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_赵红军.pdf

14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年第 2 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估：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变得日益活跃。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地理位置、文化风俗、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稳定性以及国际市场信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使得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据统计，20052014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遭受失败的大型项目达 33 个，失败项目金额达 565.2 亿美元，其数量和金额分别占我国企业海外总投资失败案例的 25.38%和 23.95%。从案例发生的地区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大多集中于西亚、北非、欧洲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体制、文化、金融等方面与国际惯例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的量化分析与评价供企业决策参考，使得企业对外投资处于盲人摸象、没有总体风险把控的状况。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面临的 5 类风险角度，选择指标量化分析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希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归纳、综合评估与测算了影响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面临的多种风险因素；通过投资风险量化评估结果与有关经济指标摘 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近年来的企业实践表明，由于企业缺乏对沿线国家诸多风险因素的认识，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基于 2012 2018 年的面板数据，选取 6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从政治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对华关系风险和社会弹性风险等 5 个方面的 4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各国的总风险、地区分组、时间变化趋势等。稳健性分析显示，这一综合风险评估稳健性良好，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风险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决策参考。关键词：“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风险评估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23）02-0014-15赵红军1 曹之煜2（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2.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3）作者简介：赵红军，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区域、产业发展、中国经济；曹之煜，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融资管理。基金项目：国 家 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改革开放四十 年中国发展治理的经济学贡献与世界影响”（项目编号：2018BJL00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经济奇迹的政府治理作用研究”（项目编号：2017BHB016）。数据源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的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与相关报道。DOI:10.13680/ki.ibr.2023.02.008赵红军 曹之煜 15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年第 2 期相关性的分析发现，“一带一路”沿线 63 个国家的投资风险与相关经济变量呈现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们评估得到的投资风险变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提供决策参考。一、文献综述（一）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现有文献关于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政治风险、社会弹性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和对华政治与外交关系风险。（1）政治风险。马昀（2015）认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风险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和经营风险。黄河等（2015）强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要非常注意近年来在欧亚大陆出现的所谓“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这一风险弧恰好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相互重合。苏馨（2017）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不发达、法治体系不健全、政策多变，我国企业如果不能提前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预判，往往会出现投资误判乃至损失。邱立成和赵成真（2012）认为，法律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风险之一，并且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法律风险会更高。胡穗和胡南（2017）认为，在债务规模已经很高的条件下，政府无论是放任债务增长还是控制债务增速，都会降低政府的稳定指数。周五七（2015）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地区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呈现“西亚中东南亚中亚”的弧形恐怖主义地带。高松林（2018）指出，腐败问题是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面临的诸多重要风险之一。陈梅（2018）认为，投资国出现腐败会严重限制投资主体的持续发展能力，要积极主动控制腐败风险。王碧珺和刘瑶（2018）指出，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治理质量、执政效率越高，法制环境越健全，外国投资风险就越低。（2）社会弹性风险。徐献军和张胆琼（2018）认为，在度量“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风险时不能忽视宗教的影响。张原和刘丽（2017）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保障整体水平与增长速度存在国别差异。李锋（2016）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主要缘于地理政治因素，一些国家局势动荡、政权更迭、战争战乱、恐怖活动等会使投资风险恶化。（3）主权信用风险。李原和汪红驹（2018）强调，主权信用风险是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之一，主权信用风险造成的投资损失远大于政治、经济等风险造成的投资损失。（4）经济风险。张春蕊（2018）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欠发达国家为主，经济发展波动较大，社会处于动荡状态，缺乏吸引投资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5）对华关系风险。有学者指出，自 2008年至今，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持续紧张是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投资的因素之一。宗芳宇等（2012）强调，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是促进我国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 马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马来西亚EB/OL.2018,搜狐网.https:/ 16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年第 2 期直接投资的一种有效做法。巴殿君和朱振恺（2015）认为，良好的双边关系能够有效降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邓新明和许洋（2015）发现，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双边投资协定能促进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二）“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评估研究现有关于“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评估的研究，主要包括投资风险国别研究和量化分析。在国别研究方面，王永中和李曦晨（2015）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风险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投资风险最高的是西亚地区，投资风险较高的有南亚地区，投资风险较低的是中亚地区，投资风险处于中等水平的是中东欧、独联体和东盟国家。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菲律宾投资失败的次数最多；伊朗是我国企业在西亚地区投资失败项目和金额最多的国家；在中亚地区，我国企业投资失败的项目主要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独联体地区的投资失败项目主要在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失利项目主要在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在量化分析方面，李原和汪红驹（2018）强调，政治经济综合因子对一国整体的投资风险影响最大，对“一带一路”区域而言，政府执政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具有较强相关性，二者相互交织成为决定外来直接投资风险的最重要因素。赵峰等（2018）发现，总体上我国企业的外汇风险对冲取得了良好效果，提高了企业价值；就具体维度而言，风控机制的作用最大，公司财务水平的作用居于第 2 位，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能力的作用最小。唐礼智和刘玉（2017）的研究表明，公司最大的政治风险与邻国政治风险溢出效应呈现正相关，而且东道国腐败控制对中国海外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孙彦波（2017）发现，发达国家对国内政局风险的敏锐程度远远好于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面临非常复杂的风险，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发生众多失败案例，进而造成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学者虽然讨论了各种各样的投资风险，相应的风险评估方法也比较多，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综合测算与度量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研究的空间。现有研究缺乏统一的风险指标选取标准，选取的时间跨度较窄、国家数量较少，研究结果也不够客观、全面。本文在参考已有理论、方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全面的归纳和梳理，提出有关影响因素分析的体系与框架，并运用更全的数据进行评估与预测，希望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到“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兴业提供决策借鉴。二、我国对外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前文的文献综述，笔者从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社会弹性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和对华关系风险等 5 个角度选取相应指标。由于涉及的因素多，并且这些因素被划分为 1 级指标、2 级指标和 3 级指标，因此，下文仅结合社会弹性风险，介绍对外投资风险影响因素的选取过程。赵红军 曹之煜 17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年第 2 期社会弹性风险是指社会秩序、社会规范、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安全水平等社会条件对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风险。这些因素类似于一种社会性基础设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度量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风险因素。具体而言，社会弹性风险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人口结构、社会治安、宗教风险、社会保障等角度来度量。从教育水平角度看，若一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会降低由于合同违约造成的投资损失。一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取决于成人和青年的受教育成本。由于我们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教育人口占比或受教育年限的系统数据，本文分别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人群和成年人群的识字率间接度量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看，一国的人口结构通常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贫富结构等多个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较大的主要是人口的贫富结构和性别的平等程度。本文选取贫困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率衡量该国的贫富差距，选取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CPIA)得到的性别平等评级衡量该国的性别歧视程度。从社会治安角度看，一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外国企业进入该国市场投资时考虑的一个因素。本文选取国际谋杀犯罪率、由盗窃和纵火等所导致的损失占销售额的百分比、秩序与安全、缺乏暴力补救、没有内部冲突、没有犯罪这 6 个指标对治安环境风险进行评估。从宗教角度看，一国的宗教多样性及宗教间是否存在矛盾会对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际交往产生较大影响。本文选取宗教自由程度这一指标对宗教风险进行评估（徐献军和张胆琼，2018）。从社会保障角度看，一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往往决定该国公民对政府的信赖程度，进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稳定。本文选取社会保障评级这一指标对社会保障进行度量。这样获得了表 1 社会弹性风险的 12 个指标。另外，我们用法制风险、政府效率、政府稳定性、恐怖主义风险以及腐败风险 5个 2 级风险指标以及 18 个 3 级风险指标衡量政治风险；用与我国合作关系、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 2 个 2 级风险指标以及 2 个 3 级风险指标度量对华关系风险；用市场风险、对外贸易开放程度风险、失业率、税务风险以及通货膨胀风险 5 个 2 级指标以及 11 个3 级指标衡量经济风险；选取 2 个 3 级风险指标对主权信用风险进行衡量。最终，我们获得衡量我国对东道国投资面临的 45 个投资风险指标（表 1）。三、数据与评估方法（一）评估方法目前对于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价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 6 种。吴旺（2016）构建了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矿业企业对外投资风险评价模型。张栋等（2019）采用主成分法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 35 个国家的综合风险。宋维佳和梁金跃（2018）应用突变级数法构建了“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价模型,对各国风险水平进行定量研究。刘际昕（2017）采用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理论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估：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 18 国际商务研究 2023 年第 2 期风险类型2 级指标 3 级指标指标说明数据来源政治风险法制风险法律权利力度指数（legri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