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金融、碳市场调节与高质量增长_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_.pdf

PAGE3PAGE31南方金融 总557 期2023转型金融、碳市场调节与高质量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摘要：本文将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包含家庭、厂商、金融部门与政府的四部门 DSGE 模型，研究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对经济增长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影响及其最优组合方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碳排放强度限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提高碳配额拍卖比例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且对低碳部门的冲击强于高碳部门；第二，转型金融在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能够减缓和对冲碳市场调节收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三，转型金融和碳市场调节各自都存在一定的政策局限性，单独使用可能影响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第四，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存在着最优组合，强化两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可望实现经济社会的帕累托改进，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将碳市场调节纳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强化其与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好稳经济增长与促低碳转型在短期、中长期的关系；第二，强化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的政策目标协同和调控时机协同，形成最优政策组合；第三，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研究创设“低碳转型支持工具”，支持企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第四，完善转型金融政策实施的配套机制，确保转型金融政策支持资金用到“刀刃”上，达到稳企业、促减排的预期效果。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转型金融；绿色金融；碳市场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41-2023(01)-0003-20收稿日期：2023-01-10课题组组长：白鹤祥；课题组成员：林平、何伟刚、袁萍、李美洲、李锋森、黄亚捷、柯烁佳。*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意见。一、引言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必然会遭遇到方方面面的挑战和困难。2021 年秋冬季，在“能耗双控”和煤炭供给不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部分省市一度采取“拉闸限电”措施，要求企业“开三停四”错峰用电，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双碳”目标背景下，“拉闸限电”凸现了经济增长与减排降碳的两难选择。这要求我们既不能以损害经济为代价，搞“碳冲锋”、“一刀切”、运动式“减碳”甚至“拉闸限电”；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唯经济增长至上，毫无节制、放任式排放。如何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兼顾减排控碳与经济增长的平衡，南方金融 总557 期2023PAGE41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金融手段和碳市场调节手段是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的两种较为有效的方式。从金融手段看，主要有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绿色金融主要通过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抑制污染性投资，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三大功能”正在显现，“五大支柱”也已初步形成，在支持经济低碳转型、助力高质量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转型金融则是为包括煤炭、钢铁、水泥在内的高碳产业向低碳或近零排放转型提供投融资支持。按马骏（2022）测算，我国绿色经济活动只占到全部经济活动的 10左右，高碳行业绿色转型存在巨额资金需求，但其并不在现行绿色金融政策文件的支持范畴之内。目前，我国转型金融框架尚未建立，学术理论界和实践操作中仍在研究和探索。从碳市场调节手段看，碳市场被认为能够实现最低成本的减排降碳，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基础和关键，已成为各国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已建立起基于碳排放覆盖量的全球最大碳市场，纳入超过 2000 家电力企业，未来将逐步纳入石化、钢铁、有色等其他高碳行业。碳市场调节通过基于总量限额的碳价形成机制，促使企业将碳排放外部性纳入生产经营决策中，引导高碳行业绿色转型，最终实现减排降碳的目的。转型金融手段和碳市场调节手段，两者有共通之处、相互关联，比如两者作用对象都是针对高碳行业，作用机制既有市场“无形之手”、又有政府调控色彩。同时，两者作用机制又彼此互补，碳市场调节运用更加硬性、直接手段实施减排降碳，难免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冲击；而转型金融则运用多样化金融工具为传统碳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主体向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碳市场调节带来的经济增长阵痛。从调节过程和最终效果看，转型金融和碳市场调节都从质量、数量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有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观念将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探究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的政策协调效应，这对厘清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在实现减排降碳过程中的理论机制、统筹减排控碳与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通过区分专用资本品和通用资本品、对碳市场进行微观建模，首次将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测度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的减排效应以及经济效应，拓宽了碳金融的理论研究边界。第二，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厘清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深入刻画其影响高质量增长的理论脉络和影响渠道。第三，本文首次分析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在实现减排降碳过程中的相互协调作用，探讨如何综合运用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政策工具，在实现碳排放“双控”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现高质量增长。二、文献综述（一）关于转型金融的研究PAGE5PAGE51南方金融 总557 期2023关于转型金融的定义，有学者从广义角度将转型金融定义为服务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融资活动（Piemonte 等，2019；Caldecott，2020）；也有一些机构、学者从狭义角度界定转型金融，将其定义为支持高碳企业进行低碳转型的金融服务（HSBC，2020；马骏，2022），认为其较绿色金融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适应性，是对绿色金融的延伸与补充（吴瑶和顾鹏，2021）。相较于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现有文献对转型金融的实证研究还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对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的分析，大多数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能够为融资者提供更为低廉的资金，激励企业实现低碳转型（Liberadzki 等，2021；Klbel 和 Lambillon，2022；Berrada 等，2022）。在理论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通过划分棕色企业与绿色企业、以区分对待的方式，将转型因素纳入理论分析框架，考察金融政策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与定位（王信，2021；蓝天，2022；潘东阳和陈川祺，2021）。（二）关于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联动性的研究金融政策与碳市场调节是推进经济低碳转型的两种重要手段。金融政策通过制定金融支持原则、目录和相应标准，引导金融机构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企业主动实现减排降碳，而碳市场调节作为硬性监管约束，是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转型标准制定是实现事前“引导绿”的重要抓手，监管约束旨在划定“负面清单”和行为“红线”，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促进：碳市场调节让碳排放权成为一种有价资产，促进了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碳排放权期货等金融产品的发展，丰富了金融政策支持企业低碳转型的形式。金融政策对企业减排降碳的激励与支持，也促进了碳市场调节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碳市场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能够为碳市场建设提供指引（周诚君，2022）。更为重要的是，因现阶段纳入碳市场的企业均为高能耗企业，其在“双碳”背景下面临着较大的资产搁浅风险，即便企业想通过低碳改造满足碳市场调节要求，也难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此时金融政策，特别是转型金融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吴强和兰佳佳，2022）。当前，以系统思维分析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协同关系的文献较少，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强调转型金融对实现特定减排目标的重要性（Creed 和 Horsfield，2021；王瑶，2021），对转型金融政策与碳市场调节联动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三）关于转型金融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对于转型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方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国际组织和学者认为，转型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转型风险，最大程度规避转型可能带来的资产搁浅、失业、经济下滑等潜在负面后果，降低减排降碳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公正转型”（国际劳工组织，2022；马骏，2022）。也有学者指出，转型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升级改造（王双，2022）、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高波，2022）等方式促进经济低碳转型、降低碳排放，引导棕色行业向浅棕色或绿色行业转型，提高绿色经济占比，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不恰当的转型金融支持可能导致“漂绿风险”，增加金融体系对高碳行业的风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上海外滩峰会上的发言 EB/OL.中国人民银行,2022-12-10.http:/ 南方金融 总557 期2023PAGE61险暴露，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Koch，2021）；金融机构可能以促进高碳行业转型为借口，延续对高碳行业的支持，从而降低经济低碳转型动力（Furness，2021）。（四）关于碳市场调节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对于碳市场调节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学界存在着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在给定碳减排目标下，一方面，碳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碳配额的有效配置，从而显著降低总减排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Porter 和 Linde，1995；胡珺等，2020）；另一方面，碳市场拍卖排放配额能够产生碳配额拍卖收益，政府可将拍卖收益应用于环境治理或抵减其他税种，在降低碳排放的第一层红利之外，还存在着提高经济总需求、降低税收扭曲的第二层红利，从整体上可能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影响（薛皓天，2022；Ma 等，2022）。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碳市场调节不可避免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在宏观上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Commins 等，2011；Wanger 等，201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碳市场调节过程中，碳价大幅波动会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王博和徐飘洋，2021）。现有研究文献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文献大多从实证角度探讨转型金融对高碳企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转型金融的环境效应、经济效应进行深入考察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现有文献大多通过设置碳配额总量限制条件，将碳市场调节作为一项碳排放政策纳入理论模型，尚未有文献对碳市场进行微观建模，进而细致考察碳市场调节的政策作用机制；三是现有文献大多单独讨论碳市场或者转型金融对碳排放、经济增长的政策效应，尚未有文献依照系统观念，将碳市场与转型金融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探究两者如何实现政策协调、从平衡减碳与增长的角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一）转型金融的作用机制转型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转型金融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首先，转型金融对低碳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入给予支持，能够有效提振投资需求，支持经济增长；其次，转型金融促进高碳行业低碳转型，能够降低高碳行业被征收高额碳税的风险、减少企业购买碳配额的支出，有助于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在宏观上也会起到促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后，转型金融对棕色企业进行甄别、区分对待，能够避免一些有望成功转型的高碳企业发生被迫倒闭、成为搁浅资产的情形，从而降低“双碳”进程中的转型风险，客观上产生稳经济增长的效果。第二，转型金融的结构调节促进效应。一方面，转型金融支持高碳行业实施绿色改造，有助于缓解减排降碳带来的经济增长减速“阵痛”问题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减少转型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