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入”与“译出”的名实之辨_陈大亮.pdf

2023 年 3 月第 44 卷 第 2 期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Mar.2023Vol.44 No.2“译入”与“译出”的名实之辨陈大亮摘 要: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的深入展开,“译入”和“译出”的区别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但是翻译界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存在三种不同观点,出现术语乱象和观点冲突。在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澄清了译入与译出、顺译与逆译的区别,探讨了两对概念之间的联系,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译入;译出;顺译;逆译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23)02-0081-05Abstract:With th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coming translation and out-going translation turns out to be a cutting-edge issue in translation studies.The two terms,however,are used in three respective meanings,which causes confusion in understanding and collision of opinions.This paper,based on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presentative views,classifies the four terms of in-coming translation,out-going translation,direct translation and inverse translation,and offer constructive solution to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Key words: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in-coming translation;out-going translation;direct transla-tion;inverse translation1.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中华文化走出去力度,推出一系列中国图书对外翻译推广计划与出版工程,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化,“中国的翻译业态已经从翻译世界转为翻译中国”(黄友义 2022:129)。这不仅是翻译方向上的转变,也是翻译策略、方法、规范、目的、立场等方面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界开始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由谁来译、怎么译、为何译、翻译方向、接受环境、传播效果等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译入”和“译出”遂成为两个前沿译学术语。潘文国(2004)是国内最早使用“译入”和“译出”术语的学者,论述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许钧从 2010 年开始从译入与译出视角关注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的问题,并在后续系列文章中思考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译出活动,呼吁学界加强中译外实践与理论研究。谢天振(2012:14)在 2012 年发表观点:“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国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in-coming translation)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out-going translation)的行为和实践。”他在之后的文章中进一步阐发译入行为和译出行为的区别,引发学界热议。可以说,潘文国、许钧、谢天振三位学者引领了译入与译出的研究方向,把“译出”问题推到学术的最前沿。译入与译出研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关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中国翻译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翻译的文化身份、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等重大学术问题。笔者发现,学界在使用“译入”和“译出”这两个术语时,各自的理解与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同一个名称,不同的所指,讨论不同的问题,导致彼此的观点相互矛盾,给读者带来很多困惑,阻碍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术语研究的角度切入,梳理三种不同的代表性观点,讨论存在的问题与观点冲突,澄清术语乱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2.主要观点与代表人物 从收集到的文献来看,翻译界对“译入”和“译出”两个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不同,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把外国文化译进来称为“译入”,把本国文化译出去称为“译出”;二是把从译者的外语向母语翻译叫作“译入”,从译者的母语向外语翻译叫作“译出”;三是把前两种观点杂揉在一起,在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之间游移不定,属于折中派。2.1 第一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讨论的是文化译入与译出的失18DOI:10.16362/61-1023/h.2023.02.004衡、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译出行为、译入和译出行为的区别、作品的接受效果等问题。具体到中国文化,就是中译外与外译中的区别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许钧、谢天振、王克非、张西平、李越等。笔者按照论著发表或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以期能反映出概念的发展演变。李越、王克非(2012:84)认为“译出指文学作品的选材、文本翻译、出版均由源语国发起实施,而作品的接受、传播发生于目标语国,是传播的间接方式;译入指文学作品的选材、文本翻译、出版均由目标语国发起实施,而作品的接受、传播发生于目标语国,是传播的间接方式”。这是根据“源语国发起实施”还是“目标语国发起实施”翻译活动来界定“译出”还是“译入”。谢天振(2014:7)指出:“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厢情愿地向异族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这个界定是从本国与他国、本族与异族、强烈需求与一厢情愿的关系来说明译入行为与译出行为的区别。许钧(2015:111)指出:“如果从翻译史的视角反观中国文化的译出,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与异域文化的译入相比均存在着较大的反差。”在此基础上,许钧针对中外文化译入语译出的不平衡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进一步思考中国政府主导下的译出行为,澄清了学界存在的一些迷思。张西平(2018:567)认为,“在人类的翻译历史中有两种翻译实践活动:一种是将外部文化译入本土文化之中。我们称之为译入。另一种是将本土文化译入外部文化之中,我们称之为 译出。”他根据“外部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界定概念。对中国文化来说,“译入”和“译出”指的分别是“外译中”和“中译外”。许钧、许多(2019:130)将“译出行为”定义为“由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主导、主动进行的中译外行为”。其中“主动”“主导”“中译外”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谁发起、谁主导、译介方向三个核心要素。这种界定基于作者文章中讨论的问题,针对的是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其他学者如吕世生、范武邱、高方、胡德香、鲍晓英等虽然没有针对两个术语给出明确定义,但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观点基本与以上几位学者一致,因此也归入第一种观点。2.2 第二种观点第二种观点也用“译入”和“译出”这两个术语,但表达的意思明显不同于第一种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文国、黄立波、王瑞、许明、蒋跃、张丹丹、李颖玉等。这些研究者都用“译入”表示“从外语向母语翻译”的意义,用“译出”表达“从母语向外语翻译”的内涵。潘文国在 2004 年和 2007 年两篇文章中都讲到“译入”和“译出”,其概念是指译者译入母语与从母语译出成外语的问题。他列举翻译史上大量从母语译向外语的翻译家,并从理论上质疑西方的“母语原则”,批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合做汉译英”的偏见。王瑞、黄立波(2015:98)认为,翻译研究中所谓“译入”是指由外语译入母语的翻译过程(trans-lating into ones native tongue),“译出”则是由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过程(translating into a foreign language),前者也被称为“正向翻译”(direct trans-lation)或无标记翻译,后者则称为“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是有标记的。冯佳(2018)也用“译入”与“译出”探讨译者的翻译方向,前者指“英译汉”,后者指“汉译英”,译者是翻译专业一年级研究生。这一点与其他人的所指又不同。同样都是“译入”与“译出”的对比研究,冯佳做的是英译汉与汉译英的对比,而其他人做的是中国译者与外国译者的对比。张丹丹(2019)藉由张爱玲的海上花前两回英译和孔慧怡对其两次修订的对比考察案例,探索了中国小说英译由译出到译入模式的修改与蝶变过程。作者将张爱玲英译的海上花列传的自译稿定为“译出”方向,认为“孔慧怡的两次修订更符合英语为母语人士的译入 模式”(张丹丹 2019:115)。李颖玉(2020)从陕西文学英译本语料库和陕西文学汉英翻译平行语料库中筛选出 5 部作品为研究语料,探索译入文本与译出文本之间的异同。值得注意的是:该作者选择的 5 部译本都有外国译者的参加,译本带有中外合译的性质。同时,李颖玉(2020:85)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经过一定校改的译本很可能无法完全展示译出文本特征,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用“译入”与“译出”来描述译者的翻译方向本来无可厚非,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与第一种观点同名歧义;二是“译入文本”与“译出文本”的概念界定与划分有待商榷。在这个问28陈大亮“译入”与“译出”的名实之辨题上,黄立波与王瑞的划分方法可以借鉴,但具体问题仍须进一步讨论。2.3 第三种观点虽然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对“译入”和“译出”的理解与界定不同,但每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概念界定一以贯之。第三种观点则比较复杂:有的游移在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之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有的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不加区分,等同对待;有的综合了两种观点的部分元素,再添加自己的东西进去。有些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第一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的区别,在引用这些代表性观点时把二者混在一起,无意识中偷换了概念而不自知。这类代表人物在研究生论文以及部分期刊论文中较多,不必逐个列举,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反映了术语乱象给年轻学人带来的负面效应。王颖冲对“译入”与“译出”的理解与界定前后有变化。在 2014 年的一篇文章中,她指出:“从发起地来看,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译介可以分为译入和译出两大类。前者由英语世界国家主导,后者为汉语世界的积极外推,逐渐从译出向译入拓展”(王颖冲、王克非 2014:33)。在 2018 年的中文小说英译研究中,王颖冲(2018:113)认为,“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历程中,也存在着译入和译出母语这两种翻译方向,通常被简化为是由中国人来译,还是由外国人来译”。辛红娟等(2018:26)指出“译入”与“译出”名殊理异,这是对的。但其概念的理解与界定值得商榷。作者把“译出”界定为“将本文化介绍到其他文化中去,意即从母语或惯用语言到外语或非惯用语言的翻译,以异文化的读者为主要对象”。这个定义把文化的译介方向与译者的翻译方向等同起来,不加区分。若按照这种界定的前半部分,即“将本文化介绍到其他文化中去”,这种“译出”与第一种观点类似。若按照后半部分,则其“译出”与第二种观点一致。若将前后合起来,这个定义就显得前后矛盾。在评价霍、杨译本的对比研究时,辛红娟等(2018:3)认为“对比更要从二者完全不同的翻译方向入手,杨译本系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行为,而霍译本却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行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翻译类型,不具有完全的可对比性”。两个译本是否具有可比性暂且不论,我们先聚焦这里的术语理解与界定问题。首先,“杨译本系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行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能把两人合作完成的成果说成是一个人的,“迄今为止,多数杨译本的研究成果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