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_庸众”思维模式下的爱情悲剧——重读《伤逝》_徐燕来.pdf

50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超人/庸众”思维模式下的爱情悲剧重读 伤逝徐燕来湖北工程学院，湖北孝感432000摘 要：伤逝 中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鲁迅先生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认知特征。在“超人/庸众”启蒙框架中，遵循爱情逻辑的子君，当她从“庸众”成长为“战士”时，她得到了爱情。当她从“战士”蜕变为“庸众”时，她的爱情便因偏离启蒙而成了悲剧。信奉启蒙逻辑的涓生，当他拒绝蜕变为“庸众”而选择放弃子君时，他不仅失去了爱情，也因失去“众数”的支持而陷入孤独，成为“颓废超人”。正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存在着如何处理“超人”与“庸众”的关系和如何看待“庸众”诉求的认知盲区，所以 伤逝 中的爱情，才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成了一个悲剧。关键词：伤逝 爱情悲剧个性主义伤逝 是鲁迅先生于1925年创作的唯一一篇爱情小说。小说形式特别，意蕴深厚，蕴含着丰富的阐释空间，学者们几乎穷尽了各种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今日重读，主要是立足于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来分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为何是悲剧。在写于1907 年的 文化偏至论 中，鲁迅先生关于个性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强化的是“超人”精神，即不屈的战斗精神和独立自强的意志力。“任个人而排众数”则包含着一个“超人/庸众”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一方面强化了“超人”“先觉善斗之士”“精神战士”在启蒙中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大多数人的“众数”，则成了“庸众”，属于启蒙的对象。基于这种思维模式，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启蒙主张，即“超人”对“庸众”的唤醒；二是战斗精神，即被唤醒的“庸众”应该成长为敢于反抗的“战士”，自觉地为探索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而奋斗。一、从“战士”到“庸众”：子君的爱情之“逝”作为被启蒙新风吹醒的“战士”，子君从传统旧家庭中出走，大胆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并喊出了充满战斗精神的爱情独立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战士”不是天生的，是“五四”精神孕育的。子君和涓生交往时，涓生和她“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既是谈恋爱，也是思想启蒙。正是在涓生的启蒙下，在爱情的助推下，子君才喊出了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也是最具时代精神的口号：“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意味着，作为被启蒙者，她抛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开始向“战士”的道路上前进。可贵的是，子君并非只是喊喊口号，而是采取了行动。她和她的家人“闹开了”，并勇敢地走出了“家门”；她卖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顶着世俗轻蔑的目光，无所畏惧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五四”时期，敢于这样做的青年，都是时代的英雄。所以子君的行为得到了以涓生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涓生大胆地和子君在一起，并不惜和几个或胆小，或嫉妒他的朋友绝了交。正是因为有时代精神作为行为支撑，有涓生的热情回应，子君才能很坦然地面对“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猥亵以及轻蔑的眼光，收获美好的爱情。在启蒙语境中，敢于追求爱情的子君和涓生都是反抗旧秩序的战士，时代赋予的荣耀和光环足以让他们有勇气对抗世俗，并对他人的讥笑和异样的目光报以不在乎的态度。如果说，觉醒前的子君是“庸众”，那么觉醒后的子君就应该始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然而，在这一点上，子君显然做得不够。尤其是在得到爱情之后，她不是继续战斗，而是从“战士”蜕变为“庸众”。在小说中，子君重新变回“庸众”，其主要表现是开启了日常生活模式。得到爱情后的子君，人也“活泼起来”“胖了起来”，开始快乐地为生活而“忙”：忙于和小官太太暗斗；忙于做菜；忙着饲养小狗阿随和油鸡忙得“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不仅自己开始为生活而“忙碌”，还将涓生带入了为“生计”而“活”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涓博 士 之 声51名作欣赏/博士之声生开始有了失落感：“我的路也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我学会了煮饭，就在这时候。”涓生强烈的失落感，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他感觉到有一种从启蒙“战士”向“庸众”下沉的危机。这对于涓生而言，是不允许的。在“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历史时期，鲁迅先生和同时代的先贤们，主张将个人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为寻求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而奋斗。很明显，子君对于个性主义启蒙思想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只是止于反抗旧秩序和追求爱情自由的层面。她之所以敢和她的家人闹翻，敢于坦然面对来自“老东西”“小东西”等旧秩序的压力，其勇气不仅来源于启蒙精神的鼓舞，而是因为有爱情作为支撑，有涓生的积极回应。小说中不止一次地描写到，子君总在独自回味涓生向她求爱的情景：“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说到底，她不过是一个追求罗曼蒂克爱情的女孩，爱情才是她的精神支撑，也是她人生追求的最终目的。因此，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自然而然地疏远了启蒙，逐渐成了“庸众”中的一员。鲁迅先生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想，主张将个人从旧秩序中解放出来。解放的个人应该拒绝成为“庸众”，要主动成长为“战士”，其最终的指向“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对那些先觉者和战士，鲁迅先生最看重的是他们为改造国民性和寻找“新路”的战斗精神。比如，他对刘半农的评价：“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 浅 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先觉者或觉醒的个人，一旦退出战斗，在鲁迅先生看来，那便于中国无益，也是他所不主张的。很显然，子君的路偏离了启蒙的轨道。于是，涓生强烈地感受到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如何更新？怎样创造？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启蒙的轨道上来，回到寻找“新路”的轨道上来。遗憾的是，子君是不理解什么是“新路”的，所以涓生才有这样的困惑：“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子君和涓生之间的隔膜，症结在于子君对于“新路”的茫然和不理解。因此，子君是落后的，是不思进取的和浅薄的，她成了“庸众”。当子君是觉醒的新人时，涓生是爱她的；当子君退出战斗回归家庭，重新成为“庸众”后，涓生便不爱她了，因为那于中国无益。也正是这个原因，涓生最后决定放弃爱情，纠正偏离的人生轨道。对此，子君浑然不知，也不理解，只能默默承受爱情的悲剧结局。二、“颓废超人”的选择：涓生的爱情之“伤”读 伤逝，读者们多少会觉得涓生有些自私、虚伪，有负子君。但对于涓生，澳大利亚学者张钊贻则将他解读为一个“颓废”的“超人”。如果在“超人/庸众”的框架中来理解子君与涓生的关系，那么涓生自然属于“超人”一维，而子君则属于“庸众”之维。对于涓生来说，爱情是启蒙的一部分，离开启蒙，爱情的面目就变得模糊了。这就注定，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轨道，一是爱情，一是启蒙。当爱情的轨道与启蒙的轨道相重合时，爱情就是圆满的；当爱情的轨道偏离启蒙的轨道时，爱情悲剧就会上演。小说开头便写了涓生独自一人在破屋里，感受到一种“被遗忘”的“寂静和空虚”。伤逝 写于“五四”落潮之后，作为启蒙者，“被遗忘”的“寂静和空虚”是启蒙落潮后的时代情绪。扫除“寂静和空虚”的最好办法，是重新找回启蒙者的价值与自信，继续战斗。因此，涓生急切地等待子君的到来，因为他爱子君，并仗着她逃出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不能说涓生完全不爱子君，但在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中，混合着来自启蒙成功的成就感。涓生爱子君，更是爱自己启蒙成功的对象。他爱的子君是这样的：“送她出门，照例是相离十多步远；照例是那鲇鱼须的老东西的脸又紧贴在脏的窗玻璃上了，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东西的脸，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这是一个敢于和旧秩序勇敢决裂的“战士”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战士”还是自己启蒙成功的。因此，子君越勇敢，涓生越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作为启蒙者的胜利。当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时，涓生心中一阵“狂喜”。他的“狂喜”不是基于子君敢于冲破旧道德的束缚爱上他的爱情逻辑，而是发现“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他的喜悦来于自己启蒙的成功，而对于真实的子君，涓生是不喜欢的。他不喜欢子君的“忙”，不喜欢子君养的油鸡和阿随。于是埋怨子君52MASTERPIECES REVIEW名作欣赏 2023年第9期只顾操持家务而没时间看书散步，还吃掉了她养的油鸡，丢掉了她喜欢的阿随。因为爱情与启蒙交织在一起，所以涓生对子君的爱是不纯粹的。他将子君作为启蒙对象，成功地让她成为精神界之“战士”。可他不明白，子君成为“战士”不完全是因为个性主义思想启蒙，而是爱情的力量。于是，当揭开启蒙的面纱，面对真实的子君时，不过三个星期，涓生便“读遍了她”。他发现，子君不爱花，爱动物；子君不爱读书，沉溺于家务当他再度审视子君时，才回忆起她并未完全摆脱“旧思想”的影响。对此，小说中有这样的细节：“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子君不过是不好意思看半裸男人像罢了，为什么就说她没有脱离“旧思想”呢？表面上看，子君的旧思想是对传统爱情婚姻观的认同，更是她将操持小家庭的生活作为她人生的全部意义。事实上，子君的“旧思想”还有更深的意味，那就是子君的旧思想是通向个人幸福的，并没有直接通向寻找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在“五四”时期，启蒙的初衷不是让解放的个人去追求纯粹的个人幸福，而应该是为寻找民族国家发展的新路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如果沉溺于个人小家庭的幸福，那么在启蒙逻辑上则“新”不了，是“旧”。这就很清楚了，涓生不爱子君，也不完全是迫于生计，而是在“超人/庸众”框架中，子君便重新成为“庸众”。子君回归家庭成为“庸众”，这是涓生启蒙事业的失败，其直接后果是：一方面，涓生囿于经济压力，无法凭一己之力再次解放子君；另一方面，只要和子君在一起，自己随时会有“堕落”为“庸众”的危险。这种人生处境，让涓生不得不颓废。面对人生的两难处境，涓生应当如何做出选择，涓生鼓起勇气对子君说：“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在爱情的立场，尤其是那句“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涓生虚伪的托词。作为爱人，涓生是在推卸责任。但在“五四”启蒙语境下，涓生的“托词”是“有效”的。作为“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涓生的选择，或者说他的行为依据当然是与“五四”有关的个性主义启蒙思潮。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就主张“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大力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鲁迅极力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任个人而排众数”。以当时影响较大的易卜生的个性主义为例，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有这样一种观念：“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此，个人如果想真正有益于社会，那么“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而不是跟着堕落不肯自救，因为救出自己便意味着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就是说，“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支持“新青年”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而保存个人的实力。因此，对于涓生来说，当他的人生小船偏离航向要沉时；当他认为子君“捶着自己的衣角”，致使他难以摆脱眼前的困境去寻求新生路时；当他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时，最终，他选择了“启蒙”，选择了“易卜生的个性主义”尽管他料到子君会因此陷入绝境，但还是在船要沉没之前“救出自己”，而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