更具强烈的风险意识，进一步缩小了企业融资渠道，由此诱发的财务风险概率增加，导致数字化转型活动难以进一步开展，损害企业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H2：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弱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关系。（三）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与财务绩效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内部管理机制，对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管理、防范化解企业风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面对数字化转型和提升企业绩效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约束管理者投机行为、防范风险、提高创新质量的作用。首先，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信息约束，不仅能够改善企业决策环境，降低企业行为决策的难度，还可以及时反馈决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保证各部门分工合作 75的效率，有助于克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决策问题，提高企业生产协作的效能。其次，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协助企业管理层快速识别财务风险，从而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来防范和抑制风险。强有力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削弱管理者的自利行为，提高生产经营的稳定性，有利于改善数字化转型开展的环境，对企业绩效有所裨益。最后，良好的内部控制，畅通了信息传递，使企业获取更多的创新资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数字化活动中可能产生的创新风险19，保障创新活动顺利开展并提升创新水平20，从而提高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效率，提高公司绩效。同时，由于技术转型不仅需要投入高昂的成本，包括大量的投资和运营费用，而且回报周期长，需要长期稳定的外部资金支持，而企业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融资约束，从而缓解技术转型中的成本风险。可见，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机制大大提升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助于预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H3：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关系。三、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12020年A股非金融和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删除了ST、ST*类公司以及除去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得到10 060个观测值。对所有连续变量按1%和99%缩尾。数字化转型和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迪博数据库。（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针对假设1，建立模型（1）：ROAi,t=i+1Digi,t+2Controlsi,t+i,t（1）其中，被解释变量财务绩效ROA为企业i第t年的绩效，解释变量为数字化转型Dig。度量方式见表1。针对假设2和假设3，建立模型（2）和（3）：ROAi,t=i+1Digi,t+2EPUi,t+3Digi,t*EPUi,t+4Controlsi,t+i,t（2）ROAi,t=i+1Digi,t+2ICi,t+3Digi,t*ICi,t+4Controlsi,t+i,t（3）模型（2）和（3）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中的调节效应。EPU指标参考陆尚勤和黄昀（2018）21将月份指数转化成年度指数并取对数来衡量。IC用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衡量。模型中的数字化转型Dig、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和内部控制质量IC都是去中心化处理后的变量。表1变量定义表变量类型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变量符号ROADigEPUICRiskSizeLevGrowthAgeDualShareBoardCFIndustryYear变量名称财务绩效数字化转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财务风险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上市时间两职兼任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现金流量行业代码年度说明资产收益率/均值上市公司数字技术应用的细分指标在报告中出现频次加1后的自然对数黄昀和陆尚勤（2018）21内部控制指数/100Z 指数的相反数总资产自然对数总负债/总资产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市年龄自然对数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取值1，否则0股权集中度3%董事会人数加1后的自然对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行业虚拟变量年度虚拟变量 76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ROA的均值为0.992，中位数为0.818，说明样本公司中多数公司已经基本达到了平均水平，但标准差比较大，说明企业绩效样本值分布不均匀。Dig最小值为0.693，最大值为6.047，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明显的差距。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VIF检验，每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最大值为1.94，最小值为1.01，均值为1.29，表明其结果受多重共线性影响较小。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变量ROADigSizeLevGrowthAgeDualShare样本数10 06010 06010 06010 06010 06010 06010 06010 060均值0.9921.74522.2800.3970.2132.0900.68453.610中位数0.8181.60922.1100.3870.1272.1971.00053.640标准差0.7670.9681.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