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普代克《摩洛哥》中双重叙事动力下的非虚构书写_姜苓.pdf

20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美国文学专辑厄 普 代 克 摩 洛 哥 中 双 重 叙 事 动 力 下 的 非 虚 构 书 写姜 苓 内容提要：摩洛哥是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家庭游记。厄普代克在 摩洛哥中进行形式创新，模糊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利用非虚构事件的虚构化剥离出故事的双重叙事动力：显性的旅行叙事与隐性的冷战叙事。同时，故事中还运用了“消解叙述”、“不可叙述之事”和“未发生叙述”等不可靠叙事策略，瓦解显性叙事的稳定性，使显性叙事在持续的叙事断裂中展现出多种可能性，但所有的故事可能性都受到隐性叙事的牵引，使得故事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始终脱不了冷战叙事的隐性内核。关键词：历史征引旅行叙事汽车意象冷战叙事情感动力作者简介：姜苓，讲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及文化研究。Title:On Nonfiction Writing in John Updikes“Morocco”under Dual Narrative DynamicsABSTRACT:“Morocco”is one of John Updikes short stories about family travel.Attempting to blur the gap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Updike experiments in“Mo-rocco”with a new form:fictionalizing the nonfiction event,resulting in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within the story,i.e.the overt travel narrative and the covert cold war narrative.Meanwhile,the unreliable narratorial techniques in the story,such as denarration,the un-narratable and disnarration,serve to fracture the overt narrative and present various possi-bilities from the fissured narration.However,ultimately the various overt narrative possi-bilities are restricted by the covert cold war narrative,and thus the narratorial structure of“Morocco”remains constrained by cold war ideology.Keywords:appropriation of history,travel narrative,image of automobile,cold war DOI:10.16077/ki.issn1001-1757.2022.04.00421厄普代克 摩洛哥 中双重叙事动力下的非虚构书写narrative,affect driveAuthor:Jiang Ling is a Ph.D.candidate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China（610207）,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现实主义与真实感是他毕生追求的文学风格，当代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及当代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等都高度赞扬过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他不断探索现实主义手法的可能性，摩洛哥（“Morocco”,1979）就是他开始的尝试之一。小说故事主线是英籍美国人主人公“我”以回忆的口吻讲述携妻子及四个孩子在摩洛哥旅行的见闻，整个故事的风格更接近非虚构叙事。非虚构叙事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以对真人真事的记录为框架，呈现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独特观察。非虚构“以现实元素为基础”（Hollowell 15），兼具“纪实传统”与“文学传统”（Boynton 117）的特点，是“对现实世界的拟真性描述”和“模仿自然的文化产物”（张卫东11），因此一直被视为文学客观化与新闻主观化相结合的产物。率先试验非虚构叙事的是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它接合了传统新闻的客观性与虚构写作的主观性，为“达到更显著的情感真实或哲学真实”和适度“模糊事实与人物”（Weingarten 17）的目的，还创立了新的写作样式“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这种非虚构叙事的写作样式被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称为“非自然叙事”（unnatural narrative）。他指出，非自然叙事的本质“就是挑战所有常规界限，包括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基本分界”（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 67）。非虚构开辟了一块介于客观与主观、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地带，为厄普代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厄普代克以作品探索虚构与非虚构的模糊边界给作品带来了奇特效果。本文将通过对真实历史与故事事件的对比，剖析 摩洛哥中的非虚构写作，以期探索厄普代克在故事中注入此种手法的创作意图与政治意涵。一、虚构的非虚构事件厄普代克善于将真实的历史嵌入故事中，如他自己所言，他作品中所含的历史“比历史书上还多”（Updike,“One Big Interview”501）。时间的精确性成为他作品中的一大特色。精确性意味着“不能编造事实”（Kidder xviii），厄普代克通常会大量征引故事时间对应的真实历史事件，如他的“兔子”系列小说就分别征引了越战、反文化运动、石油危机和伊朗人质等真实历史事件。小说故事时间设置在1969年4月，同样征引了前苏联领导人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colai Podgorny）访问摩洛哥的真实历史事件。当主人公一家行至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时，摩洛哥国王正在接待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等带领的苏联访问团，因此，拉巴特所有的高级酒店都被预订一空，主人公一家无处安身只好去往下一个城市。据史实记载，波德戈尔内于1969年4月1日至4月6日对摩洛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历史事件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这让读者几乎相信 摩洛哥是一个非虚构的回忆录。但将这一故事事件与真实历史仔细对比就会发现，真实历史是波德戈尔内此次是单独访摩。显然，厄普代克对波德戈尔内访摩一事进行了22当代外国文学 No.4,2022虚构。他征引这一历史事件的用意除了增加故事的可信度，是否还有其它意图？这就需要深入考察1969年的国际局势与中东局势。从全球角度看，该时段处于美苏冷战中期，美苏双方都在调整竞争策略，在亚非拉第三世界范围内展开军备与意识形态竞赛，“进行势力和影响力争夺”（张现民107）。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独立浪潮发生在非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诞生了一批独立的国家，其战略价值因此被重新发现。摩洛哥地处非洲西北部，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摩洛哥自古以来就不断引来周边强国的入侵和殖民，古代的古罗马人、阿拉伯人和近现代的欧洲人曾先后来此殖民。各种文化在摩洛哥交织，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阿拉伯文化，其次是法国文化。摩洛哥自19世纪就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直至1956年才获得独立。这段殖民史使摩洛哥与欧洲及西方国家之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亲近性。因此，摩洛哥独立后依然保持着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冷战使得摩洛哥等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成为美苏意图拉拢的新目标。鉴于多种因素的考量，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除了对摩洛哥进行有限的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外，主要的竞争策略还是扩大各自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冷战的渗透破坏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使中东地区的局势更为复杂。故事中的时间与地点被置于全球冷战与中东冲突的语境里，波德戈尔内访摩的真实历史事件被虚构化为故事中的非虚构书写，除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感，更重要的是在故事中建构出更为真实的冷战语境，从而在故事显性的旅行叙事之下暗藏故事的隐性叙事动力，即冷战 叙事。二、显性的旅行叙事摩洛哥中采用了回忆录与家庭游记相结合的叙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力证主人公游客视角下摩洛哥的真实性。因为，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必定“包含其它可能性”（Prince,Narrative as Theme 36）。故事中的旅行叙事除了征引真实城市名称与城市历史之外，还刻意展现出汽车在摩洛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建构。故事聚焦于雷斯廷加、丹吉尔、阿加迪尔及萨菲等四座城市发生的“汽车事件”，拼贴出主人公声称的“真实的摩洛哥”。其中雷斯廷加与阿加迪尔的汽车事件确立摩洛哥人的汽车权力主体地位，而丹吉尔与萨菲的汽车事件则确立主人公的汽车权力主体地位，前者遭到后者的消解。雷斯廷加与阿加迪尔分别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与成熟阶段，因此关涉到的汽车类型和汽车事件也不尽相同。雷斯廷加关涉的是公共汽车，阿加迪尔关涉的则是货车，前者的公共汽车事件表征的是摩洛哥农牧民被迫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焦虑与惶恐。公共汽车顶部捆绑的鸡笼和地毯揭示了车里乘客的农牧民身份，他们伛偻的身形和身上的脏袍子透露出乡村生活的贫苦与城乡之间的差距。他们没有胆量与主人公对视透露出他们对乡村以外世界的焦虑与恐惧。公共汽车背后的权力作用在于迫使摩洛哥底层人从乡村流向城市，阿加迪尔的货车事件表征的是汽车对摩洛哥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与破坏。阿加迪尔的一辆货车碾压了一个小女孩，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仍端坐车上。当遇难孩子的母亲发出“震天动地的嚎哭声”并以沿街“来回奔跑”（Updike,“Morocco”4）的方式表达悲愤时，围观人群非但没有声讨肇事者，反而在这位母亲身后兴奋地追赶，试图将她制服。这一场景将汽车权力性对传统正义伦理的破坏暴露无遗。摩洛哥的城市秩序已经按照便利汽车持有者的原则重组，行人变得无足轻重。在围观人群的认知中，肇事司机的过错可以忽略，但这位母亲的行为却不可原谅，因为它破坏了新秩序。两个事件都以汽车为核心意象建构起权力关系即城市对乡村与汽车对行人的23厄普代克 摩洛哥 中双重叙事动力下的非虚构书写权力，勾勒出摩洛哥社会的汽车权力谱系，即以汽车持有者为代表的权力上层、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权力中层以及以乡村农牧民为代表的权力底层。这也是主人公声称的“真实的摩洛哥”的部分内涵。丹吉尔与萨菲所关涉的汽车事件都与主人公有关。丹吉尔事件是主人公从美国一家租车公司的丹吉尔办事处租了一辆雷诺汽车，从此告别了搭乘摩洛哥本地交通工具的窘境。租车事件的意义在于实现了主人公一家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移，空间是“对社会关系的粗暴浓缩”（Lefebvre 227）。萨菲事件是主人公行至萨菲时“误闯”红灯，他在意识到后并没有停车，甚至在发现交警在场时也没有停车。闯红灯事件不仅是主人公作为汽车持有者对交通规则的僭越，也是主人公作为英籍美国人对摩洛哥权力秩序的僭越，突显了他作为汽车持有者和英籍美国人的双重特权地位。英籍美国人的身份使闯红灯事件显现出更具政治意味的汽车权力地位。闯红灯事件后，故事描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这是为闯红灯事件正名，也是对前文建构出的摩洛哥汽车权力谱系的消解与颠覆。故事在此处将叙述者从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他（主人公）越来越确定，他的车牌号已经在这个君主制国家的警察网络中传遍了。警笛随时会响起，他会被逮捕他本打算忽略这个真实的摩洛哥”（Updike,“Morocco”5）。第三人称叙述表明主人公与叙述者拉开距离，叙述者所述内容变得更为客观可信，即真实的摩洛哥是一个布满秘密警察的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才是摩洛哥权力谱系的最顶层。君主专制被主人公称为“真实的摩洛哥”的本质内涵。因此，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