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艺的国际时刻——从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出发_林秀.pdf

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对于中国的“十七年”文学而言，激动人心之处不仅在于它与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国内政治的同构性，还在于它同样参与了世界冷战中的许多重要的国际时刻。而后者常常为当下的研究者所忽略，比如本文要重点考察的1958年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历史上的亚非作家会议横跨两大洲，波及全世界，历时十余年，曾有五十多个国家数百名来自全世界的作家参与其中，可以说是一种超大规模的跨国的有组织有影响的文学运动，也是东方现代文学史上，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事件。然而这些对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本该值得中国当代文学史详细书写的会议却很少见诸国内学院体制的文学史教科书，连研究者也寥寥无几，甚至迄今为止我们还找不到一部关于亚非作家会议专门的完整的资料集，仅有的一些记录也只零散地出现在一些亚非国家的报刊和书籍中。因而，本文想重新拾起1958年的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也称为“塔什干会议”），试图通过这次会议的进程审视1950年代末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展开的构想和讨论，以及对即将到来的1960年代世界的认识与想象。一、亚非作家会议始末亚非作家会议的前身是1956年12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由15个亚洲国家作家代表参加的亚洲作家会议。而1956年的亚洲作家会议又是1955年以争取民族独立，团结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为主旨的万隆会议的产物。1956年，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周扬为副团长，包括老舍、冰心、叶君健等人的作家代表团赴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女诗人茹尔菲亚建议这样的会议下次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举办。这个建议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并且于1957年12月在开罗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会议上通过决议。这是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的肇始。1958年10月7日，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正式召开，四十多个亚非国家二百多个作家汇聚塔什干。此外，会议还邀请了欧洲和美洲的十二个国家的作家作为观察员列席。中国则派出了由21名作家组成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以当时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为团长，以周扬、巴金为副团长。团员当中一部分人曾参加过1956年的亚洲作家会议，如冰心、叶君健等人。不同的是，此次代表团增加了多名少数民族作家和苏俄文学研究专家，前者有纳赛音朝克图、祖农哈迪尔、玛拉沁夫等，后者以戈宝权为代表。会议历时六天，主要讨论了两项议程：“（一）亚非各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为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在反对殖民主义、保卫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的作用；（二）亚非各国人民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联系。”此外，会议还讨论五个具体专题：“（一）儿童文学及其教育意义；（二）妇女对文学的贡献；（三）亚非国家戏剧文学的发展；（四）广播、电影、剧院与文学的联系；（五）发展亚非作家之间的友好接触。”从参会的主体国家和会议的主要议题不难看出，塔什干会议展现的是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国家对“文学”的认知和对“世界文学”的建构。在这里，“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纯文学”。“文学”并非自足的，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有在反对殖民主义，促进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确认；另一方面，“文学”也并不只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广播、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同样是文学会议讨论的重点。由此建构的“世界文学”中“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壁垒就东方文艺的国际时刻从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出发林秀134DOI:10.14065/ki.nfwt.2023.02.028打捞历史被打破了。可以说，“文学”即“世界”。再进一步，第三世界国家还把“世界文学”关注和书写的重点转到了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确立了新的“世界文学”的合法性。而这也正是会后作家们一致称颂的“塔什干精神”。赫鲁晓夫在1958年10月22日于莫斯科招待亚非各国作家的酒会上解释了“塔什干精神”：你们所理解的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是各族人民的文化巨匠们，在为了人类的伟大目标所进行的斗争中要能相互友好了解与合作；就是作家要和自己的人民的生活紧密联系；就是文学要积极参加你们的国家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而在那些已经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地方则是积极参加新生活的建设。1958年10月13日，塔什干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亚非国家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并决定在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成立由加纳、印度尼西亚、喀麦隆、中国、阿联、苏联、苏丹、锡兰、日本的作家代表组成的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会议还建议成立同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联系的亚非各国自己的委员会。为了响应该号召，中国作协成立了“中国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由茅盾为主席，刘白羽、萧三为副主席，杨朔为秘书长。同时，塔什干会议接受了阿联作家代表提出的1960年在开罗召开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提议。由此，亚非作家会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历次的亚非作家正式会议之间还夹杂着几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又称“开罗会议”）正式召开要等到1962年。在此之前，1961年3月在日本东京就召开过一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讨论当时的亚非形势和作家的任务。在这些作家会议中，当时许多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尚未建交的国家的作家得到了进一步交流的机会。1962年的开罗会议延续了塔什干会议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题，提出“文学的目的是要赋予人类以自由、文化、安全和进步”。选择在开罗举办，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因为开罗是“两大洲地理上的连接点和纽带”，是“一个正在孕育和变革中的世界的交叉点”。因而，相较于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这次会议更加具体、详细地讨论了世界各地的局势和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状况，从阿尔及利亚到古巴到朝鲜到越南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状况都是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讨论的重点。开罗会议的另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是“翻译”问题。开罗会议指明了亚非国家的翻译活动前进的方向：应当集中翻译关于现代问题的作品，应当特别注意展望未来的儿童文学，应当优先翻译通俗易懂的易被群众接受的作品，应当加强翻译拉丁美洲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的作品，应当翻译包括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各个方面的作品。开罗会议同意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提出的下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邀请。然而，随着60年代初中苏的公开论战，第三届亚非作家正式会议便搁浅了。尽管1966年6月19日，一些亲苏作家还在开罗举行了一次所谓的“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上要求撤换前两届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的秘书长，且要把常设委员会迁址，因此被主要的亚非国家认为是“非法的”。为了回应此次会议，以中国为首的亚非国家于1966年6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强烈谴责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分裂行为。在此之后，苏联主导的亚非作家会议还举办了几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然而中国已不再参加，故本文不再详述。相较于赫鲁晓夫对塔什干会议总结出的“塔什干精神”在中国文艺界得到的普遍赞同和宣传，从开罗会议回来的中国作家们在传达和报告开罗会议时已经只字不提苏联此次的参会情况和会上发言。纵观历次会议，从新德里会议到塔什干会议到开罗会议再到北京会议，是20世纪5060年代亚非两大洲团结、交流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是苏联在亚非事务中从参与者到主导者到敌对者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身份转化过程。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学与政治的一体两面，亚非作家会议和中苏两国政治及外交关系发展是同步的。而塔什干会议之所以更值得关注，不仅在于它对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世界文学影响更大，还因为在它建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1950年代末中国的文化政治对苏联道路的复杂态度，以及中国作为新兴共和国在世界中确认自身主体性的方式。二、文化与冷战如果说1958年文艺报上的“再批判”专辑是国内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那么塔什干会议可以说是一次国际文艺战线上的大辩论。这种辩论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正如1956年亚洲作家会议135南方文坛2023.2Southern Cultural Forum是万隆会议的衍生品，几乎每一次亚非作家会议的前后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塔什干会议也跟战后国际政治相辅相成。对中国而言，作家会议有时也是政治行动。新中国的作家基本上都纳入国家体制之中，中国参加塔什干会议的作家中有多位来自政府部门，兼具政府官员的身份，比如杨朔、戈宝权等人都在外交部任职。参会作家主体来自中国作家协会。1950年代的中国作为新兴共和国与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因而中国作家协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外交工作，是国家外交之外“民间外交”的主体。负责塔什干会议主要筹备工作的作家郭小川就曾在日记中记载说，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会议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表示怎样的态度和发表什么导向的言论，外交部都有过指示。出席塔什干筹备会议之前，不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开过多次会议研究讨论，作家们还曾到国务院对外办公室听取指示。参会过程中，他们也需要通过大使馆随时向国内通报会议情况。1956 年的亚洲作家会议上，中国作家还声称“来参加此会，无非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交流文化，巩固和平之意”。到了1958年的塔什干会议，中国作家已经不回避政治争议和文学的历史责任。1958年世界政治局势也深深嵌入了塔什干会议。在大会举行期间，发生在中、美、苏之间的台海危机也被中国作家带到了塔什干。郭小川在寄自塔什干一文中提到：“两三天来，自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增兵、杜勒斯发出那罪恶的声明的消息传到这儿以后，立即成为我们会后谈话的中心。”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将亚非作家会议简单地视为政治对文学的侵犯。1958年的台湾问题，中苏两国在政治上裂痕明显，然而在亚非作家会议上中苏两国作家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缓和了紧张感，并试图寻找政治上的突破口。因此，也可以说是文化/文学事件主动参与到冷战危机中，并推动着世界历史朝前发展。文化问题是冷战问题，而冷战问题同样也是文化问题。亚非作家会议之于中苏两国的转折意义，不仅体现在中苏两国对会议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它也是世界政治运动转型的一部分。它与战后的世界和平运动实现了呼应、互动和同构。世界和平运动是20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的重要内容，而当下所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曾记录或提及1950年代的世界和平运动，因为文学界只将世界和平运动视为世界政治领域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追踪一下世界和平运动，就会发现世界和平运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世界文化运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前身，其实是“世界和平知识分子大会”。它最初是1948年在苏联共产党的倡导下一群爱好和平的知识分子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从它的起源就可以看到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界和文化界。进入50年代后，文艺在世界和平运动中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毕加索的石版画和平鸽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象征。195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之时，其主席团成员中就有多位知识分子，超过一半的成员是文化、艺术界的工作者。而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振臂高呼的文化界人士我们所熟识的就更多了，有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爱伦堡及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德国诗人贝契尔，中国作家郭沫若，巴西作家阿玛多，著名智利诗人聂鲁达等。这些文人作家们在会上不仅号召停止战争裁减军备，甚至在会上朗诵诗歌。印度诗人伐拉多兹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就朗诵了他献给和平斗争的诗。同时，世界各国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也多是由各国国内的文艺界人士担任。苏联著名演员、表演艺术家吉洪诺夫20世纪 50 年代就担任过苏联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是郭沫若，印度作家穆拉克拉吉安纳德也担任了印度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因此，世界和平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文化交流运动。万隆会议的最后公报中曾把“亚非国家文化合作”放在了第二项的显要位置。而早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就通过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决议，要求“各国分会组织剧团、乐队和舞蹈队及卓越的文艺代表作轮流演出，并放映电影；组织音乐会，使听众熟习别国音乐；组织艺术展览会及组织民间艺术展览会；广泛邀请别国代表参加本国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纪念日；在别国庆祝这些纪念日；翻译文学作品和出版与演奏音乐作品；交换这些作品，并交换