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_高永久.pdf

收稿日期:2022-07-23作者简介:高永久(1964-),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边疆民族研究;杨龙文(2000-),男,南开大学民族事务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22 年第 5 期(总第 190 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高永久,杨龙文(南开大学 民族事务研究中心 天津 300350)摘 要:在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所潜在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是从组织行为层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进路。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体现为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信任增蓄功能三重面向。即通过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以增进社会信任资本孕育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就路径选择而言,调适合作社利益关系、锚定合作社组织边界、厘正合作社管理运行可以使得合作社走出集体困境、防范功能异化,并提振其组织绩效,最终让“合作社整合效应”超越地方藩篱,发挥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不同民族社员杂居的乡村区域共同体走向各民族互构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关 键 词:族际关系整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农民合作社;社会资本;集体行动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22)05-0001-08一、问题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领,要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民族工作1。这一理论阐述不仅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框定了根本意义上的逻辑遵循,也在实践层面为进一步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提供了价值导向。自 2014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首次正式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以来,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概念内涵、时代背景、价值意义、建构逻辑、培育困境、铸牢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讨论。尤其是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层面,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按照领域型分类思路,从文化路径2、社会心理路径3、法治路径4、经济路径5、综合路径6等诸多层面,为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进行了多维度、全景式探讨。跳脱单一的领域型路径窠臼,从微观组织行为看,社会组织具有整合各民族共享公共资源的动员功能7,对形塑各民族社会利益共同体存具显在价值。这意味着一些具有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可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行切入点。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基础,农民合作社在市场经济逻辑和政策引导逻辑共同塑造下不断整合乡村社会闲散公共资源,逐渐成长为我国乡村地区颇具覆盖性的经济型社会公共组织。特别是在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行后,农民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全国合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数量已达 221.9 万家8。依据现有法律定义,农民合作社主要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1DOI:10.16415/ki.23-1021/c.2022.05.015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自愿联合、民主管理、互助协作是其基本组织特征,经济功能是其首要组织功能。长期以来,学界集中于对农民合作社在提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民致富脱贫、促进农业现代化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济功能进行讨论,这为分析合作社的基本组织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经济功能之外,合作社还兼有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嵌套性质,具备“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的双重属性”9。因而近年来,亦有部分学者关照到合作社的非经济功能,进一步丰富和拓宽了合作社的功能研究,认为扎根乡土社会的合作社还具有增进社员民主认知感等“意外性”功能10,并在乡村公共事务治理11、实现乡村振兴12过程中表征出良好的平台载体作用。农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民族地区同样具有适用性。不仅如此,由于民族地区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以及合作社多民族社员广泛吸纳的组织结构,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将进一步叠加演化,对社内民族成员关系协调和社外民族乡村社会关系协调具有一定整合功能。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合作社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的探讨还较为鲜见。在民族乡村地区,如何在发挥农民合作社组织经济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拓宽其族际关系整合功能?农民合作社这一组织对于民族乡村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具有怎样的整合促进过程?如何解决影响农民合作社族际关系整合功能发挥的制约性因素?这些问题兼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亦是本文的核心关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为对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归属感、共同的利益认同感和共同的价值理念认同感13。这些认同感建立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知和主观认同之上,需要通过族际关系整合而形塑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经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等共同体形态。族际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运用国家公权力协调与处理族际关系的惯习手段14。依循本文研究视角,族际关系整合可以界定为多民族国家依托权力、规范、法律、制度、组织、习俗等各种整合工具,对族际关系进行协和与调整,最终使族际关系服务于共同体建设和多民族国家巩固,具体则包括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族际社会关系整合、族际政治关系整合等多种整合类型。由于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属性,农民合作社在促进族际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这三类关系整合上最具显在性。本文将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阐述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从经济生产互助、社会公共服务到族际关系整合的功能拓宽过程,分析农民合作社在促进族际经济、文化、社会关系整合过程中,对民族乡村建构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催化作用,以期为民族乡村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个可供思考的现实进路。二、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分析 农民合作社是在乡土社会中孕育的生产性社会交往载体,通过依托其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社会信任增蓄功能而有助于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族际文化关系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推动民族乡村地区形塑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一)生产互助功能: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依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由物质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在诸类社会关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对于多民族聚居区而言,从事物质生产的经济关系是当地各民族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和频繁的社会关系,各民族在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中密切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进而为构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形成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民合作社以2参见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17 年 12 月 27 日,http:/ 年 4 月 10 日。本文中所考察的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是基于较为广泛的外延意义上,既覆盖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合作社,又囊括当前民族乡村地区产业融合背景下成立的手工艺品加工型合作社、旅游型合作社、金融型合作社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领域,且主要针对由不少于两个民族所共同组建的民族联合式农民合作社。生产互助为组织运行的首要原则,通过提振物质生产绩效、供给共享公共资源、融入全国性市场共同体三个层面对民族乡村地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塑具有积极的组织功效。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依附于自然气候、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民族特性等因素,形成了丰富多元的经济生产类型,包括采集渔猎型、草原游牧型、平原农耕型、山地农耕型、耕猎兼业型、耕牧兼业型等多种类型的民族经济模式15。然而,受制于生产工具较为单一、生产技术革新缓慢、生产关系零散封闭等因素,这些传统民族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转轨的过程中遇到阻碍,影响了物质生产绩效的提振。农民合作社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通过社员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方式组建,以组织动员、资源整合、技术赋能为组织功能载体,为民族地区整合乡村闲置零散的各类生产性要素如土地要素、资金要素、人力要素等,将外界的政策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有效吸纳并传递给合作社成员之中,从而极大地重塑了现代意义上民族乡村社会的生产经营模式。通过降低市场经济制度交易成本,以土地流转、资产入股、年度分红等形式促使合作社的不同民族社员形成一种共享的经济依存关系和利益衔接纽带。同时,共享的经济依存关系和利益衔接纽带又促使各族社员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增进各族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合作社在规范运行、科学管理的状态下,能够显著促成民族地区农村生产方式的现代性革新迭代,并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农业收入,实现农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16等方面表现出卓越的组织绩效。通过现代农民合作社的现实绩效形塑各民族间利益衔接的组织枢纽,提振各族群众的物质期望实现能力,成为民族乡村地区经济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此外,中华各民族共有资源建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保障17,而农民合作社则依托其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功能,可以成为民族乡村地区各民族公共资源供给的有效载体之一。在民族乡村地区,随着分税制改革以及农业税取消,乡镇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和资源提取能力进一步遭受削弱,紧张的财政压力使得民族乡村的公共资源供给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再加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部民族地区的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到东部发达城市务工经商、求学定居,这使得民族地区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如此,在正式制度中公共物品供给不充分与社会结构中人口资源流失交叠作用下,民族乡村地区的中华各民族共有资源建设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而农民合作社则依托其经济生产互助和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可以在推动公共资源下沉、社会服务下乡、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性和可及性方面发挥一定的资源补足作用。民族乡村地区存在的各类农民合作社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经济理性行为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通过在生产技术引进推广、市场信息网络搭建、环境污染整治、基础设施维护(如道路桥梁、灌溉水利、照明路灯)等方面的公共物品投入,有助于破解基层公共服务缺位问题,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公共权力部门的公共服务供给压力9,有助于民族乡村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整合和各民族共有资源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合作社通过改善民族乡村地区物质生产绩效、供给共享公共资源,而进一步促使民族乡村经济从分散走向联合、从偏远走向中心、从闭塞走向开放,使得民族乡村地区各族群众更好地融入统一的全国性市场共同体。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巩固,离不开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结构,更需要形成全国性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吸纳整合进统一有序的全国性经济体系之中,以全国性的经济体系辐射边疆民族地区,增强各民族的经济向心力,使得各民族都能机会均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活动,从而在横纵交错的密切经济关系网络中,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由于历史发展原因和自然环境要素,我国大多数民族地区均位于偏远闭塞的边疆地带,需要强化全国性的经济体系辐射作用和经济向心力,从而进一步促进族际经济关系整合。农民合作社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主体,通过面向地方性、全国性的市场展开经济活动,可以将民族乡村各族群众以生产联合的方式加以凝聚整合,在促使民族乡村地区由分散式的传统经济演变为联合式的市场经济,由客观地理区位上的偏远地带吸纳进国家经济体系的辐射中心,由相对闭塞隔绝的民族经济交往状3态走向开放交融的民族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最终有利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建设,促进族际经济关系整合。(二)文化共生功能: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根据费孝通先生的理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这样一个历史过程18。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样也离不开从自在到自觉的历时性、阶段性、渐进性的发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