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_郑思佳.pdf

2023年第2期1948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建设面临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建设目标。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工业建设，亟需文艺发挥作用鼓舞士气。于是，文艺界在要求知识分子作家深入城市、扎根工厂、服务工人，接受无产阶级教育与洗礼的同时，积极从“人民”内部挖掘与打造“文艺新军”。于是，“工人”不仅成为了文艺表现的中心，同时在“普及与提高”的培育路径下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真正实现了“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询唤”。本文以东北日报（1948-1954）为中心，重返鲜活的历史现场，探究工人创作和工人题材创作对“人民性”文艺观凝铸的逻辑、路径与意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完善与发展“人民性”的当代内涵，进行不忘初心、不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文艺创作提供参考。一“人民性”文艺观的发展逻辑“人民性”是汲取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资源，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文艺观念，其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时代思想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自然转换。从“人的文学”到“大众文艺”“工农兵文艺”，再到“人民文艺”，这正是在从“人的解放”到“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的历史逻辑转换下，“人民性”文艺观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呈现。“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旨归，尽管以召唤“人”“人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性”间存在相互抵牾的矛盾，但本质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基础。张福贵认为将“人的解放”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链条中加以把握，它指的是“人的解放全面实现的过程”，包含着“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乃至“人的发展”等“人的解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内涵。实际上，“人民文艺”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五四”前期，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强势入侵，非人道、非理性的传统礼教吞噬着“人”的天性，于是召唤一个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且拥有与传统社会和西方势力对立冲突勇气的“现代个体”，成为“五四”文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郑思佳周珉佳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之际，在工人阶级地位确立、新中国工业建设肇始之时，以工人主体的创作实践应运而生，为新中国文学刻下了无可取代的“工人”印记。这一时期工人创作景观的繁盛，是文艺界贯彻新中国“人民文艺”思想的成功实践和打造“文艺新军”的有效范本。广大工人群体在“普及与提高”的培育路径下实现了作为人民主体的“身份询唤”。而工人真实朴素的创作经验也作为新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文学传播中，促成了对“人民”的塑造和对“人民文艺”的反哺。关键词：工人创作；人民文艺；东北日报158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40化界的普遍共识。正如罗岗所说“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五四”落潮后，国内外矛盾更加复杂，帝国主义势力愈演愈烈，英雄主义式的“个人”逐渐陷入“娜拉出走”后的迷茫。加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势干预，一场反帝、反资、反压迫的革命浪潮悄然而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文化建设时，强调中国社会当前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抗中，“五四”以来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为指向，着眼于“个人觉醒”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被重新审视。“阶级的解放”取代“人的解放”成为历史的正面力量，“人的文学”也在“大众化”的文艺实践中趋于边缘。1933年3月9日在左翼秘书处扩大会议关于“左翼”目前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左翼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而对大众的认定，郭沫若认为大众应当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郑伯奇认为应是“中国劳苦弟兄的最大多数”；茅盾则认为大众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尽管“大众”内涵仍不明晰，但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得到了认定。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重塑了文艺与人民间的关系，开启了知识阶层向工人、农民等群众趋近的历史潮流，推动了文艺向人民生活的主动跳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左翼知识分子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这些作家只能“麋集于上海一隅”，加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仍带有“化大众”的启蒙姿态，因此他们的创作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人民的真实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生死存亡构成了文艺发展又一历史逻辑。尽管“延安文学的前期，就是左翼文艺的延续”，但随着城市逐渐被侵略者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深入乡村，面对众多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民群众，文艺若想动员其投身革命斗争，就必须与在“大都市背景”中生长的“新文学”传统发生某种断裂，从而建构一种“从人民中来，一切为了人民”的“新的文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重新论及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界定。讲话在规定了“人民大众”范围的基础上，重申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人，因为工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I1同时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体、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I2并进一步说明了文艺的民族性和党性问题。于是，在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战地文艺的实践中，“人的文学”历经思想启蒙、经济翻身和民族救亡的历史锻造，也逐渐走向了真正的“人民文艺”的发展阶段。随着革命战争的逐步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I3。新中国建构现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对“人民文艺”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呼吁文艺“首先需要熟悉工人”。I4随后，全国大小期刊、报纸都刊载了大量关于服务工人的文章，1949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就刊登了张沛的文章工人人民文艺的重要主题，文章指出在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刚刚恢复的关键时期，“大量的表现工人”是“完全可能和必需的”。此外，还特殊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另一重大任务，是“培养工人自己写作，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I5。随后，郭墟、沙英、杜印、马可等也先后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培养工人写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他们认为“翻身的工农大众需要自己的文艺”I6，而他们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而真实”，且“思想性政治性表现得十分尖锐，十分明确”，I7因此要“特别重视群众自己的创作”I8，要“帮助工人把自然形态的豆芽菜提高一步”I9。于是，“工人”不仅成为文艺表现的中心，更在文艺工作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1592023年第2期者的帮助下，成长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共同推进“人民文艺”为人民、为建设的历史目标的实现。二“普及与提高”下的工人作者培育讲话以来，“工农兵”逐渐被推向文化舞台的中心，然而当文化言说空间真正向工农兵群体敞开时，他们却普遍遭遇了“无法说”的困境。因长期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根据1949年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文教部的试点调查结果显示，全东北城市居民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78%，而作为工人主体的“青年和成年”居民的文盲、半文盲率也达47.32%和80.6%。20在这样的文化教育基础上，全面铺开培养工人作者的计划可谓是天方夜谭。因而，“普及与提高”就成为工人作者的培育路径。“普及与提高”是讲话针对文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情况提出的发展命题，指出“人民”始终是“普及”与“提高”的基点，强调文艺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基于新中国前后东北人民的文化情况，“普及”仍是工人作者培育的前提。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文教活动，据王正解放以来的东北文化一文记录，自日寇投降的半年内东北就不断发展“代表人民”的文化，创办 东北日报安东日报等报纸二十余种，东北青年 东北文学等杂志30余种，建立70余个地方剧团，成立20余个文学团体，“以最大的努力在广大的民主地区建立民主的文化”21。但因当时党的工作仍以革命为中心，面向工人群体有针对性的文化普及教育尚未完全展开。直至东北全境解放，工业建设陆续恢复，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22，工人的文教活动在环境与组织的双重保障下才得以全面推进。而在“普及”命题下，工人的文化培育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扫盲。通过出黑板报、墙报、壁报，开办识字班、文化夜校等方式，不断降低职工的文盲率，使工农大众掌握文化科学，获得斗争与建设的武器。东北日报在1949年初就陆续刊登了工人创作的墙报、壁报23作品选。1950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试行开展识字运动及业余补习教育的决定。截至7月，东北地区已有文化夜校和识字班三千八百七十四所，参加学习的工人有二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人，约占全体文盲工人的百分之三十24，文化扫盲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二是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解放初期，东北各地就举办了大量的短期政治训练班，以上大课的方式，进行了普遍的政治启蒙教育。经过基础的政治教育后，工人要求系统的政治学习，加之解放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需要广泛地参与国家建设，于是各类工人大学相继成立，不断充实工人参与国家建设的知识和技能，树立了其主人翁的观念。随着文教活动的“普及”，工人群体的文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渐摆脱了“无法说”的困境。然而，“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25。在文化培育中，工人不再满足于“接受”，开始渴望发展自己的文艺。而将工人“提高”的需求变为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工人文艺阵地的搭建。1948年以来，东北日报“文艺副刊”所刊文章除当时的文艺政策、评论、事件外，出现了大量工人个人或集体创作的作品，这得益于当时通讯员网络的建立。1948年12月12日东北日报发表了本报移沈出版的社论，指出了在大产业大工业相当集中，工人众多且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当下，建立工人通讯网，反映工人群众生活、生产和各种活动的必要性。次年2月25日在“新闻通讯”副刊，东北日报 正式公布聘请第一批工人通讯员。截至 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就建立了32个工人通讯组，289名通讯员，平均每月接收工人稿件500余篇。26为了加强与工人通讯员的联系，东北日报于1951年3月24日，又在沈阳市工业集中的铁西区建立了“工人通讯站”27，工人和工人通讯员写了稿件，可以直接交到通讯站；要写什么题目，也可以与通讯站的同志面谈商洽。工人作家王维洲便是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成长起来的，作为鞍钢中型轧钢厂的一名通讯员，他“时常揣着通知书、公函、文件，来往在科室和车间之间，来往在兄弟厂矿之间”。恢弘的工业建设场景和高涨的工人建设热情于他而160言，“充满了快乐和新鲜”28，于是他试图通过创作表达心中的喜悦，仅1952-1958年间他创作的诗歌就有三百余篇，其中挑水工（诗）钢厂情歌四首29等作品曾被文艺学习刊载。借由健全、发达的通讯员网络，工人业余文艺创作逐渐发展起来。此外，文化界也非常注重培养工人作者，尤其重视老作家对文学新人的指导。刘芝明在沈阳市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工人成为作家的可能性和重要性，要求职业作家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们取得密切联系。30郑文也突出强调了要“加强职业作家对业余文艺作者的指导”31。于是，培养文学新人成为老作家的职责使命，同时也是他们进行人民文艺实践的重要部分，而在其中，老作家草明堪称表率。1954年，草明响应号召落户鞍钢，与广大工人为邻。在鞍山文联的帮助下，草明开始创办工人文艺学习班。学习班以讲话 为精神旨归，以“讨论研究作品”为具体形式，围绕“形象思维、描写、叙述、结构、人物刻画、矛盾冲突”32等内容进行讲授，自1955年起每年举办一期，连续坚持九年。“九年中大概训练了二三百人”33，这其中便有李云德、王世阁、王维洲、徐光夫、朱建章等工人作家。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人文艺园地的开辟、工人文艺组织的建成，工人逐渐实现了文化层面的“翻身”，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