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缩略词”的跨文化衍生与传播：一个符号学试推_刘利刚.pdf

152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外文缩略词”的跨文化衍生与传播：一个符号学试推*Cross-cultural Deri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bbreviations:An Abduction of Semiotics刘利刚*Liu Ligang摘 要：当今“速度为王”，“外文缩略词”涌现“汉字世界”已为事实。“地球村”式的修辞化说法倾向于对正被异化的“汉字世界”的轻描淡写。新闻传媒出版界慎用“外语缩略语”，并非无稽之谈，而是要维护中华文化的意义秩序。通过对这种现象的传播符号学试推，既揭示了“外文缩略词”有违传播衍生逻辑而形成的文化威胁性，又结合时代语境揭示了这种“西风东渐”的由头，继而阐明了手执话语生产权的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理应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的义务与责任。Abstract:Nowadays,“Speed is king”.Some“Foreign Language Abbreviations”emerge in large numbers in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The rhetorical argument of the style of“the global village”inclines to understatement for being alienated“Chinese character world”.Media should be shielded from foreign language abbreviations,not nonsense,but to maintain the order of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culture.From a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read of undesirable foreign acronym derived from logic and its potential threat.Combining context of the tim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 of western influence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新三峡生态旅游的影视化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YBCB094）；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改项目“体认+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混合学习模式实践研究”（项目编号：JY2296231）。*作者简介：刘利刚，博士，副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国际传播学院，主要研究传播符号学。“外文缩略词”的跨文化衍生与传播：一个符号学试推 153media,holding the right of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as a social public instrument,should maintain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responsibility.关键词：外语缩略词；跨文化；衍生与传播；主体性；符号学试推 Key words:foreign language abbreviations;cross-cultural;derivation and com-munication;subjectivity;semiotic abduction语言是看待世界的一种精神生产方式，它具体由文字固定下来。中华文化之所以是中华文化，正因表征中华文化的语言由汉字构成，汉字不仅仅是汉语的记录手段，而且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内在形式。诚然，“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存在“去汉字化”倾向，但这种倾向只发展到“简化汉字”的程度，并未使之“拼音化”。汉字在本质上与记言的表音文字不同，记言文字即表音文字怎么说就怎么写，而代言的汉字乃“无声的”，即汉字所发出的不是自然语言之声，而是掌握文字的政权即国家的统一之声。记言文字，因言语异声必文字异形：“罗马帝国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土地隔绝，言语相异的人，各自用字母拼出各自的言语，不同的各种文字，遂纷纷出现。我们可以说，自从纪元前腓尼基人发明拼音字母，欧洲就注定了不能统一。”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大一统”状态，正在于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一种无声的、超越各种方言的代言文字即汉字存在。中国地域辽阔，存在不同方言，虽“言异声”，但不管怎么“说”，最终皆“书同文”。书同文对中华文化几千年来保持统一性具有绝对的向心作用。当今时代，“速度为王”，“外文缩略词”涌现“汉字世界”已为事实。不可否认，外文缩略词的确给中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方便，但毫无疑问任由其不规范地发展，会积少成多，成为干扰中华文化意义秩序的“文化噪音”，势必会使我们的语文生态变差，同时会进一步拉大我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上的“赤字”。诚如，GDP、PK、NBA 等外文缩略词已经习焉不察地被大众当作中华汉字的一部分在使用。也许，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会引来质疑之声：这么小的问题有必要写篇文章论证，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了？但从维护中文自然生态的意义上，笔者还真的就想此一“小问题”从学理层面钻一钻牛角尖，以期引发更为深入的讨论与争鸣。与此同时，笔者也力图阐明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手执话语生产权，理应在维护中华文化主体地位上做好表率，规范地使用外文缩略语，使之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盲目地拒斥所有的中文西化，诚然其中一些高柏杨：中国人史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年，第 472 页。154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妙的西化还是值得借鉴的，而反对的是其中一些恶性的西化现象。一、“外文缩略词”乃闪耀着时代之光的双刃剑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纪，一个速度为王的时代。高科技设备增加了我们传递信息的速度，以及缩写、昵称、行话以及其他短语形式的频繁使用节省了更多的时间。由于掌上电脑连接到电脑，所以网络已经成为数据中心以及购物商场和杂货店。电子邮件远快于传统的“蜗牛邮件”，手机速度更快，它的所有工作都在手指间、刹那间完成。人们长期广泛使用某些缩略语，如 RSVP（预约的意思）,它使我们获得信息远比完全拼出容易、节约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更愿意说“DNA”,而不愿意说“Deoxyribo 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然而，大多数缩略语的意思是不明显的，随着附带有多种意思的大量缩略语的出现和使用，这一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例如，在 Abbreviations Dictionary（Tenth Edition）中，小写字母“a”代表着 50 个单词或短语的意义，而大写字母“A”有 65 种意义。其实，当我们翻开任何一种外语词汇读物时，就会发现，以“某个字母”开头的单词或短语，数量极多。一般来说，在一个文化圈子外，使用这个文化圈子里定义的缩略语会引起混乱，反之亦然。例如，在阿卡普尔科、布宜诺斯艾利斯或马德里，一个不懂西班牙语的人，在洗澡时，很可能会将淋浴阀门上的标志“C”，误以为“Cold(凉水)”，而实际上是“Hot（热水）”。这岂不要每个人手捧一本“Abbreviations Dictionary（缩略词典）”，随时准备消除误解吗？就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在经贸、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外语缩略语不断见诸文献和报刊，诸如,“APEC”“ATM”“BBC”“CEO”“CNN”“ISO”“IT”“MBA”“IOC”“VIP”“NBA”“WHO”“UFO”等等，不胜枚举。它们中，有些已经融入中华文化，有些还未被国人熟知，如“PK”已随着“超女”红遍大江南北，而“UNCF”为何物，仍在造成混乱。无论“外文缩略词”这把利剑挥向何方，都值得我们注意，在具有 3500 年生活史的汉字世界里，它们正在人们不经意间、普遍地渗透进来，已成为 21 世纪我们必须面对的不争事实。Dean Stahl&Karen Kerchelich.Abbreviations dictionary M.New York:CRC Press LLC,2001:p.xi.“外文缩略词”的跨文化衍生与传播：一个符号学试推 155二、“外文缩略词”的传播符号学试推（一）从意义的生成与交换分析传播符号学试推的基本思路传播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而使得传播得以成功的就是符号，它可以被看成传播的“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中，约翰 菲斯克（John Fiske）认为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两大派别，即过程学派和符号学派。前者视传播为讯息的传递,关注的焦点在于传送者和接收者如何进行译码和编码,以及传送者如何使用传播媒介和管道。它探讨传播的效果和正确性问题。后者视传播为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关注的是讯息以及文本如何与人们互动并产生意义。图 1 所示的模式恰好将“过程”和“符号”都嵌入了其中，成功地表述了“传播符号学”所要表述的意图。发送者 编码 能指 信息 所指 解码 接受者 图 1 符号传达意义的模式在图 1 所示的模式中，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 德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一书中提出。他认为，符号包括两个构成元素：“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能指”和“所指”是成对出现的概念。索绪尔用下面这一模式（图 2）来说明两者的关系。“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如一个词的发音或一张照片的外观。所指是符号使用者对符号指涉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能指 所指 两者之间不断的 动态性相互作用 符号图 2 符号的构成模式 美 约翰 费斯克：传播符号学理论，张锦华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3 年，第 14 页。赵毅衡：文学符号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年，第 6 页。瑞士 费尔迪南 德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 102 页。美 约翰 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262 页。156 华夏传播研究（第十辑）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通常并非一次性完成的，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序列关系。在第一级序列中，由能指和所指联结成一个整体，即符号。在第二级序列中，前一级序列中的符号又变成了能指，与另外的所指共同组成第二级序列的符号。说不定还有第三级、第四级序列等。罗兰 巴尔特（Roland Barthes）给出的模式（图3）如下：1.能指 2.所指 3.符号 .能指.所指.符号 语言 神话 图 3 罗兰 巴尔特的神话模式正是意指将能指和所指联结成了一个整体。巴尔特视意指为一个过程。同时，他将意指区分为“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其中，“直接意指是单纯的、基础的、描述的层次，在那里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大多数人会认可其意义”，而含蓄意指则“不再是一种明确解释的描述层。在此我们开始根据社会意识形态普遍信仰、概念结构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等更广泛的领域，来解释各种完成了的符号”。在含蓄意指那里，他深刻地看到了“神话”。所谓神话(myth)，“是指遍及某种文化的一系列广为接受的概念，其成员由此而对自身社会经验的某个特定主题或部分进行概念化或理解。”例如，乡村神话一般包括：美好、自然、心清神爽、宁静、幽美等概念。上文的图 2 和图 3 以及意指概念，都是从菲斯克所说的符号学派的角度在进行试推工具的准备。而图 1 则是从把过程派和符号派进行综合的角度进行准备。对图 1 进行推演变换，让原话语表示发送者文化语境中的话语，让变异体话语表示接受者文化语境中的“原话语”，让中间媒体担当图 1 中“能指”到“所指”的转换者，便又可得出图 4 所示模式。原话语 变异体话语中间媒体 图 4 话语的流变模式 法 罗兰 巴尔特：神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