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挤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_李勃昕.pdf

第 卷 第 期 年 月科 学 学 研 究 文章编号：（）“双碳”挤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李勃昕，任 赟，韩先锋（西安财经大学，陕西西安；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昆明）摘 要：“双碳”目标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基因，科学降碳至关重要。文章基于理论模型阐释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原生演化关系，以“波特假说”剖析降碳减排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双向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随着经济产出规模扩张，单位碳排放的经济贡献有所提升，而产业结构在低阶水平时，需要一定碳排放容忍度才能驱动结构升级。同时，排放强度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具有较为复杂的动态演化规律，适度降碳约束能够撬动技术创新的最佳外延驱动力，而碳排放强度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影响存在边际递减特征。此外，排放强度的调节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创新驱动力最佳的门槛阈值在经济产出维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顺势传导轨迹，而低强度 排放约束普遍更有利于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由此，“双碳”推行要科学研判、循序渐进，在降碳挤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之间，寻求多维平衡和动态优化的实施策略。关键词：“双碳”目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创新驱动；排放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数据来源：牛津大学 。收稿日期：；修回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安市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作者简介：李勃昕（），男，副教授，博士（后）。任赟（），女，硕士研究生。韩先锋（），男，校聘教授，博士，通讯作者，：。年中国 规模首次超过百万亿元，全球占比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驱动力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碳排放超过百亿吨，全球占比高达 ，备受国内外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新时代绿色高质量发展树立“双碳”目标。全球范围来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南北分化，各国对环境规制尚存分歧。“环境优先论”的主流观点是，排放不断攀升，导致全球温室效应急剧恶化，中国作为碳排放第一大国，应制定严苛的“双碳”政策，加速绿能转换。“经济先行论”则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和环境优化的前提条件，降碳“一刀切”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涟漪效应，不仅难以长效优化环境，还会抑制经济发展。悖论之争引发的思考是，当前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势态，“双碳”挤压会产生何种影响？乐观预期是借助“双碳”规制，加速技术创新和效率变革，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政策导向往往具有两面性，如果“双碳”推进过于简单粗暴，不仅难以撬动创新驱动，反而可能吞噬经济增长空间，造成不利影响。那么，亟待揭示的经济事实在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到底存在何种演化关系，如何有效撬动“双碳”挤压对技术创新的内生驱动力，缓解转型阵痛，开拓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双赢格局。文文献献回回顾顾 世纪末，各国逐渐意识到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温室效应”无国界，由此衍生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外部性议题。理性驱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环境共识”：降低碳排放并加强环境规制。但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愿接受降碳可能引发的经济衰退，既然发达国家先行将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稀释给了发展中国家，那么也应将先进技术和降碳经验传授给发展中国家，以互通合作共同应对环境变化。按照上述逻辑，协同降碳有两个前提条件需要DOI:10.16192/ki.1003-2053.20220617.001 第 期李勃昕 任 赟 韩先锋：“双碳”挤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验证：一是技术进步能否降低碳排放？对此多数学者持正向意见，和 从生产函数推导得出，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之间存在负相关影响，生产效率提升将减少能源消耗，提高单位碳排放经济产出。和 基于 国家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技术创新是这些发达国家降碳减排的有力工具。然而，对印度的研究发现，虽然 年间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但碳排放并未因此降低，可能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和效率进步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结构。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能否实现？虽然南北合作被认为是应对环境变化的合理途径，但现实中困难重重。首先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往往不愿意分享先进技术，尤其是对那些能够产生“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技术长期封锁，造成难以逾越的溢出壁垒。其次，发达国家的科技革命和技术进步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各不相同，本身工业基础水平相对较低，当内外技术势差较大时，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不足，外部技术嫁接可能出现南橘北枳，无法达到降碳预期。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惯性制约，更愿意留在简单的规模经济轨道，而不愿探索绿色技术变革。对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碳排放，加强环境规制成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降碳与否无需争论，需要探讨的是如何科学降碳。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竞争遏制和技术封锁策略，外部技术嫁接和经验学习短期内难以实现，降碳减排必须放弃外部幻想，寻求自主可行的“双碳”路径。一些学者将“波特假说”作为降低碳排放、激励技术进步和效率变革的理论工具，但需要防范的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外延式扩张逐步向内生性增长转变，严苛的“双碳”挤压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空间，造成惰性反噬。为了检验“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践规律，揭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创新驱动之间的涟漪效应，本文将剖析典型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双向演化的特征事实，以理论模型刻画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衍生关系，推演“双碳”减排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双向影响机制，以动态回归模型考察经济产出和产业结构在不同水平时的碳排放约束，通过门槛调节模型识别碳排放强度对创新驱动经济扩张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溢出轨迹，从而为科学推行“双碳”目标，赋能创新驱动与绿色增长，提供系统优化启示。特特征征事事实实与与理理论论机机制制 特征事实从全球 个主要经济体近 年的 规模和排量统计能够看出（见图 和图），两者的增长趋势具有一定同向规律，说明经济高速增长加速了碳排放，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存在必然衍生关系。然而，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碳排放水平在动态演进过程中存在时空分异特征。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 年前后均实现了碳达峰，但差异在于，英国、德国和日本的 规模在碳达峰之后恢复平稳势态，而美国的 在碳达峰后依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中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碳排放规模同样具有正向演化关系，当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碳排放规模明显高于印度，已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图 主要经济体 统计（亿美元）（）单位 碳排放水平（见图）能够反映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源结构和生产效率，经历早期工业革命扩张，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单位 碳排放水平不断降低，在 世纪 年代后基本稳定。印度的单位 碳排放水平下降趋势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缓慢，对传统化石能源过于依赖。中国单位 碳排放在改革开放之前处于较高水平，随着后期经济增长、技术科 学 学 研 究第 卷图 主要经济体 排量统计（百万吨）（）图 主要经济体单位 碳排放量（吨 百万美元）（）进步和产业升级，单位 碳排放水平出现骤降，这和发达国家 年代的降碳规律类似。从人权平等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人均 排放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见图），呈现先扬后抑的“”型演进规律。中国和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 排放水平依然处于上升阶段，对应发达国家 年代的演化轨迹来看，属于经济爬坡和效率进步过程中的阶段化特征。图 主要经济体人均碳排放量（吨）（）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和 相关数据整理而得。对全球 个主要经济体碳排放历史演化的特征事实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在初级阶段存在同向演化关系，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碳排放出现了先扬后抑的“”型进化规律，基本符合环境库兹涅次曲线的周期性假设。然而，不同国家资源禀赋和经济水平大相径庭，造成碳排放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一定的周期性阶差。因此，降碳减排不应静态约束，“双碳”挤压更不能“一刀切”，而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条件，以合理降碳约束激励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寻求包容性绿色增长路径，这就需要在动态视角下研判碳排放强度、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迭代关系与驱动效应，为“双碳”推进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理论机制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将劳动力以外的投入要素资本化，这包括了能源投入，而能源消耗必然产生碳排放 ，假设劳动力和其它资本的投入产出关系恒定，而经济产出会消耗能源投入，排放二氧化碳，即 （，），则有初始状态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原生正向关系（见图 中）。动态视角下，能源价格因稀缺性不断上涨，经济产出将平滑递减（），即 ，显然，这会导致单位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规模上升，加速碳排放，无约束条件下，最终演变为经济产出的边际递减效应。内生增长理论有助于化解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量化约束，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技术水平，通过创新活动提高技术效率，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改变能源投入产出关系（），逐步降低单位经济产出的能源消耗：，收敛碳排放，这是以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实现“碳达峰”的理论基础。图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演化关系 第 期李勃昕 任 赟 韩先锋：“双碳”挤压、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外部性理论和规制经济学引导下，和进一步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将有助于加速技术进步，以内生驱动缓解经济产出下行压力。然而，“波特假说”是基于技术创新与碳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所提出的，具有一定解释局限。首先，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并不具备技术创新条件，经济产出以能源消耗为线性约束，必然衍生碳排放，甚至可能出现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碳排放边际递增（，），碳规制可能不仅难以激励技术创新和效率进步，还会抑制经济增长，造成恶性吞噬，即 。其次，强化碳规制的预期是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激励单位碳排放经济产出，但在开放经济驱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价值链的多维耦合，本国碳成本上升或规制强化将可能引发价值链转移，倒逼企业将生产加工外置于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这会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权失衡。综上，理论模型能够合理分解“波特假说”的乐观预期和可能存在的吞噬陷阱，但事实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广泛分布于低端价值链到高端价值链，高耗能传统工业依然存在，同时大量新兴技术服务行业不断涌现，那么“双碳”战略在经济转型阶段所形成的驱动力既有可能促进技术创新和效率变革，也有可能对传统产业造成反噬压力，从而演化出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显然，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到经济绿色增长并非一蹴而就，降碳减排“一刀切”更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双碳”目标推进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及其内在结构的动态演进规律，在不同阶段实施差异化的调节策略，以循序渐进的降碳约束撬动技术创新，进而释放内生驱动与绿色增长的共轭红利。计计量量研研究究设设计计 经济增长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线性估计模型首先，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具体分为规模性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和结构性指标产业结构水平，以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解释变量，引入相关控制变量，设计多元回归模型判断经济增长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线性影响关系：（）其中，为 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为控制变量影响弹性系数，为截面个体效应，为时间效应，为误差项。经济增长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动态演化估计模型将经济增长水平设为分段函数，考察 排放强度在经济增长水平不同阶段时的动态影响差异：（）（）（）|（）式（）中，为区分经济水平的量化阈值，为设定存在分区门槛的假设函数。碳排放强度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门槛调节估计模型以经济增长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区域创新效率（）为解释变量，引入 排放强度作为调节创新驱动的门槛变量，借以检验碳排放强度在不同区间时，能否改变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式（）中，为 排放强度的待估门槛阈值，以此将 排量分成两个不同强度区间，并且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弹性系数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