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的朋友”——邱华栋与1990年代_刘大先.pdf

无论从题材和主题，还是从体裁和体量上来说，邱华栋都像一头充满活力的杂食巨兽。除了创作小说，他还从事新闻写作，并且有着为数甚夥的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建筑、电影的评论和对话。我曾经在主持关于他的一个研究小辑时说过，这是一个吞吐量很大的作家，少年成名，涉猎极广，还在不断生长，很难用某种文学批评所赋予的符号化面目对他进行概括，比如“新市民小说”或者“新生代”“晚生代”之类。尽管可以粗略地将邱华栋的作品分为聚焦城市进行时的“北京时间”系列、回首边地青春的“西北偏北”故事，以及重新虚构历史的“中国屏风”系列，但就形成个人鲜明的文学史形象和美学特点而言，我同意徐阿兵的一个判断：最能体现其个人风格并足以代表其创作实绩的，是他199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在那些作品中，邱华栋充分显示出对社会现实变化的敏感，文字表达的能力与个性，形式探索的热情以及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1990 年代是邱华栋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成长期，在他的写作生涯中至关重要，可以说他在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主题与风格奠定了此后一系列的观念和形式范型。需要指出的是，邱华栋的九十年代始于 199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这正是中国全面市场经济改革展开的时候，也是市场化、城市化、消费主义齐头并进迎来最为迅捷推进的时期。九十年代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认知和情感“月亮的朋友”刘大先摘要：1990年代是中国“痛苦而辉煌的转型期”，邱华栋彼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知识分子见证了社会的风貌与历史的演进。他在1990年代的作品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两条叙述脉络：在当下即时的城市速写中聚焦于“人-物”的彼此互化，勾勒了景观社会中新异化的诞生；在回眸往事的边城回忆中着意于情绪的抒发与宣泄，构建了一个业已消失的抒情世界，抚慰与缓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焦虑；它们共同构成了1990年代肉身与心理的一体两面，从而成为一个作家与一个时代的彼此互文，显示出内含理想情怀的人文主义者的观察、记录、思考与参与。关键词：知识分子；新异化；极端记忆；城市化；边地“月亮的朋友”邱华栋与1990年代邱华栋与1990年代095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062023年第2期上的转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年，从思想史的层面来说，1990年代远未终结，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1990年代的延长线上。但是，就邱华栋而言，似乎可以将 2007年长篇小说 教授 作为他的九十年代的结语，而他在 1990年代作品则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两条叙述脉络：在当下即时的城市速写中聚焦于人与物的彼此互化，在回眸往事的故乡回忆中着意于情绪的纾解与宣泄，它们共同构成了九十年代肉身与心理的一体两面，从而成为一个作家与一个时代的彼此映照，显示出内含理想情怀的人文主义者的观察、记录与思考。一知识分子的“人/物”速写对于 1990年代的亲历者而言，它是一个绵延至今的存在，心理时间的感觉似乎并不遥远，但从日历时间来说它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如果进行客观的观照，1990年代的书写在事实上都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内容，隔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再返观当初的作品，倒具有了可能更为清晰的定位。邱华栋最初以对当代城市变化的敏锐感觉出名，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无疑是手上的星光等作品。他直截了当地呈现出市场经济和资本初兴时期，城市从居所成为战场的风貌，伴随着流动的增强，人们的欲望和潜能都被商品交换的意识和行动激发出来。在那些作品中，邱华栋几乎是贴着现实进行夹叙夹议，颇有批判现实主义写法的“古风”，穿插着巴尔扎克与罗曼罗兰式的社会评点，有一些见解，又没有抵达社会结构分析的层面一种直觉式的观察思考，而不是社会科学的理性分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段关于城市表面建筑、道路、震慑人心的景观和光怪陆离的现象的描写、议论与抒情，如同茅盾 子夜 开头那著名的“Light，Heat，Power”，也躁动着“新感觉派”的印象主义式反应，但早期现代文学城市书写中的震惊效应与耽溺情绪无疑淡化了许多，因为此际的城市化已经日常化，在混乱、嘈杂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兴致勃勃、踌躇满志的融入感。这使邱华栋的叙述者都如同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记者，投入到纷繁复杂的事实之海，在浮光掠影的游走中扫描记录，有时候甚至会被纷至沓来的信息所淹没此时他无论从字面还是隐喻意义上，都确实在从事媒体人的工作。走马观花的风格跟 1990年代的社会氛围是契合的，每天都有新颖的事物、新鲜的信息、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变革，时代充满不确定性，经验尚且来不及进行沉淀，新的经济和文化秩序还未建立。对于彼时尚属于青年作家的邱华栋而言，仅仅是将应接不暇的经验记述下来本身，就足以让他的作品具备经验层面的冲击力与吸引力。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背后可能正在酝酿着一场美学变革，即在这个“镀金时代”，人们的认知结构发生了裂变，没有人再关心表象背后的深层内涵，甚至也未必认为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甚至“本质”自身也被解构拆卸掉了。这种认知是粗简、直接、漫画式的，体现在一系列邱华栋称之为“新人类”的书写中它们比那些带有偏自然主义倾向的城市印象扫描更能体现出邱华栋的创造性。邱华栋是中国作家中比较早对“景观社会”有着直觉的人，“景观以一种集中和弥散的形式而存在不过是在平静的贫困中心被忧伤和恐惧所包围的一种幸福和谐的影像”。在这个日益被媒体、技术和金钱改造和压抑的社会中，主体弥散，人和物彼此互化，成为一种新型的“人-物”。他（它）们成为一种罗萨所谓的在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与社会“新异化”下的物种。邱华栋速写了大量这种有特征却无个性的“人-物”。公关人中的朋友“W”失踪之后，“无论我如何去想，我都记不起W的面孔来。就像W一样只成了一个符号，我发现他好像已没有十分鲜明的特征了，就如同他的姓氏W，可以是吴王魏卫任何一个。这几年他的公关人生涯已将他变成了一个橡皮泥似的人物，遇见什么样的人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和我在一起他只扮演老校友一样，没有一个角色是真实的但他又从来都是真实的。生活瞬息万变，生活如同流动的盛宴，有哪一个人可以和所有的食客一起一直吃下去而不散去宴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便也给公关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和土壤”。原本，人096的社会角色多样性是常态，在多样性背后有某种稳固的自我认同或者主导性身份，但由于生活本身的流动性造成了人格的漂移，才产生了这种随物赋形的“橡皮泥似的人物”，失去了内在的本质，造成了精神危机。“W”之所以突然消失是因为意识到“人是贫乏的，人的肉体是让人厌弃的，人的灵魂没有固定的面孔，只有面具才真正能显现出当代人的灵魂。所以我在工作中日益感到了压力，我无法承受我每天都在与几十个上百个面具人打交道的现实，而同时我本人也已是一个面具人，没有深度的人，假设人。我觉得最终可笑的是我自己，所以，我选择了出走和死”。“W”会因为精神危机选择出走与死亡，显示出转型时期的特点，他是一个过渡年代的人，尽管生活在流动的当下，情感结构却还是之前的，认为面具背后有灵魂、表象里面有深度。情感与认知没有跟上时代与生活的变化，造成了悲剧和悲剧感的产生，当邱华栋在这么叙述的时候，他无疑分享与“W”相似的情感与认知。“过时的人”在现代文学以来几乎成为一个母题：当个体的内在发展速度与外部社会及时代的速度不同步时，他们有可能力不从心地追逐，从而显得可怜又可笑；也有可能选择毅然决然地背过身去，从而显得悲怆又悲壮；而无论何种选择都会让他们感到犹豫、挣扎、彷徨和痛苦。直销人中的广告从业者就面临着这样的天问：“我发现我已被物所包围，周围是一个物的世界，而且这些东西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化更新。我觉得我已没有了我的生活，我已事先被规定、被引导、被制约、被追赶包括被那架摄像机窥视，我能有我的生活吗？与此同时，广告人在城市中急剧增多。他们走进了所有人的生活，并对他们发生作用。这时我发现我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是谁？谁是我？我到底是什么？我被谁所规定、复制，牵引？我茫然地问自己，但却无法回答。”叙述人的观念倾向很明确，带有一种消费社会初期商品及其逻辑冲击下的焦虑，担心物质挤压精神进而给人造成“单向度化”的挫伤。我必须要指出的是，那种面对城市新文化的焦灼是未经真正反思的，它们看上去是人物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与体验，实际上只是一些感受、感觉和情绪。因为作者身处在变化的涡流之中同频共振，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境，想要表达的东西又太多（比如直销人还触及到当代婚姻的问题），还无法跃升到对自我与世界进行客观分析的境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话又说回来，也惟其如此，反而保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与情感原初景象和痕迹。时装人也相似，邱华栋敏锐地觉察到某些文化的变局，比如电视，它所营造的“流动的真实与幻象相结合的图景”；还有时尚的复制性和暂时性。有意思的是，他让人物进行了一些讨论：“而我却在想，时装使人变得更不真实，时装使人成了流动的人、面具人、灵魂外在化的人、不确定的人、包装的人。我们就真的需要时装吗？”我边听城市嘎吱吱旋转的声音边柔声地反驳她。这种观点我已想了许久了。“但时装给人带来了美、自信，时装可以让人自己塑造自己，因为人是先天不足的，通过时装可以让自己变得完美和自信，变成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但大众只是趋从与模仿，没有真正的个性与灵魂。”“可时装也在变化，趋从和模仿也在变化。生活就是流动的，你为什么要让一切一成不变？”这种讨论的逻辑建立在“大众”与“个性”、“灵魂”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体现了邱华栋本人在1990年代的思维模式。这样的讨论停留在语言层面，不可能有结果，结论最终一定是无情的现实和实践给出的。在三十年后的后见之眼中，这段历史显现出像素更为清晰的面容，只是在当时，邱华栋更多同处于震惊效应中同侪们一样，本能地采取了抵御和反击的角度。那种本能的法兰克福式选择让他成为一个当代人文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一个舞文弄墨、沉浸在狭窄领域的文人。1990年代是一个让人文知识分子倍感沮丧的年代，我之所以用“倍感”是要强调这种感受的主观性和夸大性。他们高估了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文化在社会中的功能和位置，同时也低估了技术和社会变革的效果和影响，因而容易显得忧心忡忡、愤怒“月亮的朋友”邱华栋与1990年代0972023年第2期不已。不过，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在一个重商主义和利益至上的时代，确实需要他们来维系日渐稀薄的、带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的关怀。如果细察会发现，邱华栋写城市的轰然前行、纸醉金迷或者形态变异，归根结底在于对人本身的关切。鼹鼠人的开头写到观察城市的不同角度：“城市，你观察它一般有几个角度。你可以站在地面上去观察它，你还可以飞到高空中去观察它，这时候它完全是大地之上的地衣，漫无边际地向四周蔓延。此外你还可以从地下看它，如果你有一双透视一切的眼睛，你会透过城市的水泥和沥青地表，从而发现它的秘密。向下看去，城市的地下有着数不清的管道和隧道，有着蛛网一样错杂的地下电缆和地铁系统。站在一座城市中，你向上、平视以及向下看去将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观。”但他并不是要展开对城市的侧写，而是聚焦于异化了的人及其反应。“鼹鼠人”这种反抗世俗社会的个人主义英雄，多少寄寓着作者古典人文主义的浪漫情怀。这些速写的篇章，从题材上来说时效性都很强，其优缺点都很突出在略显草率的书写中留存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蛛丝马迹，比如业已消失的座机电话之类物品。但这些都是附加的效果，我们可以从其他相关材料中也能得到，作为文学作品而言，更主要的是，在这些作品中站立着的一个不断参与和介入的“我”，那个充满困惑、被时代裹挟，却又有着探索欲望的小知识分子叙述人。他（她）正在经受历史进程的考验和磨练，左冲右突，游移不定，就像彼时的整个中国及其文学。二极端记忆的叙述与建构与当下直录齐头并进的是折返过去的记忆之眼。邱华栋 1990年代的作品还有另一类偏向于童年和青春记忆的题材，像雪灾之年 街上的血阴阜上的玫瑰枯河道一躺十八年的红旗李翼与狗、茗茗与熊之类，多是以“西北偏北”某边疆县城为原型的回溯性书写。任何一个读过这些作品都人都不能不对他屡次提到的“1983年”印象深刻，某种程度上，它们构成了一种 1983年叙事，以这个“清除精神污染”之年为中心或者转折性时间节点，构筑了一个残酷的早期八十年代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