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的新阐释及价值重估_于伟.pdf

“国国际际中中文文教教育育”的的新新阐阐释释及及价价值值重重估估于伟（北京语言大学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北京）摘 要国际中文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最大的不同，应该是超脱“汉语教学”的局限，从汉学教学走向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这其实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走向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教学的国际中文教育，能给中华文化“走出去”带来新机遇，能使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走向世界，能促进国家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甚至能有激发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助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建构，意义非同寻常。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中华文化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国际中文教育”这一术语在正式场合的使用始于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当前，“国际中文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对其内涵尚未有清晰的界定和描述。郭熙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定义为：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它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王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全球范围的各类汉语教学，既可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可包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及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既涉及学历教育，又涉及非学历教育。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及海外华文教育三者可放置于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吴应辉综合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建议将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表述为：“国际中文教育包括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国外的中文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三大组成部分，既包括各层次学历教育也包括各类非学历培训”。以上三位学者都是国际中文教育学界知名专家，亲历与见证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在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学科领域深耕多年，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汉语国际教育学界的主流看法。汉语国际教育学界专家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自然有深刻洞见为旁人所不及处，但往往也会有囿于学科专业的分野而不及旁观者清之点。在笔者看来，以三位学者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教育专家都将国际中文教育的定义局限于“汉语教学”这个概念之中，他们按照思维惯性直接将“中文”与“汉语”划等号，无疑将中文的概念狭窄化了。如果“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的提出只是想表达汉语国际教育的内涵，完全可以将其命名为“国际汉语教育”，或者简直就没有改名的必要，“汉语国际教育”其实就能将上述三位学者界定的“国际中文教育”内涵容纳其中。从这个角度而来，我们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概念应另有深意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超越汉语国际教育的概念，重新界定国际中文教育呢？我们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概念，准备在这个概念之下做什么样的伟大事业呢？一、“国际中文教育”的重新界定“国际中文教育”的概念，共有三个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其中“国际”和“教育”两个词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已经存在，“中文”自然成为这个新术语、新名词的关键所在。在笔者看来，“国际”这个关键词界定了开展“中文”教育的范围，一方面是指在国内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收稿日期作者简介于伟，男，副研究员，博士，从事比较文学与 世纪中国文学、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文”教育，另一方面是指在国外开展的面向当地居民和华人华侨的“中文”教育，这跟上面三位学者的阐释是一致的。“教育”这个关键词界定了我们在国际上从事“中文”教育事业，是希望通过中文“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分享以及行为举止的规范，将传统交给年轻人，使他们在其中成长，舒展自由的天性”，使中文学习者“在一切现存的文化（自然包括中华文化 笔者注）滋养中走向本源、真实与根基，而不是只满足于获取平庸的知识”，从而“塑造既有广泛的文化修养（含中华文化 笔者注）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给他们进步、滕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如艺术般高雅”。国际中文教育承载着古今中外的教育理想，我们自然想通过“中文”教育，培养在中华文化中获得滋养与教化，舒展天性与全面发展的天下英才。这方面的阐释，是以上三位学者没有涉及的。界定了“国际”和“教育”，我们就应该界定“中文”这个关键词了。“中文”在词典中的释义一般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时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将国际中文教育解释为在国内外进行汉语教学倒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阐释的循环”理论告诉我们，对一个字或一个词的理解，需要将其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要想弄明白任何语言单位整体中各文字部分的确切含义，就必须先领悟该语言单位的总体含义，然而只有理解了各组成部分的含义，我们才能了解作品的整体含义。”“国际中文教育”这个新名词是作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升级版出现在国家高等教育事业之中的，它将来还要作为学科和专业名称出现在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中。所以，我们对“中文”的解释，首先要在中国大学建设、高等教育领域的语境中进行。显然，在这个语境之中，“中文”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语言文字”。谈到中国大学建设和高等教育，大学的院系设置之中有中文系，中文系负责建设的学科专业则为中国语言文学，与中文系相对应的是外文系，与中国语言文学相对应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在这种比较之中与语境之下，此处的“中文”好像只能权作“中国的语言与文学”之解。其实，早在清末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为中国文学门开列的主课科目之中，已经基本涵盖了今天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当然，那时候“文学”的涵义并不像今天这样专指“虚构的和想象的著作：诗歌，散文体小说和戏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涵义，即“用简洁明了美丽优雅的文字记录作者的思考、认识、见闻、思想”的为“谋道”而进行的写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院系大调整中，北京大学中文系形成了“以文学研究为主，尤以新文学研究引领全国；重文学研究，亦重文学创作，其意在通，会通古今中西，贯通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的特点。从清末民初中国文学门的设立，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院系大调整，“中文”的涵义其实偏向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但因为“文学”的涵义较广，“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也是蕴含其中的。其实这也表明了中文系之“中文”的意涵，绝非“中国的语言文字”可以涵盖。据此，笔者认为“国际中文教育”这个新名词中“中文”一词的内涵，不能局限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或“汉语”这样一个狭义的范围内，而应该与中文系中的“中文”同意，或直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亦即其简称“中文学科”之中的“中文”之意，涵盖中国的语言、文字、文学、文献等。更深一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学亦是文化的载体，研究中国的语言与文学，亦是通过语言与文学的媒介研究中国的文化，传播中国的语言与文学，其实也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中文”阐释为中华文化。如果觉得太宽泛，我们可以加个限定：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以中国文学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合起来就是以中国语言文学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如此一来，关于“中文”，我们就有了三个边界不断扩大而又彼此交叉涵容的涵义，亦即中国语言、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试着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以国际学生（含来华留学生、外国大学中文系学生）为教育对象，以中国的语言与文学为教学与研究内容，让学生通过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学习，获得良好的中国语言的口语与书面表达能力、古典文献的阅读与检索能力、中国文学的鉴赏与批评能力，以及广泛的中华文化修养，初步具备对中国学术进行深入研究的能力。二、“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价值在上文的论述中，笔者考察了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的通行定义之后，将“中文”一词放到中国高等教育与大学建设的语境中进行重新阐释，觉得“中文”最好阐释为“中国语言文学”这样的内涵。如此一来，“国际中文教育”这个术语也就拥有了适合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内涵与新功能：面向国际学生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在笔者看来，对“国际中文教育”的这一新阐释必将给这个特色学科的建设和整个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带来深刻的变化与深远的影响。其一，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与事业发展，是中文教育从“语言教育”向“文化传播”转型的重要契机。长期以来，中国的中文教育都将自己的教育教学事业局限在“语言教育”的藩篱之内，有意无意中都在弱化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教育。下面这种观点是极具代表性的：“汉语国际教育的使命归根结底还是语言教育。语言和文化是一体两面的，没有谁能够把语言和文化彻底分开，这是由语言的属性决定的：语言是符号体系，而每一种语言的符号体系都带着文化的烙印，都是这种语言的共同体集体认知的结果，都是文化的载体，这是语言的体。语言也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我们在使用一种语言思维和交际的时候不可能不受这种语言影响，这是语言的用。不论是语言的体，还是语言的用，都离不开语言背后的文化所以汉语国际教育不必把文化传播特意突出出来，因为学习一种语言不可能不涉及这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学者们担心，如果旗帜鲜明地将“文化传播”的旗帜打出来，会招来国际社会的非议，会导致有些国家以“文化侵略”为名进行抵制与抗议，从而影响中国的外交关系与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种语言与文化“一体两面”理论的指导下，在共和国 余年的中文教学历程中，汉语教育界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教育，而将重心与焦点放在语言文字教学上。世纪 年代以来，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已经有了 年的历史，经历了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再到今天“国际中文教育”的迭代升级，但从学科名称以及学界对相关术语的阐释（如上面三位学者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阐释）来看，中文（汉语）教育事业中“语言教育”的核心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虽然文学界、文化节对此的抱怨与批评一直不绝于耳。事实如何，现状如何，结果如何呢？尽管我们的中文教育始终固守“语言教育”的范围，但国际上别有用心之人仍以“文化入侵”的名义关停孔子学院、驱逐汉语教师、阻挠中文教学，给我们当下的国际中文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带来了严重影响。而反观我们的外语教育，从晚清传教士开办西式学校进行外语教学甚至从事传教活动，到国家开办大学设置外语系（外国语学院）从事外语教学与西方文化研究，对于正常的语言、文学教学，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活动，我们从来不提对方“文化侵略”，我们甚至主动学习西方，偏激的时候还提出过“全盘西化”口号。为什么？为什么面对同样的“语言教育”活动，双方的反应会如此迥然不同？答案就在于由不同文化教化出来的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亨廷顿的观念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的提出对东西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明冲突论”的提出，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当下与未来世界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摩擦乃至战争埋下了祸根。正是因为美西方信奉“文明冲突论”的理论，以“语言教育”为核心的中文教学在美国才会步履维艰。他们将中文教学看成文化渗透甚至文化侵略，其实是顺理成章、难以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中文教育如何克制自己，如何将教学活动控制在“语言教育”的范围内，在美西方都属于异质文化输入。他们出于预防未来大规模文化冲突乃至文化战争的目的，自然要寻衅滋事对孔子学院正常的中文教学百般阻挠。反观中国的外语教育，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同样是在 世纪末，中国学者费孝通提出了看待与处理不同文化间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作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重要论断。中国学界针对文明交流对话的当前语境与未来前景，亦在不断探索，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关于多元文明间关系的资源，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与召唤。前不久，有学者发表文章提出“文化冲和说”，该学说是直接对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而来的。该学者从老子道德经获得灵感，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得。在她看来，“老子将阴、阳二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