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2期早在1993年，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为表述方便，后文将其简写为《神话》）就发表于《文学史》第一辑。此时，1980年代“改造国民性”的高亢呼声近在咫尺，但在刘禾笔下，它却成了“知识考古”的对象，其间的断裂令人讶异。此外，1993年的《神话》虽然已经从学理层面完成了对“国民性”的话语解构，但直到2000年之后，对她大规模的回应、批评和讨论才真正展开。在这种耐人寻味的延迟中，仿佛刘禾和《神话》本身也是作为“知识考古”的对象被辨识出来。但无论是刘禾还是她的批评者，无论是与此前的“断裂”还是相对于此后的“延迟”，都共同内在于一个整体性、连续性的学术化进程——这个进程自1980年代中期最初发轫，至1990年代艰难成型，最终在新世纪逐渐趋于稳固。可以说，这个进程形塑了我们当下身居其中的学术处境。因此，对“国民性”讨论各方是非正误的评判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重要的是回顾他们曾经共同身处和身受的历史进程本身，并尝试理解讨论各方在特定历史构造、时代情境以及社会位置上的关切和体验。“断裂”与“延迟”的对话——重审1990年代学术化进程中的“国民性”讨论◎李哲摘要：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中，作者刘禾提供了一种和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国民性”讨论方式。不过，1990年代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中国学界尚未对此引起充分注意，直到2000年“《收获》事件”后，围绕刘禾“国民性”讨论的批评、回应才大规模展开。本文试图论述的是，无论是刘禾讨论与1980年代的“断裂”，还是鲁迅研究和中国学界对刘禾回应的“延迟”，都共同处在一个自1980年代发轫、1990年代成型并最终在新世纪趋于稳固的学术化进程之中。关键词：国民性；鲁迅研究；学术化；1990年代；知识制度076DOI:10.19290/j.cnki.51-1076/i.2023.02.008一作为制度和主体前缀的“知识”在2017年撰写《语际书写》（修订版）序言时，刘禾试图在北美理论界和学术界“思想大转型”的脉络上定位自己的研究：“它发生在三十多年前，于九十年代突飞猛进，以至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美国知识界，而且整个世界的知识界都山河变色，那情景如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旧的思想世界离人们逐渐远去，新的思想萌芽蓬勃地浮出地表。”①如刘禾所说，“思想大转型”并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是令“整个世界的知识界都山河变色”，这表现在学术领域，即是李陀所说的“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运动的狂潮”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