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主题下的观照和双线叙事——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望》_疏延祥.pdf

63作家作品研究李凤群已经完成了大江边（悲江 骚江 离江）三部曲，随着大望的完成，第二个三部曲 大风 大野 大望 也已全部面世，如果从写悲江算起，这两个三部曲大约花了李凤群十几年的时间，字数超过了一百万，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文学工程。更重要的是，这个文学工程都是聚焦安徽无为一个叫江心洲的农村从 1949 年到 2020 年 70 多年的历史，这是两部反映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历史，它从百孔千疮、穷苦不堪到繁荣富强，都在这一百多万字里能找到相应的段落。当然，中国农村即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后者，李凤群的以前的作品包括新近出版的大望，也有呈现。一大望虽然从 2020 年的新冠肺炎写起，但通过被遗弃的四个老人的回忆和讲述，也写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的种种变化。小说写的农村老人被遗弃并非只是江心洲的特例，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如果以“农村老人被弃养”作为关键词，搜索百度，你会发现有很多帖子都在描写或阐释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帖子多主题下的观照和双线叙事评李凤群长篇小说大望疏延祥内容提要：李凤群的大望以当下人们的种种生存困境为基点，在追问“灵魂”归所的同时显示“救赎”的希望。大望采取的是向前和前后两条线索的“双线结构”，一方面沿着谜一般的现状，向前进行破解；另一方面用回忆的方式回到过去，进行探究。在艺术手法上，大望吸收了西方小说和戏曲的荒诞艺术手法，借荒诞、变形的艺术手法写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不能沟通和失调。关键词：李凤群 大望双线叙事 荒诞DOI:10.14094/37-1482/i.2022.03.00164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名为隐秘的角落：被忽视的农村养老，这篇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可当我们谈到养老难题的时候，放眼望去，最先看到的就是城市，农村是被我们遗忘的角落。事实上，农村的养老形势比城市更为严峻，活埋母亲、不赡养老人、留守老人自杀这些社会新闻，个个都能引爆和触及农村养老的痛点。”由此可见，农村老人被弃养，已是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从理论上来论述这一问题，我不知道除李凤群以外，还有没有人以小说的形式来反映这一问题，但从我的阅读当今小说的范围来说，李凤群似乎是用长篇小说形式写农村弃养老人问题第一人。大望中四个老人都是 70岁左右，已经进入需要子女照顾的年龄，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活到七十，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已经是普遍存在了。但人 70 岁以后，体质各方面都会下降，在城市，70 岁以上老人多半都有工资，没有工资，也有比较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靠工资或者养老金基本能养活自己。在农村，国家层面的养老金极少，比如我的家乡安徽铜陵市枞阳县 60 岁以上老人才有养老金，以前每月 70 多元，现在才有 105 元，只是到了 80 岁以后，才每年加三百元。这个数字即使在农村也不够吃饭，一旦生病，那就是老人灾难的开始。我家乡周围的农村也有许多此类状况，一旦老人生病，儿女们会为照料和医药费的分摊引起纠纷。大望 中老赵，辛辛苦苦把儿子赵光军养大，考上大学，成了一名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医生，成了白领的一员，不仅如此，老伴去世后，老赵还帮儿子和儿媳料理家务。光军的上海女人只知保养自己，一大摊家务都撂给本是做老爷子年龄的老赵。老赵每天清晨给儿子买新鲜蔬菜，磨豆浆，打扫卫生，从学校接放学的孙子，家务工作日程满满登登。可是等到孙子上初中，不需要老赵照顾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子孙不再认识他了，辗转回到了大望洲老房子，幸好老孙的房子水电俱全，房子也够大，收拾收拾，勉强能住下来，才不致流离失所了。钱老师的三个儿子倒是普通的工人，分布在三个城市，他们严格按照分摊时间轮流养活钱老师，钱老师在儿子家，也是手脚不闲，发挥余热。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在去往另一个儿子的路上发生了偏差，从此找不到儿子们的家。即使后来找着了，儿子们却声称他死了，或者电话干脆打不通。可能有读者说，这和现实有些不符，诚实，李凤群的大望吸收了西方荒诞派的叙事手法，但现实农村中，不管城市还是农村，几个儿女为老人赡养问题扯皮、争吵，老人被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还少吗？钱老师不过是无数的个案的其中一个而已。根据隐秘的角落：被忽视的农村养老一文所说，2018 年，淘票票微博上名为23 25的闹钟的短片，引发了社会对于“老漂族”的讨论。“老漂”泛指背井离乡，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漂泊在大城市的中老年人，多为女性老人。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儿女们又忙于工作，很多老漂们与老伴两地分居，生活圈狭窄，精神孤独，可她们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累，但是开心，因为帮到了孩子。其实，“老漂”还应该包括大望中老赵、钱老师、孙老善这样的男性老人，他们大抵失偶，在儿子家都不是白吃白住，而是包揽了儿子儿媳的家务，一旦他们不被需要或者也需要人照顾时，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儿女遗弃。大望中三个男性老人中，孙老善的经济情况最好，他儿子孙小林家大业大，开饭店赚了大钱，真正是江心洲的大富人，还上了省里的新闻联播，可是他不是守法经营，他的名声是通过包装出来的，明明是自己做的农村家常菜，他要记者说这道“农家一锅香”，是孙小林跑到湖南偷师学艺，得了名师的真传。这种弄虚作假，再加上 2020 年的疫情，饭店等服务业首当其冲，倒闭是自然的。而孙老善的被遗弃，应该与此有关。大望中四个老人，老李是唯一的女性，她65作家作品研究的被遗弃估计是与新冠肺炎有一定关联，她有三个女儿，其中三女儿叶子在日本，新冠期间与母亲暂时失联，一旦恢复了联系，她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大望结束时，叶子就和母亲联系上了，并且给母亲办了到日本的登机手续，她成了四个老人当中唯一获得前程光明的人，而其他三个人则不知去向。二大望中，老李的情况略有不同，老李和国内的两个女儿失和，缘于她屡次打胎，缘于女儿们把父亲的死归咎于母亲，但是，女儿们也说了，如果老李承认是她的错，她们会接纳她。也就是说，老李和女儿们不来往，其实取决于老李本人的态度，这个事情涉及大望的另一个主题“忏悔”。老李是一个贤惠的女人，但是她和婆婆一样，想生个儿子，给丈夫小陶也即陶家留个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李和许多农村人一样，他们虽然生在新社会（大望中四个老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封建政权早已灰飞烟灭，但封建思想依然顽固。生一个儿子，完成传宗接代，对于女人来说是天经地义。而生儿生女，根据现代科学，并非决定于女子，但这样的科学，在封建思想浓厚的农村，连本是女性，作为柔弱的一方的老李也不会接受，她只知道一胎一胎地怀，只要做 B 超是女孩，就打掉，即使孩子已经成形，也在所不惜。在莫言的蛙中，做这种事情，有政府参与，动用政府力量。而在大望中，老李主动要医生这样做，老李的大女儿大香一次又一次地目睹母亲这样做，在她看来，这是对她一个又一个妹妹的残杀，她受不了这种残酷，从小和父母、奶奶，尤其是母亲老李，就感情疏远，一旦初中毕业，仅仅 17 岁就离开家庭，与家庭断绝关系。老李在与亲人、社会绝缘的时候，本可以和她联系，但她开不了这个口，在四个老人被遗弃在近乎荒岛的江心洲时，老李回忆这个往事时，她的罪感是明显的。李泽厚曾经对中国文化表述为“乐感文化”，它不仅是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高度概括，更是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对中国人诗性智慧的精辟总结。在李泽厚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为立足点，以“情本体”为核心，注重个体的感性生命，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精神，关注世间幸福、人际和谐，是一种注重涵养人性、寻求人性完满的文化。而忏悔意识显然是“罪感文化”的范畴，西方的“罪感文化”起源于西方的“原罪说”，“原罪说”中的“罪”，指的是一种“罪性”，并非一种“罪行”。如圣经中列举的“七宗罪”：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淫欲和暴食。这“七宗罪”与其说是“罪”不如说是“欲”只有时刻警惕和节制这些欲望，人才不至于犯罪。西方的“罪感文化”正是由此发端，逐渐形成原罪文化的核心内涵，即它特有的忏悔意识、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按照目前学界的认识，“罪感”和“忏悔”意识都是西方文化的范畴，是舶来品。难道中国人做了坏事，就不会良心发现，就不会忏悔？我觉得，中国人的忏悔和本土化的佛教有很大关联。说起忏悔，恐怕最出名的是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忏悔录中的“忏悔”，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忏悔这个词其实来自佛教。忏和悔这两个词都来自梵语，“忏”是音译，“悔”是意译。“忏”这个词来自梵语的“忏摩”，如果意译，意思是请忍，请求忍受我的罪过。“悔”，是中国本来就有的词，如懊悔、悔过、亢龙有悔，等等，但佛教的这个悔，是对梵语的意译，所以和中国原本的悔字有差异，主要的含义，是通过66百家评论2022 年第 3 期 总第 58 期对过去罪过的改正，来修好将来。虽然都叫忏悔，但佛教的忏悔和西方宗教的忏悔完全不同。西方宗教的忏悔，是通过自己在上帝面前忏悔，求得上帝的原谅，从而期望得到上帝的救拔。而佛家的忏悔，是通过对以往罪孽的忏悔，实现自我救赎。因此，我觉得中国现当代小说像郁达夫的忏悔意识，可能更多地来源于佛教，学者谭桂林在引用郁达夫的 西游日录：“一到山门，在这夜阴与树影直竞的黑暗网里，远远听到了几声钟鼓梵唱的催眠暗示，一种畏怖、寂灭、皈依、出世的感觉，忽如雷电似的向脑门里袭来。宗教的神秘作用，奇迹的可能性，我们在这里便领略了一个饱满”这段话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体验与感悟，成为郁达夫后期创作“欲望净化”倾向的心理基础。对此，郁达夫是自觉的又颇以自许的。谭桂林这里的“宗教”指的主要是佛教。显然，郁达夫的 沉沦 中的忏悔意识也应该在佛教的“欲望净化”意义上加以论述。悔罪意识各个宗教都有，不独基督教。从基督教进入中国以来，的确影响中国，连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是在笔者看来，佛教在中国比基督教的受众更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基督教堂很少，佛教堂很多，差不多每个有名的哪怕不到二百米的小山都有佛教的庵堂。所以尽管近年来 70 后作家像乔叶、王十月、李凤群的小说都有忏悔意识这个主题的出现，如乔叶的认罪书，王十月的人罪，李凤群的大望，但是这种忏悔意识是基督教的呢？还是佛教的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深入讨论的，我个人认为，至少李凤群大望中，其忏悔意识更多地契合于佛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追溯到 红楼梦，刘再复认为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很形象地表现为“欠泪还泪”意识。还泪意识首先表现在小说文本中的故事结构：男女主人公的前身神瑛侍者（贾宝玉）与绛珠仙子（林黛玉）曾有过一段因缘际会。仙子原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修成女体。后来得知神瑛侍者下凡，她也跟着下凡，并抱定在凡间用眼泪还清“甘露”之债。大家知道，还债和报恩是佛教的基本意识之一。因此红楼梦中“欠泪还泪”的忏悔意识和基督教以及罪感文化无关，它是中华本土的佛教罪感意识的体现。这一点从曹雪芹的生平也可以印证，目前还没有史料表明曹雪芹和传教士有什么关系，尽管曹雪芹生活的时代，传教士已经渗透到中国。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讲清这个问题，是因为目前学界和读者一提到“忏悔意识”，大都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忏悔意识”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稀缺资源，所以论述“忏悔意识”，都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如“平庸之恶”，英文为 The Banality of Evil，是一个哲学术语，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大望中，李凤群通过钱老师之口，也提到平庸之恶，但这应该是李凤群的理论思维，因为近年来，“忏悔意识”是文坛的热点，关于这类文章，她不可能不关注，而她在大望中提到的罪感和忏悔意识大抵是佛教意识的体现，比如李老师的堕胎，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